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記者曾問：北方四島屬于哪國？中方的巧妙回答令對方如芒刺背

1960年初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會客廳里，一位日本議員被赫魯曉夫直勾勾盯著。對方一句話，說得不緊不慢：“想要談南千島群島，并非沒有可能，不過，日本國內的外國軍隊，總得先離開吧。”這句話在當時日本政壇掀起不小波瀾，也讓“北方四島”這個名字，再次變成一根扎在日俄之間、乃至牽動周邊大國的刺。

有意思的是，幾十年后，這塊地方還在被不斷提起。俄羅斯人習慣叫它“南千島群島”，日本堅持用“北方四島”，稱呼不同，立場就已經寫在臉上。很多人只看到一塊島嶼爭端，卻很容易忽略背后那條綿延近三個世紀的深層線索：一個急需出海口的大國，一個資源貧乏卻極度重視海洋的小島國，再加上戰后格局的重新洗牌，各方的算盤一直打到今天。

不得不說，北方四島問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某些勢力拿出來“炒一炒”。有人借機對俄施壓，有人想借話題撈到國內政治好處，還有人盯著中俄關系，想著能不能從中撕開一道口子。正是在這種復雜背景下，日本記者那句看似普通的提問，才顯得意味深長。

一、從蝦夷人到沙俄軍官：一塊寒冷群島的身世

如果把時間往前撥回到18世紀，南千島群島的樣子，和后來列強嘴里的“戰略要地”完全是兩回事。1716年前后，出現在那片寒冷海域的，是乘船北上的俄國人。他們在島上碰到的，不是日本軍隊，也不是什么開發公司，而是蝦夷人——生活原始、與世隔絕的土著族群。

沙俄當時對遠東地區的擴張，已經形成慣性。和帝國的很多其他地方一樣，俄國人在南千島群島上干的事，大致有兩件：派人勘察、設立據點。一邊繪制地圖，一邊建立管理機構，把這種“名義上的發現”逐漸變成“實質上的統治”。當地蝦夷人在俄國人的長期影響之下，語言、生活方式一點點發生變化，接受教會、服從官員，把自己看作“帝國的臣民”，這是有據可查的過程。

按照近代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領土慣例，“最先有效發現并持續占有”是主權主張的關鍵依據之一。在這一點上，俄羅斯方面在南千島群島的起步時間，確實要早得多。那時候的日本，還沒把目光系統地投向這些偏遠島嶼，海防重心也更多放在本州、九州和對中國、朝鮮的傳統航路上。

等到日本真正意識到北方海域價值時，已經是19世紀中葉。那時的日本剛剛結束長久鎖國，面對西方列強的炮艦壓力，開始倉促謀求“對外擴展”。北方四島被重新審視，既是潛在漁場，也是天然屏障。日本人拿出自己繪制的地圖，宣稱對這些島嶼“自古以來有所認識”，試圖在話語上拉回一點主動權。

問題在于，當時的國際力量對比極不對稱。19世紀的俄羅斯，是名副其實的歐亞大帝國，而日本還沒經歷明治維新，綜合實力差距肉眼可見。即便如此，在多方博弈和現實利益考量下，兩國還是坐到了談判桌前。

1855年，俄日簽署了《日俄和親通好條約》。從這份條約開始，北方四島的歸屬出現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日本取得了其中相當一部分島嶼的控制權。后續為換取日本對沙俄占據庫頁島的承認，俄國又作出更大讓步，把北方四島全部轉給日本，由此形成了戰前相當長時間里“日本實際統治”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轉移并不是單純“割地賠款”，更多是列強之間互換籌碼的結果。沙俄看中的，是資源更豐富、位置更關鍵的庫頁島，日本則愿意用北方四島的“完整控制”來換取在北方的存在感。這種算盤，在當時的地緣政治棋局里，并不罕見。

局面在20世紀上半葉再度被打碎。1917年十月革命后，新生蘇維埃政權在國內外戰火中苦苦支撐，對北方遠東地區一度無暇顧及。日本趁著俄國內戰的混亂，繼續牢牢握住四島控制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后期，局勢才發生了根本逆轉。

1945年，根據雅爾塔協定以及反法西斯同盟的相關安排，蘇聯在對日宣戰后出兵遠東，對日軍駐守的庫頁島南部以及南千島群島發動軍事行動。日本無條件投降后，蘇聯實際上接管了北方四島，將其納入自己的遠東體系。此后幾十年中，蘇聯對這片地區的控制持續存在，島上居民成分、軍事設施布局也逐步發生變化。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在涉及戰后領土安排的問題上，一貫強調尊重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和既定國際協定。北方四島歸屬問題，實質上就被鎖定在這一框架內。蘇聯在1950年代之后，出于對日本和美國關系的忌憚，又多次在外交層面釋放信號，希望借北方四島問題影響駐日美軍布局。赫魯曉夫那句“日本不得有外國駐軍”的說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遺憾的是，日本國內政局長期受美軍駐扎和同盟體系的影響，哪怕有一部分人想在北方四島上做文章，真正左右決策的力量，始終要顧及華盛頓的態度。結果就是：赫魯曉夫短暫拋出的“部分領土可能性”，最終也只能停留在談話記錄里。

二、戰后日本的心結與澤連斯基的“順水推舟”

戰敗之后的日本，面對領土問題有一套固定說法：北方四島是“被非法占領的固有領土”。這一表述在日本教科書、政府文件和政客演講中不斷出現，逐步塑造了一種社會認知——收回北方四島，是日本長期目標之一。無論執政黨還是在野黨，很少有人公開放棄這一訴求。

時間來到21世紀，情況看似發生了變化，實則有其延續性。俄日關系有過幾次“接近突破”的階段，也有對峙加劇的時刻，但在根本立場上，雙方都沒有真正讓步。俄羅斯不會輕易放棄通往太平洋的這條“前門”，日本也不愿在國內世代灌輸的“收復”敘事上輕易改口。于是，北方四島常常成為外交會談上的風向標，只要提及，就意味著雙方氣氛緊張。

到了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原本就復雜的局面再添變量。烏克蘭在軍事上承受巨大壓力，國內動員不斷升級，在西方輿論場中頻繁發聲，希望爭取更多援助。在這種背景下，烏克蘭領導人澤連斯基多次通過視頻講話面向各國議會或公眾表達立場，其中就包括面向日本的一段表述。

2022年10月7日，這段大約五分鐘的視頻中，他談到“被非法占領的土地被解放，是合法的、公正的、符合歷史規律”的觀點。緊接著，他提及北方四島，公開表示“從歷史上看，日本才是那里真正的主權國，有權收回自己的國土”。這番措辭，顯然不是隨口而出，而是精心設計的話術。

對烏克蘭來說，借此在道義層面附和日本長期立場，能夠拉近與東京的政治距離，也有利于爭取更多的經濟、軍事幫助。對日本部分政客而言，這樣的“國際聲援”，無疑可以被當作一種宣傳素材，對內對外都可以炫耀一番。

不過，在更大的國際格局中，這樣的表態，并不具有實際法律效力。北方四島歸屬問題，是戰后國際秩序的一部分，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戰時和戰后的相關協定、條約，而不是某一國領導人的一段講話。澤連斯基的言論，更像是在既有爭端上脈脈加火，順便借“領土正義”的話術強化自身立場，這一點并不難看懂。

值得注意的是，每當這種外部聲音出現時，日本國內總會有媒體和政治人物順勢炒作，試圖造成一種“國際傾向于支持日方主張”的印象。這種宣傳對國內民意確實有影響，但從現實角度看，俄方在北方四島的軍事實控沒有發生改變，戰后協定的文本也沒有被推翻。宣傳層面熱鬧，實際格局卻依舊固化。

在這個階段，一些勢力開始把目光投向中俄關系。他們認為，在俄烏沖突背景下，如果能在北方四島問題上撬動中國，哪怕是模糊一兩句，都有可能被包裝成“中俄出現分歧”的證據。日本記者后來的那句提問，就是在這種思路下出現的。

三、日本記者的刁鉆提問與中方的巧妙應對

澤連斯基那段視頻引發討論之后不久，在一次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一位日本記者起身提問，話說得很客氣，內容卻頗具火藥味：“請問，對于北方四島，中方認為它們屬于哪個國家？”

如果把這個問題拆開來看，背后有幾重用意并不難猜。

其一，如果中方直接回答“屬于俄羅斯”，西方某些媒體很可能借機攻擊，說中國在領土爭端上“站隊”，甚至把它和俄烏問題捆在一起炒作，塑造一種“聯合對抗西方”的輿論形象。這種話題在他們的報道模式中再熟悉不過。

其二，如果中方回答“屬于日本”，那就是對戰后格局和俄羅斯現實控制的公開否定。對正處在俄烏沖突中的俄方來說，這種表態無疑是一種嚴重刺激，極易被理解為中方“倒向另一邊”。在關鍵敏感時期，這種表態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中國一貫外交原則。

其三，如果回答含糊不清，既不提歷史背景，也不強調原則立場，反倒容易被各方截取片段，各說各話，制造新的誤解和曲解。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方發言人的回答就顯得格外關鍵。面對提問，他給出了兩層信息非常清晰的回應：“南千島群島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這是俄日兩國的內部問題，作為中方，我們認為，反法西斯戰爭的一系列決定應該得到尊重和執行。”

這句話里有幾處細節，很值得玩味。

第一，用“南千島群島”代替“北方四島”的表述。日本媒體習慣使用“北方四島”，本身就包含了日方視角和立場。中方發言人沒有沿用這一稱呼，而是使用“南千島群島”，實際上在術語選擇上，拉開了與日方敘事的距離，并與俄方長期使用的地理概念保持一致。這種“選詞”，本身就是立場的一部分。

第二，把問題歸類為“歷史問題”和“俄日兩國的內部問題”。這兩句并列，方向截然不同卻互相補充。一方面強調，這不是一個憑空出現的領土爭端，而是戰前戰后長期歷史積累的結果；另一方面明確表示，中方不介入、不充當裁判，更不會去“裁定”它屬于某一方。這樣既避免被卷入具體爭議，也回應了“中方怎么看”的核心問號。

第三，點明“反法西斯戰爭的一系列決定應該得到尊重和執行”。這句話等于把視線從當下爭議拉回到1940年代的國際協定和反法西斯同盟體系上。雅爾塔協定等一系列戰時安排，為蘇聯在遠東的行動，包括對南千島群島的控制，提供了法律和政治基礎。強調“尊重和執行”，就是在重申中國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基本態度，而不是臨時順著某一方的說法走。

從操作層面看，這樣的回答既沒有直接說“歸誰”，又實際上給出了方向。既避免了站在話語表面去裁判主權歸屬，又堅持了對反法西斯戰爭成果的維護立場。對于試圖通過提問挑撥中俄關系、或者引誘中方表明“站隊”的人來說，這個回答確實讓人“無從下嘴”。

當場有記者悄聲說了一句：“他沒上當。”從中方發言人的角度看，這種應對方式，并不只是言語技巧，而是一以貫之外交邏輯的延續。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涉及他國領土爭端問題上，中國的態度大體有兩條主線：尊重戰后國際秩序、反對以武力或單邊行動改變既成邊界；同時強調相關爭議由當事國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南千島群島問題，也被納入這種邏輯之中。

從日本記者的反應看，當時場面一度有些尷尬。提問本身包含明顯的誘導意味，卻沒有得到預想中的“選邊站隊”回應。對方不僅沒有接過“北方四島”的表述，反而用“南千島群島”回應，還把話題提升到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后國際秩序的層面。這樣的回答方式，讓想要借題發揮的媒體，很難從中剪出對自己有利的“猛料”。

有意思的是，一些海外評論在事后總結這段問答時，更多關注的是“措辭之精準”和“態度之穩定”。相比個別國家在領土問題上的反復搖擺，中國在這一類問題上的話語習慣，并沒有被一時形勢牽著走。對于那些習慣通過“逼問”制造分裂的人來說，這樣的穩定反而是最讓他們不舒服的地方。

總體來看，北方四島（南千島群島）問題從18世紀延續到今天，已經遠遠超出“幾塊島嶼”的范疇。它折射的是帝國擴張的歷史遺留，是二戰結束后大國協商的結果，也是冷戰格局和冷戰遺產的一部分。對日本而言，它是戰敗陰影下的長期心結；對俄羅斯而言，它是通往太平洋的一扇門；對中國而言，則是必須謹慎對待的歷史問題和外交考題。

在多方盤算交織的現實中，那句“反法西斯戰爭的一系列決定應該得到尊重和執行”，背后承載的是對既定歷史事實的認可，也是對戰后國際秩序基本框架的一種堅持。對那些試圖用話語陷阱改變歷史結論的人來說，這種堅持，常常比任何高聲爭辯更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