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峰身后，改革必須要刀刃向內了

文 | 延觀風

3月24日晚間，張雪峰所在公司發布訃告，張雪峰因心源性猝死離世，歿年僅逾不惑。

張雪峰的突然離世令人意外唏噓，但他自己曾經在直播中談及過這一點。他說：“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各大平臺會有個熱搜叫‘張雪峰死了’，他（他自己）可能會成為一代人的回憶”。

他的預言不幸地過早應驗了。現在各大平臺熱搜都和他的離世有關，而他不僅將成為一代人的回憶，也將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標記這段教育改革動而不行、階層流動滯而未凝、普通家庭躺而難平的彷徨時期。

騰飛動力：人造的信息不對稱與小鎮做題家的超低容錯

人們常說：高考是教育的指揮棒。這句話并不準確，在中國，教育改變命運既是上千年的歷史實踐，也是幾乎所有家庭的信仰，所以教育的指揮棒從來都是高考后的職業發展和人生軌跡。就好像如果不去改善藍領工人的薪資待遇、勞動保障和社會地位，就算把職業學校修成環境優美人人向善的桃花源，也仍然無濟于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三到四代人的時間，經歷了歐美十幾代人才走完的社會形態演變。對于絕大多數小鎮做題家來說，我們和父輩、祖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三種社會環境里。互聯網乃至人工智能時代，經濟社會的迭代演進速度進一步加快，很多專業的學習內容、對天賦的要求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職業收入、工作強度、社會地位等大幅波動。這些變化的周期早就不能以10年為單位計算，甚至已經短到了5年以下。

選擇專業是一項典型長期前瞻性決策，需要預判至少4年、主要是6-7年、甚至可能是10年后的社會形態和產業前景。10年學計算機趕上互聯網紅利、最遲17或18年進入人工智能細分方向捕捉現在的AI熱潮。學習周期和職業變化周期錯配，選對專業的難度大大提高。

誠然，網絡搜索給了小鎮做題家家庭了解學校、專業和職業前景的渠道，但以筆者學習和工作的經歷來看，對于擇校擇業這類長期性、復雜性的決策，真正有價值的信息遠非搜索引擎（包括現在的AI）可以給出。關鍵信息的產生往往來自深度且長期的經歷、參與或研究，有價值的信息源頭非常稀缺，絕大多數網上信源能做到準確的就已經很少，反而可能對決策起到干擾作用。

制造、擴大和維護信息壟斷是精英階層攫取超額利潤的重要手段之一。高價值信源其往往依靠人脈網絡等非公開渠道傳播，用來交易的籌碼并非金錢而是人情互惠，從而構建信息壁壘，降低圈內人面臨的競爭烈度。

就像賺錢的投資機會不會宣揚的滿網皆知，選擇專業是人力資本的一場投資，其訣竅和內幕是精英圈層的不傳之秘。相比之下，很多小鎮做題家家庭連當下專業職業的信息都難以充分掌握，遑論做出超前6、7年的正確判斷。

小鎮做題家選擇時的信息參考非常有限，對填報志愿做到最優解的要求卻非常高，因為他們的容錯空間天然小于富貴家庭或大城市中產。后者即使擇校擇業失敗，也可以通過出國留學、多拿大廠實習乃至家庭安排工作崗位等等方式實現翻盤，再不濟也不需要背負大城市買房的現實壓力，甚至可以“創業失敗回家繼承億萬家產”。而小鎮做題家的人生是一條只能向上的單行線，家庭安全網無法為他們兜住一個不辜負努力的下限。

此外，國內極度不對等的勞動力市場進一步壓縮了小鎮做題家的重新選擇機會。企業通過低成本的超長工時安排人為擴大了勞動力的供大于求，有充足空間對求職者挑挑揀揀。

在各個行業都大發展的年代，擴張心切的企業可以較多接受其他行業/專業轉入的人手。到如今各行業都不好過，年齡、專業、第一學歷、性別乃至此前的工作經歷都被企業拿著放大鏡審示，都可能成為默拒的理由。

當下很多人將考公考編作為轉換職業的跳板，但這些崗位對專業的要求遠比企業刻板地多，確實存在考編選擇面更廣的專業，而且在職備考相對學生備考，在學習能力、可投入精力和單位同意等方面都存在更多困難。“重新第二次職業選擇”的成本正在越來越高。

這就是張雪峰商業成果的根本邏輯。雖然他的個性化咨詢產品價格不菲（其實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已經算廉價了），但在直播中他仍然提供了大量具有普適性的有用情報，把自己多年高校教輔工作中積累的認知、通過各界人脈匯集的信息擺在大眾面前，信源質量好于網絡路邊社，信息密度高于冠冕堂皇的官話套話，讓小鎮做題家家庭得以一窺信息高墻背后的景色，為擇校決策起到了很重要的參考作用。

某些精英圈層不僅被砸破了信息壁壘，還被張雪峰順手扒下了長期維護的社會形象光環。最著名的莫過于他對新聞專業的強烈批判，結合國內新聞界長期的立場先于專業的種種陋行，形成了一場對媒體圈的長久批判。再比如“女生不漂亮不要學金融”的暴論，揭破了金融圈并非靠市場邏輯而是靠資源（包括性資源）運作的事實。

此前很長時間，這些職業圈層長期為自己打造光環，作為攫取超額利益的支撐，也影響了小鎮做題家的報考決策。張雪峰挑破他們心照不宣的秘密，讓普通家庭更全面評估這些專業職業的成本收益，在某些人看來不僅傷了他們的面子，更直接減少了他們可壓榨的寒門牛馬來源，對張雪峰的言論跳腳批判、甚至借他的離世墳頭蹦迪，并不奇怪。

核心痛點：車門關閉前的最后沖刺與掙扎

筆者從不懷疑張雪峰為什么能火，而是懷疑他怎么這么晚才火。當年筆者高考報志愿時，就聽說過家鄉小城有類似的有償志愿咨詢，直到十多年后這個賽道才出現張雪峰這樣的頭部網紅。一方面，這是因為媒體技術的進步和張雪峰個人鮮明的語言風格，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今小鎮做題家的焦慮遠勝于筆者當年。

筆者僥幸蹭到了時代紅利末班車的尾氣——雖然沒趕上房價起飛，但起碼畢業找工作還不算太難。房地產紅利時期，小鎮做題家可以通過上車買房實現資本增值，相對減弱了學什么專業、從事什么職業的重要性。

房地產熄火后，小鎮做題家的階層上升幾乎全靠職業勞動收入，偏偏近兩年就業市場結構性失衡越來越嚴重，土木、金融等傳統明星產業風光不再，萬能的計算機不復當年供不應求的盛況，文科更是面臨“百無一用”的尷尬處境，只有AI、車輛工程等少數專業還有沖進風口的機會。

選專業不慎，別說階層上升，養家糊口可能都成問題，就業焦慮關口前移到選專業，而且正在加速放大膨脹。張雪峰和他的職業在這個時代爆火，算是吃了“時代紅利消失”的紅利。

批判張雪峰的人很喜歡的一條理由是，他完全從找賺錢或者穩定工作的角度評判學校、專業和職業，完全是一種庸俗的現實主義，然后便是一系列“靈性”、“貧瘠”、“即時兌現”之類的大話，搖頭晃腦吹胡子瞪眼，仿佛舊時代的道學先生。

這些道學先生多數是已經成功上岸的精英圈層人士。他們無法從事實上反駁張雪峰對職業密辛的爆料，找來找去只找到了一個“污言穢語”的由頭，恫嚇他最好閉嘴。

他們挖走了岸邊的土，壘成自己宅院的山，坐在山上對水中奮力泅渡的后來者指指點點，嘲笑他們的泳姿多么狼狽猥瑣。

他們大罵按照張雪峰指導、精打細算用好每一分的報考生是“寄生蟲”，實則自己才是用理想PUA小鎮做題家，妄想永遠攫取新鮮韭菜剩余價值的寄生蟲。

中國人的遺傳物質里除了AGCT、AGCU，還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筆者批判過很多被消費主義制造出來的中產“偽焦慮”，但中國家庭對階層流動和社會公平的焦慮是絕對正當且必要的。選專業焦慮源自就業焦慮，就業焦慮源自階層流動焦慮，而階層流動焦慮就來自嘲罵張雪峰的食利階級。

姑且不論高考移民、入外籍后回國高考、冷門特長生（包括前幾年被異化的自主招生）等直接破壞高考公平性的騷操作，也不論出國留學、4+4、報考中外合作辦學等繞開高考競爭的捷徑，即使高考仍是最公平的教育資源分配機制，它在實現社會階層流動中的作用也遭到了嚴重的削弱。

在高考之前，學區房劃片入學促使教育資源的分配和學生能力與努力脫鉤，反而和家庭財力緊緊相連。日益縮水的公共教育在校時間助長了地下輔導補習的價格，進一步拉大了高收入家庭和普通家庭學生受教育時間的差距。

在高考之后，社會資源總量實際上一直在增加，但通過競爭可得的崗位、以及參與這些崗位勞動可分配到的資源卻在減少，通過血緣、母嬰和性分配資源的網絡正在成形固化。勞動力市場扭曲、內需不振、技術替代等等因素不斷侵蝕就業崗位，學成文武藝、出來做牛馬的小鎮做題家發現連牛馬的槽位也不多了。

在這種情況下，焦慮不需要張雪峰制造，小鎮做題家在很大程度上被剝奪了談理想、追愛好的權利。找張雪峰們咨詢志愿填報的，不過是試圖在規則下找到人生出路的普通人，是在機會減少時被迫更卷的奮斗者，是動員微薄資源希望托舉子女的普通家庭，他們的掙扎帶有悲壯，他們的堅持值得尊敬。

倒是那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張雪峰批評者們，一邊嘲諷中低收入者“月薪三千卻天天關注宏大敘事”，一邊大罵“你們怎么就想著高薪收入”，是時候折一折他們高貴的腰了。

解決之策：改革要刀刃向內

張雪峰去世了，代表小鎮做題家的一個輿論符號消失了。但他們背后的社會問題一點都沒有緩解。中國人還在為階層流動焦慮，而不是像美式快樂教育下的普通家庭完全躺平，說明中國仍有繼續發展的沖勁，畢竟進步的動力從不來源于故步自封的食利階級。

只有刀刃向內、制度建設系統性地解決機會公平、競爭公平和分配公平問題，“令人討厭”的張雪峰才會徹底消失，當然批評張雪峰的傲慢者們也會一并消失。

具體的政策路徑，我們此前在、、等一系列文章中有過列舉論述，此處不再贅言。今天借著張雪峰的業務，我們展開講一個緩解填報志愿焦慮的技術性改革。

教育系統是國內封閉性、反動性（不是帶有政治貶義的反動，而是指抵抗社會運動變化的傾向）最強的一個系統，始終按照封建手工業行會的運行邏輯，在社會大潮中我行我素（以后有機會可以展開講講），其中又以高等教育體系為甚。

計劃經濟下，高校招錄和畢業分配都要服從國家計劃，根本出發點在于讓人才工廠都有充足的原料，而不是保障每名考生選擇大學的權利。在大學生稀少、大學更稀少的計劃經濟包分配年代，“成為大學生（國家預備干部）”這件事本身遠比成為“哪個學校、哪個專業”的大學生重要得多，因此并不會引發什么矛盾。

隨著市場經濟深入發展，1996年畢業生去向不再由國家統一分配，“包分配”成為了歷史名詞。取消包分配打破了制度銜接與平衡，既然大學生要自己為畢業后的去向和人生負責，就必須擁有選擇學校和專業的自主比選決策權。

但是計劃經濟招錄體制卻沒有根本改變，經過近20年的改革，“先報志愿再高考”、“先報志愿后出分”、“第一志愿優先錄取”等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常逆天的制度，終于被掃進歷史垃圾堆，考生仍然沒有選擇學校和專業的充分自由。

所謂平行志愿，并不是讓考生有多個選擇，只是給了考生多個“被選擇”的機會，最終只能產生一個錄取結果，考生家庭能做的選擇只有“接受”或“不接受”。而選擇“不接受”的代價太過高昂，高校在招錄環節中成為了絕對的壟斷供給方。

高校只要按照分數比選規則，按照指標規定數量發出錄取通知書，必然能夠導向基本招滿的結果，有學生就有經費，就有勞動力。可以說，取消包分配讓學校不必為學生的人生去路負責，保留計劃經濟招錄體制讓學校不必為學生獲得的教學服務和校園生活質量負責。學生的人生是自己打拼的，高校的經費來源卻是旱澇保收的。

在這種制度下，高校錄取只有價格信號，沒有銷量波動。我們能夠看到熱門學校、熱門專業的錄取線起起落落，比如從08年到20年風光無限的財經學校和專業，近兩年錄取線俯沖直下。但無論分數線怎么跌，高校都能基本招滿、拿滿國家經費，那自然就沒有動力清退上課很水、壓榨很猛的低質量教師，給學生宿舍降人數、裝空調，改善爹味十足的粗暴管理態度。

筆者對西方大學的“綜合性錄取評價”持強烈批判態度，但各個高校間獨立給出錄取結果的程序卻值得借鑒引入。比如，我們的考生可以憑高考成績這一唯一錄取依據，向多個學校、多個專業投送申請，各學校根據成績排名劃斷后，分別給出錄取或不錄取的結果，考生可以自行決定接受哪所學校的錄取。只有引入這樣的高校競爭機制，讓一些高校體驗招不到學生的尷尬，才能從源頭上提高中國高校的辦學質量，部分緩解考生家庭的填報焦慮。

高校往往是體制批判者的聚居地，但毫不妨礙他們享受高校體制帶來的種種旱澇保收的超額利益。高校招錄的壟斷地位，只是各種既得利益高墻的一小塊磚，唯有打碎了千千萬萬個這樣的壟斷機制，才能重新釋放社會活力動力，讓張雪峰的努力以“被拋棄”的形態得以實現，把追求理想與愛好的權利還給小鎮做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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