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澳達成自貿協定

當地時間3月24日，歐盟與澳大利亞在堪培拉共同宣布達成一項貿易協議，為歷時八年的談判畫上句號。隨著協議的落地，從歐洲葡萄酒到汽車，澳大利亞消費者購買歐洲商品的成本將顯著降低。

根據該協議，歐盟對澳出口商品中超過99%的品類將免除關稅。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本周表示，預計未來十年內，歐盟對澳大利亞的年均貨物和服務出口額將在現有650億歐元的基礎上增長三分之一。

同時，澳大利亞對歐盟出口的商品中，按價值計算有98%將享受免稅準入，幾乎所有制造品和礦產資源都將享受零關稅待遇。澳大利亞企業還將獲得更多機會參與歐洲政府合同競標，涵蓋鐵路與建筑等重點領域。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稱，該協議實現了“雙贏”，標志著兩國關系進入決定性時刻。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則直言：“實現多元化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我們的必然選擇。”

近期，歐盟還相繼與印度以及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達成了貿易協議，部分擱置多年的談判都有了新進展。

剛從歐盟學術調研回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浙江科技大學中法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趙永升教授表示，這些協議的密集達成未必意味著上述經濟體在主觀上想要“擺脫”美國，而更多是在美國單邊主義的擠壓下，不得不為自身經貿出路尋找生存空間，背后的動因源于全球治理時代的劇變。

來源：新華社

關鍵的妥協

根據協議，歐盟出口至澳大利亞的商品將減免超過99%的關稅，每年可為歐盟企業節省約10億歐元的關稅成本。

在具體領域和準入條件上，雙方均作出了實質性妥協。歐盟將獲得更多電信與金融服務的準入權限，同時，澳大利亞對歐盟產葡萄酒、起泡酒、水果及巧克力的關稅將自協議生效首日起降至零，奶酪關稅則將在三年內逐步取消。

值得注意的是，農產品進口對歐盟而言始終是一個敏感議題。盡管澳大利亞曾敦促歐盟增加優惠條款下的牛肉準入量，但牛肉問題在2023年一度成為導致談判破裂的核心爭議點。此次協議中，歐盟在敏感的畜牧業與制糖領域設置了階梯式的優惠路徑。具體而言，歐盟對牛肉貿易設定了3.06萬噸的配額，并規定在協議生效十年后，其中超過半數份額將享受零關稅待遇；羊肉方面則給出2.5萬噸的零關稅進口空間，計劃在七年內分階段落實。協議還允許每年3.5萬噸的澳大利亞原蔗糖以零關稅進入歐洲市場，并為乳制品保留了部分小額配額。

談判中的另一難點在于品牌與地理標志保護這一核心爭議點，最終澳大利亞農產品生產商同意做出重大調整，承諾在未來的品牌推廣中停止使用絕大多數基于歐洲地理名稱的標識。不過，作為談判成果的一部分，澳大利亞生產商仍獲準在國內銷售中繼續使用“帕爾馬干酪”（Parmesan）和“克蘭斯基香腸”（Kransky）等描述性名稱，但諸如“菲達”（Feta）、“羅馬諾”（Romano）和“格魯耶爾”（Gruyere）等奶酪名稱則將逐步被淘汰。

在汽車領域，澳大利亞對超過特定價格門檻的進口車輛征收“豪華車稅”，作為自貿協定談判的一部分，澳大利亞同意將電動汽車的納稅門檻提高至12萬澳元（約合57.9萬元人民幣）。

趙永升表示，歐澳協議與歐盟同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協議邏輯相似。雙方經濟既具備極強的互補性，同時也存在顯著排他性。以南美國家為例，其農業與畜牧業高度發達；而歐盟內部，如法國、西班牙和德國等國在農業、畜牧業及農副產品加工領域同樣擁有強大競爭力。

“澳大利亞的情況亦然。澳大利亞的畜牧業、乳制品及肉類產業極為成熟，具有巨大的規模優勢和成本優勢。相比之下，法國等歐洲國家的農莊和牧場在生產模式上與之形成直接競爭。這就是為什么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與澳大利亞的談判能夠持續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久——其背后的核心障礙正是這種產業上的相互排斥。”趙永升解釋稱，在這種僵持不下的局面下，第三方外力的介入成為了“助推器”，例如美國政府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外部壓力使得原有的產業分歧顯得不再那么不可調和，雙方的互補性反而被放大”。

“在操作層面，盡管目前尚未看到具體的政策細則，但考慮到歐盟內部存在如法國這樣的強烈反對聲音，歐盟很可能會通過變相的補償措施或農業補貼，來安撫因協議受損的本土產業。”他解釋說，相較于自貿協定帶來的大幅貿易增長及其他宏觀收益，內部補貼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通過利益再分配，用貿易增量來彌補特定受損部門，是達成此類跨地區決策的路徑。

美國的影響

“歐盟與澳大利亞雖然在地理上相距遙遠，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卻高度一致。隨著在安全、防務及貿易領域建立起充滿活力的新伙伴關系，我們的聯系將更加緊密。”馮德萊恩表示，“這些協議建立了持久且基于信任的機制，通過實力支撐和平與安全，通過規則導向的貿易驅動繁榮。在動蕩時期，我們向世界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友誼與合作至關重要。”

趙永升表示，美國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內反多邊主義的傾向已初見端倪。當前，“特朗普政府所反對的不僅是1945年以來形成的雅爾塔體系秩序框架，在經濟領域更是表現出對多邊主義和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的公然挑戰。”趙永升稱。

趙永升認為，目前，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行為具有沖擊性。“這也導致歐盟和澳大利亞等原本附屬于西方陣營、并在政治、軍事及經濟上依賴美國的經濟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感。過去八十年間，國際秩序相對穩定，即便WTO成立時間稍晚，大家也基本在公認的框架內運作，現在則發生了巨大轉變。”他稱。

趙永升表示，對歐盟而言，目前正處于一種復雜的戰略夾縫中，因此尋找新的增長點和“出路”成為迫于形勢的“求生之舉”。“全球市場版圖有限，南方共同市場是一個重要貿易體，澳大利亞產品豐富、潛力較大，因此對歐盟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他表示，這兩項協議是歐盟在新的政治與經貿背景下探索新合作模式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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