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V-Dem發布年度報告,把美國在179個國家中的民主排名從第20位下調到第51位,這種變化更像是“失速”而不是緩慢滑坡。
隨后,“明線觀察”借助對500多位美國學者的調查,得出了更直白的判斷:美國體制幾乎被推到了“自由民主”和“獨裁”之間的灰色地帶。
日前,“自由之家”也發布報告,指出在所謂“自由國家”當中,美國去年的政治權利以及公民自由下滑幅度,與保加利亞、意大利并列最大。
這三份材料真正的矛盾點并非“美國是不是民主國家”,而是“美國的民主還能不能開展自我修復工作”。
美國長期強調制度具備糾錯能力,但當前學界的擔憂在于糾錯機制雖然仍在運轉,卻被持續消磨,危險不在于突然停擺,而在于關鍵時刻不再可靠。
這些機構反復點名的緣由主要囊括幾類,行政權力的集中化趨勢、在關鍵議題上越權并繞開國會、對媒體以及言論空間的壓迫性做法、把不服從的機構視作“攔路虎”并試圖壓制。
V-Dem研究所創始主任林德伯格的表述更為尖銳,美國正在朝獨裁方向滑行,而這恰恰是建國先賢最想避開的坑。
他還用速度對比來強調風險,印度莫迪用了10年、土耳其埃爾多安用了10年、匈牙利歐爾班用了4年才完成的倒退幅度,美國卻在一年內就出現了相當程度的變化。
這些判斷之所以刺耳,是因為它觸碰到美國政治最敏感的神經——制衡。美國人引以為傲的不只是“能選舉”,更是“沒人可以一手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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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白宮不斷去測試邊界、把規則當作可以揉捏的材料,而國會又因黨爭陷入長期內耗,只剩對外表演式爭吵,民主就容易從“在共同規則下競爭”變成“嗓門更大、動員更強的人更占上風”的擂臺。
白宮的回應方式也很典型,幾乎可以當作當下美國政治語言的樣板。發言人奧利維亞·威爾士把V-Dem定性為“無關緊要、明顯有偏見”,并且反過來把特朗普包裝成“自由與民主的捍衛者”,強調透明以及親民,甚至宣稱他“拯救了傳統媒體,使其免于倒閉”。
這種說法的操作邏輯很硬,不進入指標與證據的討論,而是先去削弱對方權威,再把自己塑造成“人民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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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本人也提前為這類指控預設了防守姿態,他在橢圓形辦公室面對記者時說過:“很多人說我們可能喜歡獨裁者……我不喜歡獨裁者。我不是獨裁者。”否認本身并不構成問題。
真正的問題在于現代政治中,“我不是”遠遠不夠,社會更會把注意力放在行動上,是否把不同意見當成敵人?是否把規則當作障礙?是否把司法、媒體、監管機構當成必須被馴服的“裁判團”?
“明線觀察”的兩位聯合主任在采訪里提出一個關鍵變量:法院的反擊能力。達特茅斯教授凱里舉例說,上個月最高法院在關稅議題上裁定總統敗訴,這說明特朗普尚未完全“掌控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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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聯合主任尼漢也給出相對冷靜的補充,即便出現了獨裁者常用的操作套路,也不意味著影響一定不可逆。
中期選舉帶來的制衡、政治反彈、制度慣性、精英陣營分裂等因素,都可能讓這種加速過程被迫踩剎車。
美國當前更像一場拉鋸,一邊在不斷試探底線,一邊又在進行修補裂縫的工作,結局未必注定,但代價幾乎必然提高。
“美國民主下滑”也會產生外溢效應,自由之家提到一個微妙但重要的變化:美國國務院過去經常公開批評別國選舉舞弊,而現在的表述更像是只有當美國具備明確且令人信服的利益時,才會對外國選舉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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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過去在國際上最值錢的資產之一就是“講規則”的姿態,即便很多國家不認同其雙標,但它至少會以“民主燈塔”的形象來評判別人。
戈羅霍夫斯卡婭所說的“失去全球民主團結”,實質上就是國際秩序中“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的分界線”被不斷磨平。
2月,國務卿魯比奧公開支持匈牙利的歐爾班連任。歐爾班在不少學者眼里是典型樣本,憑借選舉上臺,然后逐步拆解制衡,把國家機器更深地個人化。
特朗普也曾公開稱贊歐爾班是“強人”“硬漢”,這種相互站臺釋放的信號相當直接:美國對“強人政治”的容忍度正在上升。
美國當下的癥結并不玄乎,黨爭把公共機構當戰利品來分配;行政權擴張常常依靠“先做再說”的方式推進;媒體生態被撕裂成信息繭房。
美國能否撐住,取決于權力是否愿意接受約束,取決于社會是否愿意為規則付出耐心,也取決于每一次選舉以及每一次判決能否把“誰都不能為所欲為”這條底線重新釘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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