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談馮玉祥：非常殘忍且不誠實，我無法理解他的那些做法

1990年秋天，臺北近郊的一處寓所里，八十九歲的張學良坐在沙發上，手里捧著一杯已經涼透的茶。記者小心翼翼地問起他一生接觸過的人物，從北洋軍閥到國民黨高層，一個個名字拋出來，他都淡淡點評幾句。有贊賞，有無奈，也有遺憾。直到有人提起“馮玉祥”三個字，他原本平和的表情忽然一僵，沉默了幾秒，才緩緩吐出一句話：“馮很殘忍，殺人，我對他很難過的，我這人做不出他做的事。”

這一句，分量不輕。因為說這話的人，是在軍閥混戰年代摸爬滾打出來的東北少帥；而被評價的人，是在民國政壇上八次倒戈、號稱“布衣將軍”的馮玉祥。兩人有恩，有怨，更有一筆說不清的舊賬。要弄明白張學良這句“做不出”的背后，其實離不開三段時間：1924年的北京政變，1925年的郭松齡兵變，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戰。

有意思的是，在軍閥世界里，變臉、倒戈幾乎成了常態，但張學良偏偏對馮玉祥耿耿于懷，甚至用“殘忍”“謊話連篇”這種極重的話來形容。這就不再是簡單的“政見不同”，而是觸到了做人底線的問題。

一、從“救場恩人”到“設局之人”：1924—1925年的反轉

1924年直奉大戰打得如火如荼。那一年，北方戰局的焦點，本來在山海關一線。吳佩孚的直系，和張作霖的奉系，在關內外互相拉鋸，誰也吃不下誰。張作霖在前線指揮，張學良跟在父親身邊，天天聽的是軍情匯報，看的是損失數字，心里并不踏實。

真正改變戰局的，卻不是哪一場硬仗，而是北京城里的一次突然變故。1924年10月，北京的駐軍突然行動起來，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下令，部下鹿鐘麟率兵包圍總統府，軟禁直系總統曹錕，同時趕走了小皇帝溥儀，把孩子般的遜帝送出了紫禁城。史書上把這件事稱為“北京政變”，在當時卻更像是一聲響雷，把整個直奉戰局都劈裂了。

消息傳到山海關前線，張作霖一時又驚又喜。驚，是因為馮玉祥之前既不是直系鐵桿，也談不上是奉系子弟，此人態度一直曖昧，說翻臉就翻臉，讓人難以捉摸；喜，是因為吳佩孚突然失去北京這個大后方，等于被人從背后抽掉了脊梁骨。沒過多久，直軍在前線支持不住，只能倉皇撤退，直奉大戰以奉系獲勝告終。

這一仗，張作霖從“關外大帥”變成了握有北洋政府實權的中原掌權者；馮玉祥則搖身一變，成了罵直系有功、驅逐溥儀有名、在輿論界風頭無兩的“國民軍”總司令。媒體稱他為“基督將軍”“布衣將軍”，一時間，名聲甚至壓過張作霖。

站在當時的張學良角度看，馮玉祥算是“幫了大忙”的人。他并不熟悉馮，只知道這是個敢出手、敢冒險的硬漢。年輕的少帥，對這種能在關鍵時刻逆轉戰局的人，多多少少有點佩服。

可這份好感很快就碎了。

1925年11月，奉系內部突然爆出一件足以動搖根基的大事：奉軍名將郭松齡在灤州起兵，公開反叛奉系，舉兵“倒帥”，聲言要打回奉天。郭松齡是何許人？那不是普通的軍官，他曾是張學良的老師，是東北軍里少見的“新派軍人”，講訓練、講裝備、講現代戰法，在少帥心里有很高的位置。

郭松齡起兵，讓張學良震驚到一時說不出話來。奉軍高層也全都懵了。為什么反？怎么反？背后是誰？這一連串的問號，直到郭松齡兵敗身死之后，才真正有了答案。

事后，張學良見到了一份《郭密約》。那是一份郭松齡與馮玉祥之間的書面協議。密約內容并不復雜：郭若能奪取奉天，控制東北局勢，馮玉祥則從中策應，以天津為交換籌碼，雙方分地盤、劃勢力，把張作霖逼下臺。換句話說，郭松齡表面上打的是“改組奉系”的旗號，背后其實有馮玉祥在謀劃大局。

看著這份密約，張學良的心不可能不涼。郭有野心，這他并非完全不懂，可馮的角色，顯然不是簡單的“支持者”，而是棋局的設計者。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馮玉祥在郭剛一出關的時候，態度急轉直下。

郭松齡起兵后，奉系的敵對勢力并非只有張作霖一方，還有李景林等部隊。按一般人的想法，既然馮已經與郭密約，那就應當想辦法牽制郭的對手，給盟友減壓。但馮的操作恰恰相反：他突然轉頭攻擊郭軍的盟友李景林。

這一下，局面立刻變了味。李景林“被打疼了”，憤而倒向奉系對立面的直魯聯軍，開始配合張宗昌等人封鎖郭松齡的后路。郭松齡部隊孤軍深入，又背上“叛帥”的名頭，后勤物資一斷，在寒風凌厲的山海關一帶被生生困死，最后全軍覆沒，連郭本人也被亂槍打倒。

那一年，張學良剛二十四歲。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從老師那里學過戰術、受過提攜，又親眼看著這位老師在冰天雪地里被圍困、再被剿滅，背后牽扯出熟悉的“北京政變的馮將軍”，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名義上，馮曾“助張家一臂之力”；結果轉頭，他又以另一個方式，把奉系的根給攪斷了一截。

在這種經歷之下，他對馮玉祥的看法徹底轉向。他不是不懂權力運作，也不是不明白軍閥世界里的“人心難測”，但在他看來，馮不僅是會倒戈，更是會設局、會利用別人去送死的人。這種“翻云覆雨”的做法，遠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底線。

多年之后，當他再提起馮玉祥，語氣里那種又冷又硬的失望和厭惡，顯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從那幾年一點點積累來的。

二、從盟友到“催命符”：1927—1928年的決裂

時間推到1927年。南方的北伐軍已經從廣州一路打到長江中游，武漢、南京相繼易手。直系、皖系這兩個北洋老牌派系節節敗退，北洋政府名義上的權威所剩無幾。

但在北方，還有一個巨大障礙，那就是趴在京津一線的奉系。張作霖手握數十萬大軍，控制著京津交通要道，占著北洋政府的招牌，雖說氣勢已不如當年，但對國民革命軍的北上，仍然構成實打實的屏障。

要破這個局，光靠南方一路往上頂，難度太大。蔣介石很清楚，必須有人從西面或北面打奉系一個側翼，這才有可能一舉打穿。就在這個關鍵檔口，曾經“北京政變”、后來又在西北盤踞的馮玉祥，再次進入視線。

這幾年里，馮玉祥因為與段祺瑞、張作霖等人在政治路線和權力安排上矛盾重重，被迫退到西北。別看他不在京津露面，但實際上并沒有脫離權力舞臺。他的部隊占據潼關一線，拱著中原咽喉，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實力。他出不出兵，對北伐的成敗，有著直接影響。

蔣介石看中了這一點，多方聯絡，反復談判，給足了名分和面子。很快，馮玉祥就有了一個響亮的頭銜：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他打著“響應北伐”的旗號，揮師出潼關，從西向東壓來。

對于奉系來說，這是一個極為不利的信號。張作霖本以為，只要在南面死守住北伐軍，拖著打，總能有機會談判；卻沒想到西線突然殺出一個馮玉祥。更扎心的是，馮玉祥早年在北洋政府混跡時，也不是完全與奉系無緣，多少算沾過張家的光。張作霖在馮勢弱時，曾給過一些援助。馮現在卻以“革命名義”出兵，把槍口對準了張家。

張作霖心里是憤怒的，但形勢擺在那里，憤怒也沒用。蔣馮的力量一南一西，配合閻錫山突然“變臉”投向國民政府，整個華北形勢迅速倒向國民革命軍。

閻錫山的轉身速度，一點也不比馮慢。原本他與奉系關系不算太差，一度還有互相援助的歷史，可風向一變，他立刻宣布加入國民政府，自稱“北方軍總司令”，把自己包裝成“支持統一”的代表，干脆利落地倒向蔣介石。

這一連串變局，讓奉系內部一片混亂。前有北伐主力，西有馮部，側有閻軍，后還有日本的陰影伺機而動。張作霖的兵力再多，也架不住四面牽制。北京守不住，天津也守不住。1928年6月2日，他被迫發布出關通電，表示“退回東北”，準備以關外為基地重新整頓。

6月4日凌晨，張作霖登上從北京開往奉天的專列，身邊隨行的人不算多，氣氛頗為壓抑。列車駛近沈陽北郊皇姑屯時，突然爆炸聲大作，車廂被炸得四分五裂。張作霖身負重傷，由兵士們抬下車廂，沒多久就斷了氣。

這場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背后牽涉的是日本關東軍的謀劃，意在打掉張作霖這塊“擋路石”。馮玉祥當然不是直接兇手，但從大局看，他在北伐后期對奉系的窮追猛打，確實起到了“催命符”的作用——沒有前面一連串的圍攻與逼迫，也就不會有后面張作霖狼狽出京、坐上那趟致命專列的一幕。

張學良在沈陽接到消息，匆忙趕回，面對的已是一具冰冷的遺體。他不但要接管東北軍，還要在日本與國民政府之間尋找一條勉強能走下去的路。權衡再三，他在1928年末宣布“改旗易幟”，接受國民政府的旗幟與制度，讓東北軍從“奉系私軍”變成“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

這一步，幾乎可以看成是張家的“歷史謝幕”。從此以后，奉系不再是獨立的政治中心，而變成更大格局中的一塊棋子。

馮玉祥則在北伐勝利后，聲望達到新高。驅逐直奉舊勢力的功勞，被反復放大，他被稱為“再造民國”的重要人物之一。蔣介石對他既防又用，一邊重用，一邊戒備。兩個人的關系，從合作走向對立，矛盾越來越深。

至于張學良和馮玉祥，名義上同屬國民政府麾下，但各有地盤、各有班底，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合作。早年的恩怨，加上奉系的慘敗，讓兩人之間的那條縫，徹底合不上了。

三、中原大戰與“做不出”的分界線：1930年的最后交鋒

1930年，矛盾終于集中爆發。蔣介石一邊整合北伐后的權力，一邊增強對地方軍閥的控制，這難免觸動一些人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利益。在北方，有兩個人對蔣介石尤其不滿，一個是馮玉祥，一個是閻錫山。

馮手握西北軍，閻控制山西，加上桂系李宗仁等勢力，這幾家合在一起，決定以“倒蔣”為旗號發動大戰。他們提出的口號是“反對蔣氏專政”“為國除奸”，看上去很正義，實質上，還是權力之爭。

這場戰爭，就是后來史書上說的“中原大戰”。參戰兵力數十萬，戰線橫跨河南、安徽、江蘇一帶，規模在民國內戰中名列前茅，給中原百姓帶來深重災難。這一點，連當事人后來回憶時也難掩沉重。

在這個局勢下，有一個人站在關鍵位置，那就是坐鎮東北的張學良。東北軍兵強馬壯，經濟資源豐富，在各路軍閥中獨樹一幟。誰能爭取到張學良，誰就能多一分勝算。這是蔣、馮、閻心里都清楚的事情。

馮玉祥口口聲聲“討蔣”，卻沒有主動去爭取張學良的支持，也沒有認真溝通，僅僅默認東北軍保持中立。有研究者認為，馮對張學良的態度里，帶著一點傲慢：他覺得張學良不過是個“少帥”，成名靠的是父親，未必敢輕易押大注。

閻錫山在這一點上比馮要精明得多。他多次派人往山海關方向跑，希望說服張學良“聯馮反蔣”，甚至愿意在地盤、名分上做出一些讓步。只是這些接觸，停留在客氣層面，真正觸到核心利益時，又都退縮了。

張學良的態度，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保持“緘默”。不通電，不表態，既不支持蔣，也不公開站隊馮、閻。他手里的東北軍就像一道懸在半空中的刀，沒人知道這刀最后會落在誰頭上。

戰局進行到1930年夏天，馮、閻聯軍一度占到便宜，把蔣的部隊打退了不少。但局面并沒有完全傾斜，雙方在中原一帶反復拉鋸，誰也吞不下誰。這種膠著狀態，讓各方都感到焦慮。

就在這個時候，張學良忽然出手。

1930年7月，他發出通電，說得很冠冕堂皇：為國家統一、為結束內戰、為維護“中央合法政權”，決定率東北軍入關，支持中央。這封通電一出，形勢立刻翻盤。對于馮玉祥和閻錫山而言，這等于被在背后重重捅了一刀——他們原本至少指望東北軍中立，現在卻在關鍵時刻被推向了被圍的一角。

東北軍一南下，馮玉祥的西北軍壓力驟增。許多原本觀望的勢力，馬上倒向蔣介石一邊。閻錫山一看大勢已去，開始考慮抽身退讓。馮部失去援軍，補給線被切斷，軍心渙散，不得不節節后撤。中原大戰以馮、閻失敗告終，馮玉祥被迫退回西北，政治地位急劇下降，再也無法與蔣介石爭雄。

對中原大戰的這一段歷史，張學良晚年也承認：當時的選擇，是在幾種壞結果里挑了一個相對沒那么壞的。他希望結束內戰，也不愿東北卷進無休止的混戰，更要顧忌日本在東北虎視眈眈的現實。站在權衡利弊的角度，他的決定并不難理解。但在馮玉祥看來，這就是一記“背后冷箭”。

有趣的是，若從“倒戈次數”和“變臉速度”來看，中原大戰中的張學良，似乎也多少沾了軍閥時代那種“翻云覆雨”的味道。可偏偏，他在晚年談起馮玉祥時，卻堅決地說了一句：“我這人做不出他做的事。”

這句話的關鍵，并不在于“倒不倒戈”，而在于做事的方式。

馮玉祥的名聲，一直帶著“八次倒戈”的色彩。很多變向，是公開的、突然的、帶有戲劇效果的，比如北京政變、擁護北伐；但也有一些，是在密約、暗線、設局中完成的。郭松齡兵變那一段，尤其觸犯了張學良內心的底線——利用一個有理想、有能力的部下，把他推到風口浪尖，再在關鍵時刻抽身另投他向，任由對方被各路軍閥圍剿致死，這在少帥心里，是“殘忍”的表現。

說得直白一點，張學良可以接受明面上的敵對：兵對兵，將對將，輸贏都在明處。但他很難接受那種一邊談合作、一邊暗中設局的做法。對于馮，他看重的不是“是不是倒戈”，而是“倒戈之前做了什么、說了什么”。

中原大戰中，張學良通電支持蔣介石，雖在戰術上也是“選邊站隊”，但他沒有像馮當年那樣與閻、馮簽下密約后再背后拆臺，而是一直保持距離，最終在公開通電之后才出兵。他認為這兩類行為在性質上是有分別的。

有人曾經問過他：“那馮將軍抗日時還是很積極的，你怎么看？”張學良只淡淡回了一句：“抗日是應當的，可做人還是有個譜。”這類回答，多少透露出他的內心評價標準——功可以記，但人品上的傷口，很難愈合。

馮玉祥在抗日戰爭中，確實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多次上書主張抗戰，后來還出席了國際反法西斯的活動；1948年赴蘇聯途中，在黑海海域遇難，終結了一生頗具傳奇的一段歷史。外界對他的評價，一直很分裂，有人稱他為“愛國將軍”，有人則記住他那一連串的變臉與“謊話連篇”的名聲。

張學良的評價，當然帶著個人立場與情緒，但也不是空穴來風。他經歷過奉系從高峰走向崩塌，親眼見過父親在權力漩渦中被裹挾，也被郭松齡那段恩義糾纏得心緒難平。對他而言，馮玉祥不只是一個“多次倒戈的軍閥”，更是一個在關鍵節點上，用極其冷硬手段處理同盟關系的人。

當他在接近九十歲的年紀，回顧過去幾十年風云人物時，依舊說出“我這人做不出他做的事”這句話，背后其實是對自己行為邊界的一種堅持。可以妥協，可以權衡，可以在大局與私怨之間反復掂量，但有些“局”，在他眼里是絕不能下的。

也正因為這樣，他對馮玉祥的那份“很難過”，里頭既有對郭松齡之死的痛惜，也有對奉系舊局被一點點拆碎的無奈，更有對那種“設局害人”的厭惡。這種情緒，埋了幾十年，到了暮年，仍舊不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