《荒野中的哲學家》：在“扎根”與“游牧”中探尋哲學新場域

近日，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荒野中的哲學家》新書分享會在上戲藝術書店舉行。該書作者、復旦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孫寧，與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余明鋒圍繞“游牧與扎根：荒野作為哲學的場域”這一主題展開對談，一同探討“荒野”如何為哲學思考帶來清新空氣，并重塑我們的生活理念。

“游牧與扎根：荒野作為哲學的場域”《荒野中的哲學家》新書分享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一次哲學寫作的“游牧”

分享會伊始，孫寧講述了《荒野中的哲學家》的創作緣起。孫寧坦言，這本書源于自己在撰寫學術專著《古典實用主義的線索與視域》時，對書中知覺與實在的關系這一主題下關于愛默生、梭羅等思想家未盡的思考。學院哲學的寫作范式限制了他對這些人物的進一步研究，于是他選擇以一本“小書”的形式，跳脫出固有模式，用另一種風格來處理這些令自己感興趣、想要深入探討的哲學性話題，“這本書最終取名為《荒野中的哲學家》，主要探討美國的自然主義寫作者。雖然主題詞是‘自然’，但我特別聚焦于‘荒野’這一更狹窄的切口，借此探討四個哲學話題：感知、主體性、物與物性，以及對哲學活動本身的思考。這些討論雖具哲學性，但我試圖將它們與每個人對生命的關切深度結合。”

《荒野中的哲學家》

作者：孫寧

版本：上海三聯書店 2026年1月

“‘荒野’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在前工業時代，荒野在宗教和文學想象中常被視為威脅。”孫寧梳理了“荒野”概念的歷史變遷：在前工業時代，荒野在宗教與文學想象中常被視為充滿威脅與恐懼的神圣/惡魔之地；到了工業化時期，荒野被去神圣化，成為待開發的資源，開發荒野被視為進步和文明的象征；而在后工業時代，荒野則被視為純凈、真實的治愈場所，是現代人逃離城市喧囂、尋找慰藉的“瓦爾登湖”。然而，他也指出，愛默生和梭羅早已提醒我們，刻意尋找荒野體驗可能淪為一種帶有表演性的“媚俗”行為。

“我為什么選擇美國的自然主義寫作者？”孫寧表示，“因為歐洲的荒野早已被馴化為田園、牧場或森林公園。對歐洲人而言，自然更多與田園牧歌和鄉愁相關。美國人則更傾向于以進步主義視角看待自然，特別是未被開墾的荒野。這與美國的歷史相關，西進運動的精神將向荒野進發與道德、精神考量深度交織。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在《美國哲學的文雅傳統》一文中，提煉了美國精神中的兩個對立傳統：一是以加爾文主義和超驗主義為代表的‘文雅傳統’（genteel tradition），象征殖民風格大廈與女性氣質；二是以威廉·詹姆斯為代表的‘年輕精神’，象征摩天大樓與男性氣概。這種刻畫方式雖然有值得商榷之處，但表達了美國自然主義寫作中的拓荒精神。”

尋找安身立命之所

對談的主題“扎根與游牧”是《荒野中的哲學家》一書中涉及的一對重要辯證概念。孫寧對此闡釋道，“扎根”意味著人通過身體處于具體場所中，思想深深植根于場所。梭羅認為大多數人根基淺薄，易于移植。若能在自然中扎根，思想便能根深蒂固，支撐更豐盈、有韌性的精神世界。“游牧”則意味著不斷改變位置，探索新的可能性，主要由德勒茲（Deleuze）和伽塔利（Guattari）在《千高原》中提出，它強調去領土化和再領土化的創造性實驗。在自然主義者看來，走向荒野并非永不停止的移動，而是在某處扎根。扎根之處不是理念、世界或神圣的領域，而是“我”在某個場所中所處的具體位置。

“在荒野中，我們可能感受到深刻的歸屬感，意識到自己是自然循環的一部分，從而從日常壓力中得到解脫。康德所說的‘崇高感’也可能在荒野中被喚起，那種壓倒性的力量既令人恐懼，也帶來神圣感。”孫寧分享了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的一段話，石頭承載重量卻拒絕被穿透，色彩閃爍發光卻在被測定為波長數據后消失，大地讓任何穿透它的企圖破滅。這與愛默生、梭羅的洞見相似：測量無用，真正的感知需要放棄過度干預。

孫寧意在刻畫扎根與游牧之間永恒的張力。自然主義寫作者在走向荒野時希望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位置，但這個位置并不固定，走向荒野是一場持續的實驗，位置可以不斷變動，也就意味著不斷尋找，從一個很寬泛的視角來看，這本小書也是在探討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安身立命。在荒野中，我們可能感受到深刻的歸屬感，意識到自己并非被隔絕的孤立個體，而是自然循環的一部分，從而從日常的壓力中解脫出來。康德所說的“崇高感”也可能在荒野中被喚起，那種壓倒性的力量既令人恐懼，也帶來充滿震撼的神圣感。孫寧強調，若只閱讀，《荒野中的哲學家》仍只是知識；真正的荒野體驗需要親身走向荒野。

孫寧透露，自己的下一本書是《象征動物：人工智能時代的人論》，“在AI時代，我們狂熱于模擬人的思維，但自然主義者啟示我們：或許更應思考人能否像其他事物一樣思維。真正的扎根之處，可能不是變得像人，而是讓人變得像其他存在。人類學家科恩（Eduardo Kohn）在《森林如何思考》中寫道，若要在這個被‘太人性之物’所占據的不確定時代幸存，我們需主動培養像森林一樣的思考方式。這與自然主義哲學家的思考相通。在書中討論主體性時，我得到的結論是：我們需要交出主體性，學著放手，才可能以更好的方式重新獲得它。”

對過度規訓的學院體制的反思

余明鋒從當今學術體制的角度指出，寫作這樣一本書本身就是一種“走向荒野的游牧精神”。學者的工作高度規范化，這雖有利于公共交流，卻也約束了思想的野性。而思想的本質恰恰是野性的，需要沖破既有范式。余明鋒認為，孫寧的寫作是一次“哲學思考的荒野行動”，包含著對哲學現狀的反思、不滿與沖破。

在這里，余明鋒分享了兩點閱讀感受。第一，關于感知。他認為本書啟發我們思考感知的深淺問題，而非傳統的真假問題。城市生活高度功能化，感知被抹平；而荒野的意義在于提供一種“迷失感”，打破堅固的主體性，讓感知真正打開，這時便需要借助隱喻等詩意表達。第二，關于哲學本身。余明鋒認為，真正的哲學是自我認識與自我解放的行動，需要“繞道荒野”，借助荒野打開自身，重置我們對世界的經驗基礎，以重建在現代社會中日益喪失的歸屬感。余明鋒說：“今天，我們依賴科學知識系統，但若其基于貧乏而非深度的經驗，我們能否據此塑造對世界和自身的認知……我仍試圖尋找哲學新的生發可能——在豐沛經驗基礎上，重置對世界的理解。哲學在今天仍有事可做，它是一次面向荒野的精神冒險，旨在重建我們在世界中的歸屬感。今天，無論科技經濟如何發展，我們常感到無根、荒誕。哲學思考通過繞道荒野，可以重新進行扎根的行動。哲學不能替代我們去荒野，但在精神上，它引領我們冒險，并尋求重建家園感。”

孫寧在回應中坦言，《荒野中的哲學家》的寫作源于近二十年哲學工作后的“職業倦怠”，希望跳脫學院方式來做哲學。但與此同時，孫寧也指出一個吊詭：任何反哲學的工作，其實仍在以另一種方式做哲學。無論是學院還是非學院方式，都是對世界的理解。孫寧表示，這些荒野中的哲學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每個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聲音和立場。

“在當代社會，我們幾乎完全置身于各種概念和語詞制造的標簽當中。例如，參加品酒會時，人們會用‘莓果味’‘泥土味’‘前調’‘中調’‘后調’等標簽來描述紅酒。你使用的標簽越多，似乎你的感知能力或品位就越微妙、越豐富。但像伯格比這樣的自然哲學家認為，在荒野中最大的感受應該是‘無言’的體驗，不被任何語詞或概念污染。他說，荒野是語言的出處，但其本身未被概念化。遺憾的是，人作為社會性、語言的動物，不得不使用語言標簽來表達感知。現在要做的是如何從表面的感知，進入更深層次的感知。”面對當代社會無處不在的概念標簽對感知的裹挾，孫寧認為，荒野哲學家提出的通過“強行位移”以刷新感知的方式是一種理想，我們只能在現實中無限接近，在“扎根”與“游牧”的張力中，保持反思與探尋另一種可能性的意愿。

記者/何安安

編輯/張婷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