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5%紅線，存準率改革需大膽邁步

經觀評論

張林/文關于存款準備金率的下限值，從未被白紙黑字寫進任何一份正式官方文件，但每逢降準落地，央行公告皆會標注“不含已執行5%存款準備金率的機構”，5%的下限由此成為默認的共識。不過，近日市場消息認為這一隱形下限或有所松動，并引發了新一輪討論。

下限是否取消，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也存在不小的爭論。

支持的一方有合理的邏輯。從國際橫向對比來看，主要發達經濟體已取消或長期維持極低法定準備金率，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為0%，歐盟、日本低于1%。今年2月份央行公布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出，要“進一步完善存款準備金制度，發揮好存款準備金工具的政策調控功能”，當前默認規則的松綁是完善準備金制度的重要方向。

從政策調整的緊迫性來看，目前部分城商行、股份制銀行的準備金率已經降至5.5%，只要再經歷一輪50個基點的降準就觸達了下限，這意味著進一步降準只能對大型銀行有效。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政策目標強調擴大內需、提振消費、科創與產業升級，下限不打破可能會限制貨幣政策的總量寬松功能。

從政策調整的預期效果來看，打破下限所釋放的長期低成本資金能夠替代部分高成本同業負債，這有利于穩定銀行的凈息差，可以為降息留出政策空間。同時，對于已經觸及準備金下限的小型銀行來說，增量資金的主要流向是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以及農村農業領域，這意味著打破下限有利于更好地滴灌經濟毛細血管。

此外，從貨幣政策工具的實踐來看，2025年7月央行將汽車金融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的存款準備金率從5%階段性調降至0%，雖然以上兩類機構并不屬于存款類金融機構，但該措施依然釋放了一定的政策信號，即5%并不是一個不可跌破的紅線。政策效果也是可見的，政策落地后汽車金融公司資金流動性增強，部分經銷商推出零首付、長周期免息等方案。

反對的一方也有合理的邏輯。從政策儲備空間來看，存款準備金本質上是貨幣政策掌控銀行體系流動性的“蓄水池”，準備金率越高，央行向市場“放水”與“抽水”的影響力就越大，特別是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以間接融資體系為主，且經濟增長強烈依賴信貸投放的經濟體來說，準備金與政策利率的持續下調會縮減貨幣政策在危機時刻的干預能力。

而且，當前金融機構面臨的“資產荒”問題要大于“流動性不足”的問題，總量降準所釋放的資金可能并沒有更好的去處，資金空轉限制貨幣政策效果，而結構性政策工具對科創、綠色、普惠等領域的定向傳導效率更高。因此，不如先將大型與中型銀行的準備金率下調至5%附近，而不必直接打破下限。

同時，央行已常態化運用國債買賣、MLF投放、買斷式回購等工具補位中長期流動性。對于金融機構來說，通過降準獲取長期流動性的成本最低，但也可能加大貨幣乘數與同業杠桿的波動。

此外，打破下限容易被市場解讀為貨幣政策超常規寬松，可能帶來金融市場預期不穩，比如資產價格波動放大、人民幣匯率管理壓力加大，這些副作用的代價可能是無法忽略的。比如起到無風險利率錨定作用的國債價格，就對降準操作較為敏感，2024債券市場收益率的快速單邊下行受到了兩輪降準降息的影響，甚至首次出現30年期、20年期、10年期國債收益率先后低于日本國債收益率的現象。

那么，以上兩種邏輯哪一種更有說服力？總的來說，存款準備金率向下繼續調整的方向應是沒有疑問的。一部分觀點認為，央行目前擁有7天逆回購、買斷式逆回購、國債買賣等覆蓋短、中、長期的多項流動性管理工具，那么既然工具夠用，打破下限也就沒有必要。但是“工具夠用”并不等同于“制度不用改”，死守5%紅線無益于存準金制度改革。

實際上，取消存款準備金率5%的隱形下限，應是貨幣政策框架調整特別是完善存款準備金制度改革的一部分，而不應當被視作單點的工具擴張，這一制度改革本身可能還包括允許以國債繳準、以外匯頭寸繳準以及延長準備金率考核周期等先行政策，但最終方向仍是淡化總量指標的約束與控制。

方向沒有爭議，那什么時機合適？

當前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降低、債市情緒相對穩定，同時實體融資需求仍顯疲軟，提高實體經濟投融資需求，打破“融資需求低、資金空轉與流動性不敢投放”之間的負面循環，可能需要更加靈活的貨幣政策框架思路，而不應僅僅局限在工具夠用的層面。

同時，新興與未來產業融資方興未艾，直接融資體系亟待增進，這些因素構成了突破存準率下限的現實條件和政策窗口期，對于取消存款準備金率5%下限而言，當前時點或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了。

（作者系遠東資信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