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學術騙局割裂中華民族的血脈！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統戰新語）

作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匈奴、鮮卑等北方游牧族群，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設者和參與者。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中華文明包羅萬象，田園農耕、草原牧歌、大海揚帆……共同織就了一幅宏偉景觀。

作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匈奴、鮮卑等北方游牧族群，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設者和參與者。

然而，一些外國學者將匈奴政權視作“首個游牧帝國”，并宣揚游牧與農耕的二元對立，炮制出“南北對立論”“征服王朝論”“內亞史”等學說，誤讀中華文明、肢解中國歷史。

鉤沉史料與考古遺珍，則真相自現。但隱藏更深、亟需明辨的，是這些學說背后的政治意圖。

夏陵出土的石馬和鎏金銅牛在寧夏博物館同一展廳展出，見證千年前游牧與農耕文明交融。（圖片來源：新華社）

（一）“農牧對立”背后的政治意圖

20世紀伊始，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將匈奴、鮮卑等稱為“北狄”，同“漢人”相對立，稱二者“敵對關系”自始至終未變。

作為日本東洋史學的開創者，此人的學術活動跟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深度綁定。“堯舜禹抹殺論”（稱堯舜禹系后世偽造，力圖將他們及其代表的中國上古史抹殺）就是他炮制的，繼而影響了內藤湖南等日本漢學家。

而內藤湖南正是“滿蒙非中國論”的早期提出者之一，也是盜取我國國寶大連唐鴻臚井碑的幫兇之一。

究其本質，他們都是近代日本殖民主義的學術爪牙。表面上是探析中國等亞洲國家落后的原因，實則鼓吹日本應擔起“帶領亞洲大陸走向文明”的“歷史使命”，最終發展成日本侵略的號角，由此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

發動太平洋戰爭前，日本竭力吹噓自己是“亞洲之光”、亞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者, 將侵略美化成“解放”。（圖片來源：網絡資料）

二戰結束后，這些錯誤觀點仍在持續發酵，只是其政治意圖被披上更厚的學術面紗。

1940年代海外興起的“內亞史”研究，將整個亞歐大陸視為整體，強調游牧與農耕的對抗，將我國古代的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清朝都冠以“帝國”之名，突出他們對漢族的對抗與征服。通過歪曲歷史、解構中華民族，刻意制造游牧與農耕、漢與非漢的二元對立，以此消解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與統一性，否定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

“中國非中國”，是一種詭辯。

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農民收獲小麥。

河套地區因有黃河水灌溉，是重要農業區。該地區也是古代匈奴、鮮卑、突厥、回紇、漢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圖片來源：新華社）

一些國外學者將蒙古和突厥的族源追溯到匈奴，將古代族群與現代民族強行聯系、混為一談，以“語族”（語言系屬分類，相近語言歸并為同一語族）混淆民族的概念，意圖構建所謂的“獨立民族譜系”，編造出某一民族“自古就不屬于中國”的分裂言論。

這些理論看似五花八門，實則皆源于“農牧對立”的假想。

（二）匈奴是秦漢大一統社會的重要組成

歷史已充分證明，沒有恒久不變的對立、隔絕，只有長期的互動、轉化與融合。

匈漢血脈交融，史不絕書。匈奴封盧綰（西漢開國功臣）為東胡王、衛律（漢武帝至昭帝時期使臣）為丁零王，蘇武、張騫滯留匈奴皆娶妻生子，王昭君嫁呼韓邪單于……他們的子孫開枝散葉，親緣網絡遍布草原。

呼和浩特昭君墓，傳說秋冬萬物凋零之際，唯有昭君墓上草木常青，故名“青冢”。（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匈奴王子金日磾降漢后，以忠孝謹慎為漢武帝倚重，位至托孤重臣，其子金賞、金建皆為昭帝侍中，金賞更娶大將軍霍光之女為妻。

于他們而言，匈奴或漢人的身份難以二選一，政治身份與文化認同更為重要。

而“農牧對立”說，把匈奴等北方族群歸為純粹的游牧社會，與農耕社會二元對立，更是無知。

從經濟形態看，匈奴并非單純的游牧經濟。陰山地區早在距今4200至3000年已經出現了農業，禾本科植物的孢粉數量演變規律和朱開溝遺址出土的大量粟、黍，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秦漢時期來到匈奴控制區域的中原人，進一步將農作物的種植、灌溉和儲藏技術帶到了匈奴社會。農業生產技術及農產品的流通也是匈奴與漢朝族群交往的重要方式。

與此同時，匈奴的優質馬匹，也是漢代重要的戰略物資。漢朝設立“太仆牧師諸苑（大規模國營牧場）三十六所”，分布在北邊、西邊，由郎官為苑監，動用官奴婢三萬人，飼養馬匹達三十萬之眾。

這幅2000多年前的景象，便是農牧經濟相互依存、互補共生的真實寫照。

（三）匈奴、鮮卑的主動融入

東漢初年（公元46年左右），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依附漢朝，被安置在河套地區。公元202年，南匈奴首領歸附曹操，曹操將南匈奴分成五部，安置在今陜西、山西、河北一帶。

在東漢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單于在漢軍的攻擊下逃入康居（中亞錫爾河中游北部），留在北方的十余萬部落，皆自號鮮卑，融入東胡族系。

鮮卑興起于大興安嶺地區，逐漸南遷，占據匈奴故地，分為東、中、西三部，分布于東起遼東，西至隴右地區。

大興安嶺。（圖片來源：新華社）

鮮卑南遷過程中，與各地族群融合，先后形成鐵弗匈奴、乞伏鮮卑、宇文鮮卑、拓跋鮮卑等支系。拓跋鮮卑與匈奴深度融合。拓跋部75個異姓部落中，獨孤、須卜、丘林等其他族群姓氏赫然在列。

曹魏初年，慕容鮮卑因魏滅燕之戰，從山西塞外遷至遼西郡。后追隨司馬懿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另一支重要力量拓跋鮮卑，南下過程中也不斷與西晉地方勢力展開合作。

西晉時期，匈奴單于於夫羅的兒子劉豹為左部帥，劉豹之子劉淵，自小拜名儒崔游為師，學習《春秋左氏傳》等儒家經典，深諳諸子百家學說。

因而，劉淵建立政權時，并未采用傳統的草原政權模式，而是與漢人士族合作，以“漢”號立國、以禮法治國。他已然深刻認同“大一統”，成為了傳承者和守護者。

劉淵畫像。（圖片來源：資料）

拓跋鮮卑與匈奴相互聯姻數輩，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避難獨孤部時，娶獨孤氏女兒為宣穆皇后，生子拓跋嗣。

匈奴與鮮卑共育共生，開辟了北魏國家形態，共同參與的政權建立、制度設計、社會整合等等，為隋唐盛世的到來奠基，正是歷史明證。

匈奴鐵弗部被拓跋鮮卑擊敗后，輾轉來到關中，投奔后秦，借姚興所授雜夷部落三萬余人建立夏政權。

陜西省靖邊縣紅墩界鎮北部統萬城遺址。統萬城是匈奴鐵弗部首領赫連勃勃征發十余萬各族民眾建立的。統萬城遺址是匈奴留下的唯一都城遺址。（圖片來源：統萬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獨孤部更是遍布后趙、前秦、后秦、慕容諸燕、五涼等政權，如血脈之河，流淌于十六國北朝的每一片疆土，繪就民族交融的生生不息。

北朝皇室后族的出身，是胡漢交融的力證。魏晉至隋唐近七百年，眾多“胡姓”深度介入十六國北朝和隋唐的政治集團和社會網絡中。部落“貴種”與世族“高門”在利益、武裝、文化上“無縫對接”，結成政治經濟共同體。

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被現代人調侃為“國民岳父”的獨孤信（西魏、北周時期重要將領、八柱國之一），他的三個女兒皆成為皇后——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第二代皇帝宇文毓；四女兒嫁給了柱國大將軍李虎的兒子李昞，生下唐朝開國皇帝李淵；小女兒嫁給了隋朝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輔佐楊堅建功立業，正是青史留名的獨孤伽羅。

唐代中后期，匈奴、鮮卑等族群鮮少自稱，已經完全融入“唐人”范疇。

匈奴與中華文明的關系，不是“他者”與“我者”的對立，而是“共生”與“互構”的交融。

長城居庸關。（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種交融體現在政治制度的借鑒、經濟形態的互補，以及文化認同的趨同，共同塑造了大一統的中華文明。

匈奴的歷史，也是中華文明自我豐富與擴展的歷史。

匈奴、鮮卑已經消亡，卻又從未“消失”。那些歷史上消亡了的族群，變成了你我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記憶、共同的文明傳承。

（來源：“道中華”微信公眾號 作者：趙發 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副教授，主要研究中華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