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的最新考古進展

甘肅武威市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天祝藏族自治縣博物館

原載《考古》2022年第10期

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肅省武威市西南，地處祁連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河流北岸的山崗之上。此墓葬群自20世紀初至20世紀80年代，已發掘墓葬9座，出土墓志9合及各類隨葬品數百件。前輩學者包括張維、夏鼐、閻文儒、周偉洲等先生，皆對此墓葬群出土墓志進行過詳細的研究，成果豐碩。2019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位于天祝縣祁連鎮岔山村的吐谷渾喜王慕容智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該墓保存較完整，出土遺物豐富，其中所出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地區“大可汗陵”的存在。慕容智墓的一系列重要發現，為吐谷渾王族墓葬群及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契機。2020年，“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考古”項目組對武威南山地區冰溝河與大水河流域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和勘探，共發現吐谷渾王族墓葬23座，集中分布在4片區域。2021年，項目組在東距青咀灣、喇嘛灣約10公里的祁連鎮長嶺-馬場灘村發掘吐谷渾墓葬3座，確認該處為吐谷渾蓬子部的部落首領及其家族墓地。近3年來的考古工作，有許多發現刷新了我們以往的認知。現將這一階段性考古發現及收獲簡要報道如下。

一、慕容智墓的發掘

2019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縣博物館對吐谷渾喜王慕容智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經發掘可知，該墓為帶長斜坡墓道的單室磚室墓，由墓道、壁龕、封門墻、墓門、甬道及墓室等幾部分組成，平面近瓦刀形，方向170度。墓道內隨葬整馬及木質旌旗桿、調色石等，底部東、西兩側壁龕內隨葬儀仗俑群。甬道正中放有墓志，墓志北側為木質武士俑和鎮墓獸。方形墓室內分東、西兩部分，其中東側偏南隨葬陶騎馬儀仗俑、家畜家禽和木建筑模型、胡人俑、馬、駱駝等，偏北側為1件大型彩繪木床榻，東北角隨葬1件木六曲屏風(圖一)。

墓室西側放棺床，棺床從下至上依次鋪有白灰、樺樹皮、絲織品各一層，絲織品上再置棺木及隨葬品。棺床東南側放置鐵甲胄、銀馬具及木胡床等，東北側放置漆盤、陶罐、谷物袋等。棺床西側中部頭北尾南放置梯形木棺一具，木棺由弧形棺頂蓋、箱式棺和棺座三部分組成，總長2.55、寬0.76~0.94、高1.05~1.19米。其中弧形棺頂蓋置于箱式棺之上，與箱式棺之間用6枚鐵棺釘固定。棺頂蓋兩端各有一半圓形木板，以榫卯結構與下方的箱式棺相連。箱式棺整體密封，由蓋板、側板、擋板和底板組成，除蓋板與側板間橫木用8枚鐵棺釘連接以外，其余部分皆為榫卯結構套合而成。箱式棺總長2.43、寬0.74~0.87、高0.7~0.76米。箱式棺下為“目”字形框架棺座，棺座四邊由4塊厚木板相互榫卯套合而成，內部卯接有3根橫木條，四角斜向各卯接1根短木條。棺座總長2.49、寬0.65~0.79、高0.15~0.16米。

棺頂部覆蓋有三層絲織品。第一層為4件絲織衣物，第二層為4件絲織衾被疊壓覆蓋全棺，第三層為1件黃地大象紋錦荒帷覆蓋全棺。棺頂蓋與箱式棺之間未見遺物，南、北端的半圓形木板上貼覆有自棺內延伸出的絲織品，表面分別繪玄武、朱雀圖案。箱式棺內頂部整體懸掛1件絲織品，上繪銀河、日、月、星辰圖案；東、西側板各掛有1件絲織品，其上分別繪青龍、白虎圖案。棺內墓主人遺骸上還覆蓋三層遺物，第一層為1件米黃色絹及紙錢串等，第二層為1件棕地鸞鳥紋錦，第三層為1件紅、黃相間條紋狀絲織物。棺內第三層衾被之下為墓主人遺骸及各類隨葬品(圖二)。

慕容智墓棺蓋上絲織品（第三層）正攝影圖

（此圖來源于網絡，非原文配圖）

墓主人仰身直肢，頭北足南置于棺木中央。頭戴帽，枕雞鳴枕，面蓋覆面，身著十三層服飾，胸部東側放置象牙笏板，腰系金蹀躞帶，足穿靴。各類隨葬品擺放于墓主身邊，自北向南，墓主頭部西側有銀胡瓶、罐、盤等金銀餐飲器具及漆文具盒、皮質手套等；頭部東側有谷物袋和漆梳妝盒；身體西側有豹皮弓韜、貼金花黑漆胡祿，東側有一抱嬰女木俑；足部西側有銀碗1件、繡花絲鞋1雙，東側有絲織網絡1件。除此之外，還有數層絲織衣物疊壓置于墓主人周邊。棺內墓主人遺骸下鋪一層絲織衾褥，其下依次鋪樺樹皮、石灰和木炭各一層。

慕容智墓甬道及墓室三維影像圖

（此圖來源于網絡，非原文配圖）

慕容智墓出土木質鎮墓獸

（此圖來源于網絡，非原文配圖）

慕容智墓出土木質胡人俑

（此圖來源于網絡，非原文配圖）

慕容智墓出土鎏金銀馬具

（此圖來源于網絡，非原文配圖）

（此圖來源于網絡，非原文配圖）

二、考古調查與長嶺一馬場灘墓群的發掘

(一)考古調查

2020年，為確認大可汗陵的具體范圍及墓群布局方式，項目組對冰溝河與大水河流域約400平方公里的范圍進行了全面的考古調查、勘探工作。在青咀灣、喇嘛灣、長嶺-馬場灘、岔山村4片區域共發現吐谷渾王族墓葬23座(圖二八)。

1.青咀灣墓群 位于冰溝河與大水河交匯處西側，大水河北岸的黃土山崗上。面積20萬平方米。發現墓葬8座，弘化公主墓位于最東端，其余7座墓葬位于西側(圖二九)。墓葬皆營建于南北向山崗的中前部，一條山崗上建一座墓葬。墓葬均為帶斜坡墓道的單室磚室墓，其中7座墓葬的墓室已清理，地面現留有大坑，墓道均保存完好。勘探發現墓葬1座，地面見有方形盜洞1個。

2.西灣(喇嘛灣)墓群 位于西灣村北側、冰溝河下游北岸的黃土山崗上，東北距青咀灣墓群2公里。面積約45萬平方米。調查、勘探確認吐谷渾王族墓葬11座，其中慕容忠墓、金城縣主墓、慕容曦光墓于1945年由夏鼐、閻文儒先生確認，并發掘了金城縣主墓、慕容曦光墓，兩墓上方現有未完全回填的土坑。新發現墓葬9座，其中4座墓室破壞嚴重，1座被盜，墓道均保存完好。

3.長嶺-馬場灘墓群 位于冰溝河和南岔河交匯處西側、冰溝河北岸的黃土坡地上。面積約10萬平方米。發現墓葬3座(圖三)，其中長嶺M1、馬場灘M1已遭盜掘，現地表留有較大的土坑；馬場灘M2地表無明顯跡象，周圍偶見青磚碎塊。墓道均保存完好。

4.岔山村墓葬 該地區僅慕容智墓1座，周圍暫未發現其他墓葬。

(4)金銀器 包括金墜飾、耳墜、飾片及波斯薩珊銀幣等。

金墜飾 馬場灘M2采:81，整體呈球狀。主體由上、下兩個半球拼接而成，表面錘卷草紋。頂部焊接小金環，底部鑲嵌珍珠，珍珠周圍焊接一圈小金珠。直徑2.2、通高2.7厘米(圖三六，4)。

金飾片 馬場灘M1采:66，圓形。紋飾為錘而成，主體為格里芬(Griffin)，頭部有云雷紋，邊緣飾一圈聯珠紋。直徑3.4厘米(圖三六，3)。

金耳墜 馬場灘M2采:56，金絲彎曲成環狀，上、下兩端各串一顆珍珠。通長3.7厘米(圖三六，5)。

波斯薩珊銀幣馬場灘M1采:27，圓形，一側有兩個穿孔。正面圖案模糊不清，背面正中鑄襖教祭祀圖案，邊緣飾三周鋸齒紋。直徑2.7厘米(圖三七)。

(5)其他

主要為石墓志(馬場灘M2:1)。青石質。方形，由志蓋、志石兩部分組成(圖三八)。志蓋盡頂，底邊長59.5、頂邊長33、厚6.5厘米。四剎中部分別陰刻四神圖案，四神兩側飾纏枝卷草花卉紋。蓋面正中篆書“大唐馮翊郡故太夫人墓志銘”12字(圖三九)。志石邊長61.3、厚6厘米。正面楷書志文，20行，每行16~20字，計391字。

三、結語

（一）陵區分布

目前可知武威南山地區吐谷渾王族墓群主要集中分布在青咀灣-喇嘛灣、岔山村、長嶺-馬場灘三片區域。其中最早被發現的青咀灣-喇嘛灣墓區是目前所知墓葬分布最集中的區域，已出土墓志9合。據墓志記載，可知葬于此地的主要為公元699年以后至安史之亂期間歸葬的吐谷渾慕容氏家族成員，在唐代這一地區被稱為“涼州南陽暉谷”或“涼城南卅里神鳥縣陽暉谷”。鑒于吐谷渾王族歸唐以后的第二代“青海國王”慕容忠即葬于此，因此可將青咀灣-喇嘛灣墓區稱為“陽暉谷”陵區。

2019年，位于祁連鎮岔山村的慕容智墓被發現。據所出墓志的記載，慕容智于“其年(公元691年)九月五日遷葬于大可汗陵”。既言大可汗陵，說明吐谷渾王族歸唐以后的第一代“青海國王”慕容諾曷缽可能葬于此處，因此可將岔山村墓區稱為“大可汗陵”陵區，葬于此地的應為公元699年之前歸葬的慕容氏家族成員。

2021年發掘的長嶺-馬場灘墓區3座墓葬，從墓葬年代看，馬場灘M2所出墓志記載墓主黨氏下葬時間為唐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由于馬場灘M1與M2相距較近，墓葬形制、墓室構筑方式基本一致，出土隨葬品種類及形制相似，兩墓年代應接近。長嶺M1出有武德開元通寶銅錢，用磚規格及模印紋飾與慕容智墓相似，時代應與慕容智墓接近，大致屬武周時期或略早。從墓葬形制看，3座墓葬皆為帶長斜坡墓道的磚室墓，墓室面積約4米見方，為唐代三品或以上官員(或官員家屬)較典型的墓葬規格。從出土隨葬品看，墓葬所出墓志、各類彩繪木俑及漆盤、陶罐等，與中原地區高等級唐墓所出相似。整體來看，墓葬均依唐制建造，同時亦在墓葬選址、形制及葬俗上存在一些獨特性。就墓主人身份而言，3座墓葬的選址、形制及殉牲等情況，與已發現的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非常一致，墓主人應為歸唐后的吐谷渾人。馬場灘M2出土墓志表明，墓主“馮翊郡太夫人黨氏”，先祖原屬“西戎別族”，后“屈膝稱臣”歸附唐朝。黨氏“義以和親”，與“蓬子氏”聯姻。結合墓葬形制、隨葬品特征并對照相關文獻，娶墓主黨氏的蓬子氏，應為公元663年隨諾曷缽1同遷至武威并定居的吐谷渾蓬子部的部落首領。鑒于馬場灘M1和M2在各方面所表現出的密切關系，馬場灘M1、M2墓主人之間可能存在親屬關系。推測該處墓群為吐谷渾蓬子部的部落首領及其家族的墓地，使用時間為諾曷缽歸唐以后至安史之亂期間。

（二）葬制葬俗

雖然武威地區吐谷渾王族墓葬群的人群族屬確為吐谷渾，但是作為歸唐以后的吐谷渾人，逐漸走向漢化是不可避免的歷程，而且這些王族成員大多官爵加身，唐廷對于官員的喪葬流程又有嚴格限定。因此這批墓葬總體以中原唐代葬制為主，并混雜有吐谷渾、吐蕃、北方草原等多民族文化因素，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河西地區的地方文化特色。這批墓葬復雜的文化特征，也使其成為綜合了解唐代中原葬制和吐谷渾民族葬俗的重要資料。

如果將這批墓葬當中唐代葬制的部分揭離，就可看到較為純正的吐谷渾民族喪葬習俗。之前我們提出吐谷渾人在墓葬選址上存在“牛崗辟壤、馬鬣開墳”的基本特征。

近年來的考古發掘讓我們深刻認識到，武威唐代吐谷渾墓葬所反映出的吐谷渾民族喪葬習俗絕非一蹴而就，而是存在明顯的發展演變規律。從根本上來說吐谷渾葬俗源自于古老的鮮卑民族傳統，到青藏高原以后受到吐蕃、突厥、羌戎等民族的影響，喪葬習俗產生了一些變化，等進入唐朝境內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則喪葬情況又有變化，并最終呈現在武威吐谷渾墓葬當中。

(4)金銀器 包括金墜飾、耳墜、飾片及波斯薩珊銀幣等。

金墜飾 馬場灘M2采:81，整體呈球狀。主體由上、下兩個半球拼接而成，表面錘卷草紋。頂部焊接小金環，底部鑲嵌珍珠，珍珠周圍焊接一圈小金珠。直徑2.2、通高2.7厘米(圖三六，4)。

金飾片 馬場灘M1采:66，圓形。紋飾為錘而成，主體為格里芬(Griffin)，頭部有云雷紋，邊緣飾一圈聯珠紋。直徑3.4厘米(圖三六，3)。

金耳墜 馬場灘M2采:56，金絲彎曲成環狀，上、下兩端各串一顆珍珠。通長3.7厘米(圖三六，5)。

波斯薩珊銀幣馬場灘M1采:27，圓形，一側有兩個穿孔。正面圖案模糊不清，背面正中鑄襖教祭祀圖案，邊緣飾三周鋸齒紋。直徑2.7厘米(圖三七)。

(5)其他

主要為石墓志(馬場灘M2:1)。青石質。方形，由志蓋、志石兩部分組成(圖三八)。志蓋盡頂，底邊長59.5、頂邊長33、厚6.5厘米。四剎中部分別陰刻四神圖案，四神兩側飾纏枝卷草花卉紋。蓋面正中篆書“大唐馮翊郡故太夫人墓志銘”12字(圖三九)。志石邊長61.3、厚6厘米。正面楷書志文，20行，每行16~20字，計391字。

三、結語

（一）陵區分布

目前可知武威南山地區吐谷渾王族墓群主要集中分布在青咀灣-喇嘛灣、岔山村、長嶺-馬場灘三片區域。其中最早被發現的青咀灣-喇嘛灣墓區是目前所知墓葬分布最集中的區域，已出土墓志9合。據墓志記載，可知葬于此地的主要為公元699年以后至安史之亂期間歸葬的吐谷渾慕容氏家族成員，在唐代這一地區被稱為“涼州南陽暉谷”或“涼城南卅里神鳥縣陽暉谷”。鑒于吐谷渾王族歸唐以后的第二代“青海國王”慕容忠即葬于此，因此可將青咀灣-喇嘛灣墓區稱為“陽暉谷”陵區。

2019年，位于祁連鎮岔山村的慕容智墓被發現。據所出墓志的記載，慕容智于“其年(公元691年)九月五日遷葬于大可汗陵”。既言大可汗陵，說明吐谷渾王族歸唐以后的第一代“青海國王”慕容諾曷缽可能葬于此處，因此可將岔山村墓區稱為“大可汗陵”陵區，葬于此地的應為公元699年之前歸葬的慕容氏家族成員。

2021年發掘的長嶺-馬場灘墓區3座墓葬，從墓葬年代看，馬場灘M2所出墓志記載墓主黨氏下葬時間為唐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由于馬場灘M1與M2相距較近，墓葬形制、墓室構筑方式基本一致，出土隨葬品種類及形制相似，兩墓年代應接近。長嶺M1出有武德開元通寶銅錢，用磚規格及模印紋飾與慕容智墓相似，時代應與慕容智墓接近，大致屬武周時期或略早。從墓葬形制看，3座墓葬皆為帶長斜坡墓道的磚室墓，墓室面積約4米見方，為唐代三品或以上官員(或官員家屬)較典型的墓葬規格。從出土隨葬品看，墓葬所出墓志、各類彩繪木俑及漆盤、陶罐等，與中原地區高等級唐墓所出相似。整體來看，墓葬均依唐制建造，同時亦在墓葬選址、形制及葬俗上存在一些獨特性。就墓主人身份而言，3座墓葬的選址、形制及殉牲等情況，與已發現的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非常一致，墓主人應為歸唐后的吐谷渾人。馬場灘M2出土墓志表明，墓主“馮翊郡太夫人黨氏”，先祖原屬“西戎別族”，后“屈膝稱臣”歸附唐朝。黨氏“義以和親”，與“蓬子氏”聯姻。結合墓葬形制、隨葬品特征并對照相關文獻，娶墓主黨氏的蓬子氏，應為公元663年隨諾曷缽1同遷至武威并定居的吐谷渾蓬子部的部落首領。鑒于馬場灘M1和M2在各方面所表現出的密切關系，馬場灘M1、M2墓主人之間可能存在親屬關系。推測該處墓群為吐谷渾蓬子部的部落首領及其家族的墓地，使用時間為諾曷缽歸唐以后至安史之亂期間。

（二）葬制葬俗

雖然武威地區吐谷渾王族墓葬群的人群族屬確為吐谷渾，但是作為歸唐以后的吐谷渾人，逐漸走向漢化是不可避免的歷程，而且這些王族成員大多官爵加身，唐廷對于官員的喪葬流程又有嚴格限定。因此這批墓葬總體以中原唐代葬制為主，并混雜有吐谷渾、吐蕃、北方草原等多民族文化因素，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河西地區的地方文化特色。這批墓葬復雜的文化特征，也使其成為綜合了解唐代中原葬制和吐谷渾民族葬俗的重要資料。

如果將這批墓葬當中唐代葬制的部分揭離，就可看到較為純正的吐谷渾民族喪葬習俗。之前我們提出吐谷渾人在墓葬選址上存在“牛崗辟壤、馬鬣開墳”的基本特征。

近年來的考古發掘讓我們深刻認識到，武威唐代吐谷渾墓葬所反映出的吐谷渾民族喪葬習俗絕非一蹴而就，而是存在明顯的發展演變規律。從根本上來說吐谷渾葬俗源自于古老的鮮卑民族傳統，到青藏高原以后受到吐蕃、突厥、羌戎等民族的影響，喪葬習俗產生了一些變化，等進入唐朝境內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則喪葬情況又有變化，并最終呈現在武威吐谷渾墓葬當中。

（來源：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