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先生手中的水晶球 | 顧錚

本文為同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金石聲鏡頭下的上海七十年》（金華編）序

金石聲先生的公子金華兄發來本書PDF囑為文一篇。非常感謝金華兄對我的信任。自2012年策劃《光影驚滄——金石聲攝影展》（上海劉海粟美術館）以來，一直有緣在金華兄的幫助和支持下在策展工作中不斷與金先生的攝影相遇，因此不斷深化對金先生的攝影實踐的理解。這次收到的本書PDF，于我仍然是一次對金先生的攝影實踐的探險之旅。本書以金先生長達70年的攝影實踐與上海城市的變遷相關聯動，逶迤展開其所見上海景象，編輯思路與手法實在高妙。而可說是本書提綱挈領的封面照片，于我更是一個驚喜。其實，過去一段時間里，遠在海外的金華兄在其微信朋友圈里不斷發布新掃描整理的金先生作品，一直令我（當然不止是我）驚喜連連。每每看到他的朋友圈更新，愈發覺得金先生攝影之深不可測。

盡管如此，本書封面照片還是令我驚喜，甚至驚艷。在此容我就金先生此作饒舌幾句。照片中，一只前伸的手將一個水晶球托舉空中，也可以認為插入空間，水晶球映出變成倒懸狀態的電視塔和當時尚簡單的樓群天際線（上圖）。就此照片的意趣而言，與金先生攝影的一貫風格從整體上來說并不一致，具有更多的象征意義。但正因為如此，更為我們理解他的攝影實踐提供了新的線索和想象的可能。金先生喜自拍，留下大量風格獨特的自拍作品，洵為中國selfie（自拍）攝影的先驅。雖然無法像其他自拍照片那樣可以通過照片中的個人形象確認照片中的手是金先生的手，但我仍然愿意一廂情愿地視其為金先生的自拍照片。在西方文化傳統中，水晶球意象往往被賦予一種神秘色彩，它占卜命運也預測未來。但這張照片，在我的個人認知里，則是城市規劃工作者金經昌以攝影的方式為這個城市的未來在祈愿的證據，也是一個對于上海這座城市寄托深情的人的內心映照。因此，這也是對于他作為城市規劃工作者的職業生涯的一種高度藝術性的視覺象征。我于城市規劃無權濫發議論，但至少可以認為，選擇這張照片為本書封面，有一舉兩得的措意在。金先生的主業是城市規劃，攝影是他的hobby（愛好），但本書以這張照片為封面，既提示了本書主人公的工作性質，也將他的工作與hobby完美契合予以概括，可謂天衣無縫地定義了金先生的業績。

1933年，電通電影公司拍攝《風云兒女》（金石聲攝，金華提供，下同）

回到金先生的攝影實踐，可以發現，與絕大多數攝影家不同的是，他的攝影總的來說是和自己的個人生活遭際有關。他雖然是狂熱的攝影愛好者，但因為主業的原因（也是限制），并不能像其他攝影家那樣暢所欲“攝”地去到處拍攝想拍的事物。終其一生，攝影不是他的職業。他攝影的對象與內容由他的專業工作和生活所決定。但是，也因為職業和個人生活的原因，他能夠看到、拍到的事物又有不少是其他人拍不到或者沒有條件拍到的。比如，1930年代因為親戚金山的關系拍攝到的電影攝制場景。又比如，1950年代東德同行專家來華工作的情景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拍到的。而1960年代同濟大學師生到農村接受“再教育”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也因為他的身份得以看見并攝存下來。因此，也許可以這么說，他的攝影就是盡其可能地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把個人生活和社會變遷水乳交融起來。而且，他是真正做到了“不以善小而不為”的攝影家。觀看日常事物，發現日常的驚異之處被他作為日常的觀看功課，由此他了無遺憾地拍攝了他的所見，成全了一個忠實于自己時代的個體與時代的視覺相遇。金先生的攝影之快樂在于一息尚存就要拍照，因此他的攝影的意義和價值并不依賴于什么重大題材來定義，而在于其在日常中隆重對待日常而來的意外實踐收獲。當然，他機緣巧合地遭遇重大歷史事件時拍攝的照片，如1937年日寇轟炸上海的景象，更為他的上海攝影的豐富與復雜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1958年，東德城規專家雷臺爾（右）在衡山飯店住處

金先生的漫長的攝影生涯，與上海這個城市的發展是同步的。上海的變化、發展與進步，也入了金先生的眼和鏡頭。但他的上海攝影，或許可以說在內容和對象上是變化發展的，但他的觀看方式和攝影理念卻是一以貫之的，始終不變的，那就是忠實于自己的藝術觀。他與上海這個城市的距離可以說是密接而疏離。密接是時時刻刻不離不棄地關注其日常，疏離是持守自己特有的審美和立場，以及不被現實左右的悠然。如此，金先生以攝影與上海長相廝守的70年，是個人“盡精微致廣大”地觀視上海的70年。他的攝影觀視沒有題材、任務與使命的壓力與要求，完全是他個人判斷美學審視的結果，結果反而勝任愉快地真正賦得了具有個人獨立品格的上海日常史詩。以這么一種獨特的方式和一個其所愛的城市長相廝守70年，是人生中的一件多么美好的、幸福的事。金先生是至福之人。而上海，難道不應該感謝金石聲先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