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的“遠見”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長征；1935年2月，遵義會議召開后不久，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35年10月，長征結束到達陜北；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華，抗戰爆發。

1937年“12月會議”召開，會議決定不設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成了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新成立的書記處由毛，王明，張聞天，陳云，康生組成。

1941年初，中央將各根據地的高級領導調到延安，集中了120余名高級干部參加整風；1941年9月，張聞天開始檢討自已的“錯誤”，寫出了長達四萬字的自我批判的“反省筆記”，將自己從方方面面予以徹底否定。

1942年1月底，為了用實際行動彌補自己的不足，以求“行動上的整風”，張聞天決定化名“張晉西”，和夫人劉英率領一個“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去了陜北和晉西北農村調查。

張聞天的調查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陜北神府縣調查 (1942年2月18日—4月12日) ， 整理出《賀家川八個自然村的調查》。

第二階段為晉西北興縣調查 (1942年4月22日—9月10日) ，整理出《碧村調查》、《晉西北興縣十四個自然村的土地問題研究》 (大綱) 以及其他13個自然村的調查資料。

第三階段為陜北米脂縣調查 (1942年9月26日—12月2日) 。 整理出《楊家溝地主調查》以及劉家峁、高廟山二村地主的調查。然后在米脂城內調查。

第四階段為陜北綏德調查 (1942年12月10日—1943年2月24日) 。整個調查，延續一年零兩個多月，是此前我黨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農村調查。

據調查團成員之一、中央研究院的馬洪回憶，張聞天每到一地都是住在農民家里，從一個人一個人的調查開始，然后再以村鎮為單位，這樣由下而上地進行調查。“記得在神府調查時住在賀家川，聞天同志幾乎每一家都去過，每一家戶主都親自談過話，調查得非常仔細”。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也回憶：在米脂楊家溝，張聞天“差不多連每個地主家都去了。哪一個地主開明些，他就與他交談，交朋友”。

據《張聞天晉陜調查文集》記載，張聞天考察地方，問題廣及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方面。村民談話，涉及普通農民、小學教員、商人、紳士、村長、黨員；到家訪談調查包括農民、地主等。

特別是在《楊家溝地主調查》中，馬維新是楊家溝村最大的地主，張聞天一方面揭露了他的剝削本性，同時也表現了他善于經營和生活節儉的一面?！八渭覙O精明，不任意花錢。只在子女求學費用上，他不惜大量支出。他個人無抽煙喝酒嗜好，早起早睡，終日忙碌。因此，在他當家時期，差不多每年收支相抵均有盈余，使他能夠不斷的以此做放賬置地的資本”。張聞天對地主階級的這一評價比較公允，遠比一些革命者眼中的“惡魔”客觀得多。

經過調查，張聞天提出了不少頗有價值的理論見解，無不閃爍著智慧之光。比如，對神府縣按人口平分土地 (一般除中農外) 的做法，他提出土地革命具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認為“在土地革命后，則土地不但分散使用，而且也分散了所有……舊的矛盾 (封建剝削) 是解決了，這是經濟發展的一大進步。然而舊的矛盾的解決，不過是新的矛盾的開始。這種新的矛盾雖是它今天還不大顯著，但必須給以研究?！边@在當時是一個比較大膽的論斷！

張聞天更大膽、更有遠見、更有價值的見解，是“發展新式資本主義”， 即落后的中國農村必須利用資本主義加快發展生產力。

張聞天提出：“農民已起分化。除富農、雇農外，農村人口的大多數，是中農、貧農小資產階級成份，這已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園地。我們有些干部，不懂得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全部方向和內容，也是將來社會主義的前提”。

張聞天認為，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有其必然性。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現時比較進步的，可使社會進化的”?！霸谫Y本主義方式的經營下，首先是富農經營自己土地，并雇長工。土地集中使用而又合理分工……土地產量越高對富農資本家越有利，對全社會更有利”。

張聞天說：“現時不要怕富農，因為今天的富農，每戶平均剝削不到一個雇工，壟斷不到一百坰山地，這有什么不得了呢？……有些農民出身的干部體貼農民疾苦這是對的。但把改善農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別人的財富上，則是不對的。應主要從發展生產、增加社會財富來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較妥當的”。

張聞天還認為： “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只要資本主義發展了，工人生活一定會改善”。

張聞天甚至預言：“中國將來才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今天則要實行新民主主義，就是新式資本主義。因為中國太落后，只有走過新式資本主義的第一步，才能走社會主義的第二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我們的理想。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是我們現時的任務，也是我們當前的具體工作。若把理想當現實，亂來一陣，會弄糟糕的”。

張聞天主持的晉陜農村調查形成的一系列調查報告，符合中國社會的基本實際，不僅為抗戰時期農村政策調整提供了依據，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農村經濟建設積累了經驗。不可思議的是，八十多年前，張聞天已經對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道路給出了“發展新式資本主義”的等大膽論斷。這一遠見和超越，在黨內堪稱罕見。

完成晉陜調查后，張聞天又給中央寫出一份長達約2萬字的報告《出發歸來記》。在《出發歸來記》中，張聞天精辟地論述了共產黨人對于調查研究應當采取的基本態度——“一切必須從客觀的實際出發，必須從認識這個客觀的實際出發”。通篇貫穿著實事求是、自我省思、追求真理的精神。

1943年后，張聞天雖然身為中央領導之一，但是卻沒有擔負任何實際領導工作，只是主持政治材料室，編輯國際，國內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