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世了！被譽為“歐洲最后的知識分子作家”

2月11日，荷蘭國寶級作家、詩人、旅行文學大師塞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1933.7.31—2026.2.11）在西班牙梅諾卡島安詳離世，享年92歲。

諾特博姆既是當代文壇的重要作家，亦是集詩人、旅行文學作家與藝術評論家于一身的跨界巨匠，被譽為“歐洲最后的知識分子作家”。他一生熱愛旅行，足跡遍布大半個世界，被譽為“最具世界意識與風度的作家”。他被視作卡爾維諾與納博科夫的同類，是諾貝爾文學獎繞不開的重要地標，深受艾柯、庫切、A.S.拜厄特、艾斯特哈茲·彼得、雨果·克勞斯、托賓等當代名家推崇。拜厄特更是稱其為“最偉大的現代小說家之一”。

隨著《在荷蘭的山里》《下一個故事》《萬靈節》《失樂園》等小說的相繼發表，荷蘭作家諾特博姆聲譽日隆。后現代作家、詩人A.S.拜厄特稱他為“最偉大的現代小說家之一”。而在諾獎得主庫切眼里，諾特博姆吃虧的地方在于，他太聰明、太世故、太冷靜，以至于無法完全投入現實主義充滿幻想的無限樂趣之中……顯見地，庫切難掩其對諾特博姆小說濃厚試驗和先鋒特色的贊賞之情。

近期譯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說集《狐貍在夜晚來臨》、游記《西班牙星光之路》。如此，即使諾特博姆依然小眾，也終究是中文世界里“熟悉的陌生人”了。

“我想，讓他自殺了事，我就不必自己寫完小說了。”日后，荷蘭作家塞斯·諾特博姆談到小說《騎士已死》的寫作過程時，曾做如是感慨。引言中的“他”是小說中的一位作家，或許是諾特博姆的化身。“他”決定接手寫完一位荷蘭作家因自殺身亡而未竟的小說，于是“他”從這位已死作家留下的筆記的片言只語中將小說的情節一點點拼接起來，作家的生平也隨之慢慢呈現。諾特博姆最后沒有讓“他”自殺，小說在劃上最后一個句號后完美謝幕。

然而讓諾特博姆自己都沒有想到的是，整整十七年后，他才從這部小說的死胡同里走出來。待到峰回路轉、柳暗花明，諾特博姆迎來的是沉甸甸的收獲——給他帶來巨大國際聲譽的小說《儀式》。或許，讓他更感意外的是，即使相隔十七年，他的小說并沒有失去《騎士已死》中所凸顯的先鋒和實驗色彩。

此后，隨著《在荷蘭的山里》《下一個故事》《萬靈節》《失樂園》等小說的相繼發表，諾特博姆聲譽日隆。后現代作家、詩人A.S.拜厄特稱他為“最偉大的現代小說家之一”。而在諾獎得主庫切眼里，諾特博姆吃虧的地方在于，他太聰明、太世故、太冷靜，以至于無法完全投入現實主義充滿幻想的無限樂趣之中……顯見地，庫切難掩其對諾特博姆小說濃厚試驗和先鋒特色的贊賞之情。

事實也是如此，諾特博姆總是被看作卡爾維諾、博爾赫斯、納博科夫的同類。如有網友所說，他寫的是那種你會動不動就拿出小本子記上幾句的“思想小說”，思辨色彩濃厚，情節卻不出彩，倒像是存了心不讓你拿起來就放不下的。所以他是文學界小圈子的熟臉客，卻是大眾市場的陌生人。好在譯林出版社繼前些年出版《儀式》《萬靈節》《流浪者旅店》之后，近期又出版了他的小說集《狐貍在夜晚來臨》、游記《西班牙星光之路》。如此，即使諾特博姆依然小眾，也終究是中文世界里“熟悉的陌生人”了。

談及自己的創作，諾特博姆曾激動地聲明:“我哪里會去在乎情節！誰會去在乎情節呢！以情節見長的作家成千上萬！”誠如作家本人所言，諾特博姆的小說因為情節散淡屢屢為一些讀者所詬病。然而正是得益于其散淡情節所串聯起來的深邃的哲學思考，他也因此備受贊賞。

諾特博姆最受關注的小說《儀式》，就是一部關于秩序與混沌、生命與虛無的小說，是一個敏銳而充滿智慧的寓言。小說開場是1963年深秋，主人公伊尼·溫特羅普在妻子棄他而去的那天上吊自盡。時間回溯到10年前，伊尼漫無目的的漂流讓他先后遇見了兩個人——塔茲父子。他們過著儀式化的生活，與外面世界格格不入。父親憎惡人類，離群索居，生活嚴格按時鐘進行，連他最后的自殺也不例外。兒子沉浸于古典日本文化之中，冥思苦索的生活、儀式化的死亡是他的理想。他耗費了一生積蓄，買到一只理想的樂茶碗，在茶禮結束后，他打碎了茶碗，然后沉水而死。

一對奇怪的父子，藝術化的自殺手法——如果說《儀式》的情節還可以吊吊讀者的胃口，《萬靈節》的故事則乏味得讓人郁悶。通篇故事寫一對男女在柏林一段溫溫吞吞乏善可陳的愛情，相處時間加起來不到三十個小時，竟寫了洋洋灑灑二十多萬字。小說的書名“萬靈節”是西方的一個宗教節日，在萬圣節的次日。該節日紀念死去的信徒，其罪尚未洗凈，還不能上天堂。在這一天，人們相信亡靈會歸來。故事的主要場景并不是發生在萬靈節，然而主人公阿瑟·唐恩倒像是一直生活在這樣一個節日——半明半暗、陽間和冥界的交錯之中。

如其所示，諾特博姆的小說情節并不曲折，甚至有時候顯得沉悶，他在尋常事物中灌注的哲學思考卻頗為精彩。在《儀式》中，我們能看到對時間記憶的感悟、關于宗教的對話、對存在問題的爭辯，甚至是關于瑜珈的議論。書中涉及到的人類儀式，至少就有基督教圣餐禮、苦修會的冥想、伊尼的割禮、猶太教的明耶、佛教的入定、日本茶禮等，每種文化、每段人生都與一些儀式緊密相連。

《萬靈節》亦是如此。故事的每個枝節都被作者用來連綴自己思緒的片段。阿瑟的“狐朋狗友”在酒館里的胡侃，或是阿瑟自己在柏林雪地漫步時的遐想……談論、思考的話題從奧德修斯的遠航，到尼采抱著驢子哭泣；從馮·賓根的音樂，到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的畫作，難以窮盡。無怪乎澳大利亞《世紀報》在向讀者推薦諾特博姆的小說時稱：讀他的小說，最好帶一本百科全書。

諾特博姆可不會為自己的書難讀而感到抱歉。他在接受采訪時辯解道，一本書寫得過于復雜確實會丟失掉一些讀者，但我的一些書寫到藝術家、哲學家這個復雜群體，那這本書就應該是復雜的。“我不希望寫一本很簡單的書，但要是能寫一本讓讀者絞盡腦汁的書，那也不錯。”

不管怎樣，相比他的長篇，《狐貍在夜晚來臨》還是要簡單一些，里面八個故事,就像作家趙松說的那樣，其中的主要人物多數都是生活在異國他鄉的荷蘭人。而且，諾特博姆在寫這些人物的時候，無論以何種方式呈現他們的命運，都會賦予他們只有在異國生活的情況下才會有的某種氣質。“無論他們的命運以何種方式在哪里展現，其實都暗示著類似的生活狀態，那就是漂浮。 ”

在一次訪談中，諾特博姆坦言:自己的寫作來自于旅行見聞。此言不虛，諾特博姆一生熱愛旅行，游蹤遍及大半個世界，單是住過的旅館就讓他寫成了《流浪者旅店》。他說：“賓館里的房間不計其數，在每一個房間里，我都寫了一些東西，因為我的很多前期工作在旅行中就完成了。”

而諾特博姆的作品開始為中國讀者所知，也正是源于新譯名為《西班牙星光之路》的那本《繞道去圣地亞哥》。諾特博姆說，他從來沒有這本書當成書來寫。“我常會回頭去寫圣地亞哥。對我來說，它是西班牙的精神首都。西班牙就如同不同國家的結合，只是通過這個地方匯聚在一起，因為它是西班牙守護者、使徒雅各的埋葬地。我只是一篇一篇地寫，沒有想到它會成為一本書。不過最終還是成了一本書，但是我想這書也會原諒自己吧。”

與此相仿，《流浪者旅店》也可以說是系列文章的結集。在這十四篇游記性的散文里，諾特博姆寫到歐、亞、非、澳四大洲的多個城市。與小說一樣，諾特博姆的游記里，也包含了太多傳統“游記”中不會具備的哲思和情緒，因此傳統的“游記”寫法也注定承載不了這本書的內容，于是他選擇了一種近似于意識流的手法進行敘述。作為游記作家，諾特博姆也以他獨特的敘述，深入到歷史、文化的幽深之處。以有評論的說法，他的游記相比瑪格里斯、布瑞南、弗莫爾以及莫里斯等以寫游記見長的作家也毫不遜色。

這位五十多年來行蹤不定的作家，在人生之初，卻不見有多少不尋常之處。他1933年生于海牙，幼年時父親即死于二戰空襲，母親后來成了一位“非常嚴格”的天主教徒，他被送入教會辦的學校寄讀，前后多所，有圣方濟各會的、圣奧古斯丁修會的，但都因其個性難以適應教會學校的約束而未能畢業。1951年，他開始在希威散一家銀行工作，1953年因為太瘦弱入伍不成，轉而開始游歷歐洲。兩年后，他發表處女作《菲利普與他人》，小說講述主人公在地中海的漫游故事，而又包含了一段重要的中國奇遇，作品隨后獲得了安妮·法蘭克獎。次年出版詩集《找尋家的死者》之后，獲得旅行資助，從此，諾特博姆真正過起了漂泊不定的旅行生涯。多年的旅行，也讓他對世界許多地方的文化有著直接而深入的體驗，加以他博古通今，遂得以在人類文明的廣袤時空中任意馳騁。

或許，正是因為長年自由穿梭于歐洲的各國文化之間，諾特博姆的小說始終保持了豐富的張力。他的作品常常著力于關注非現實性的問題，如時間的短暫、記憶的飄忽、現實與思緒的朦朧，其文學主題包括死亡、自我的神秘性以及現實與幻想的關系等，充滿了思辨的哲學意味。

而對表現形式的不斷探索，則使他的作品帶有強烈的實驗性，他采用《天方夜譚》《變形記》等文學經典中的框架敘事手法結構小說，而各敘事層的寫作又大都具有不同的風格，故事中嵌套故事，隨著故事推進，框架敘事與各嵌入敘事逐漸融合，甚至死去的人物也要活在其后裔里，最終參與敘事的融合。恰如有論者所言:諾特博姆以他獨具一格的創作，在傳統與創新之間，找到了自己堅實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