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沖擊下，國際超豪華品牌也挺不住了

蓋世汽車訊 2026年一季度，全球超豪華汽車細分領域迎來了一場罕見的“倒春寒”。賓利、蘭博基尼、阿斯頓·馬丁等品牌接連發布不利消息，裁員、利潤下滑、戰略收縮成為共同關鍵詞。這場波及英國和意大利兩大豪車制造國的行業震蕩，揭示出即便身處金字塔尖的超豪華品牌，也無法在全球經濟變局與產業轉型的陣痛中獨善其身。

多家超豪華車制造商齊陷困境，財務數據全線承壓

賓利：英國豪華車制造商賓利汽車近期宣布計劃裁員275人，該品牌稱正面臨在華銷量下滑、電動汽車需求疲軟以及美國關稅帶來的多重壓力。

圖片來源：賓利

這家大眾集團旗下豪華品牌表示，此次裁員規模約占員工總數的6%，主要涉及辦公崗位，不包括生產制造崗位。該公司稱，隨著空缺職位被取消以及員工離職后不再補聘，實際裁員人數可能會有所減少。

去年，賓利汽車交付量下降5%，不過得益于平均車輛售價提升，營收僅小幅下滑1%，至26.2億歐元。

賓利首席執行官弗蘭克-斯特芬·瓦利澤（Frank-Steffen Walliser）表示，當前汽車行業“各方面均承壓”，裁員旨在確保企業競爭力。他補充道，“在這樣的時期，必須審視成本結構與運營效率。”

與其他車企一樣，在超級富豪群體對電動車消費意愿低迷的背景下，賓利也放緩了電動化步伐。該品牌此前曾計劃到2030年只生產純電動汽車，但在去年11月表示，該公司2035年后仍可能繼續推出燃油新車型。

蘭博基尼：意大利超跑制造商蘭博基尼近日公布，盡管2025年營收創下歷史新高，達到32億歐元（合37億美元），同比增長3.3%，交付量也創下10,747輛的紀錄，但其營業利潤卻從2024年的8.35億歐元降至7.68億歐元，同比下降8%，公司營業利潤率也從上年的27%降至24%。

蘭博基尼表示，美國關稅、匯率波動，以及取消此前公布的首款純電動車型所產生的相關費用，共同拖累了利潤表現。

在全球車企電動化退潮的背景下，蘭博基尼也在減少相關投入。今年早些時候，蘭博基尼以需求疲軟、巨額投資回報存憂為由，取消了原定于2030年推出電動跑車的計劃。受此影響，蘭博基尼將不再推出純電車型，轉而在2030年發布一款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型，將其混動產品陣容擴充至三款。

蘭博基尼首席執行官斯蒂芬·溫克爾曼（Stephan Winkelmann）表示，蘭博基尼仍在內部投入電動車技術研發，以備未來十年市場需求出現轉變。不過，“從當前趨勢來看，我看不到需求轉向的跡象，短期未來也同樣看不到。”

圖片來源：蘭博基尼

阿斯頓·馬丁：英國豪華汽車制造商阿斯頓·馬丁的處境最為艱難，該公司今年2月下旬宣布，受美國進口關稅政策以及中國市場需求疲軟帶來的沖擊，公司將最多裁員20%。

阿斯頓·馬丁現有員工約3,000人，此次裁員預計每年可節省約5,400萬美元的成本。公司未明確說明本次裁員的具體實施時間，但表示大部分成本節約將在今年實現。此次裁員包含去年已宣布的5%的員工縮減規模。

2025年，阿斯頓·馬丁錄得2.592億英鎊的營業虧損，公司營收下滑21%，至12.6億英鎊。該公司預計，2026年全球交付量將與去年5,448 輛的水平基本持平。現金流仍將出現進一步流出，但同時預測財務表現將迎來顯著改善，實現正向自由現金流一直是該公司的核心目標。為改善財務狀況，阿斯頓·馬丁還達成一筆5,000萬英鎊交易，出售其F1車隊的永久品牌使用權。

阿斯頓·馬丁公司還將未來五年的資本開支計劃從20億英鎊下調至17億英鎊，并通過推遲電動車技術投資來削減支出。

作為電影《007》主角詹姆斯·邦德座駕的知名品牌，阿斯頓·馬丁長期面臨現金流緊張、債務高企的困境，盡管已獲得加拿大億萬富翁、董事長勞倫斯·斯托爾（Lawrence Stroll）的注資及多項融資交易支持，該公司目前仍負債達13.8億英鎊。

不過，受益于全新Valhalla（參數丨圖片）混動超跑約500輛的交付量，阿斯頓·馬丁預計其毛利率有望達到30%的高位區間，調整后息稅前利潤則將接近盈虧平衡點。

圖片來源：阿斯頓·馬丁

瑪莎拉蒂：據Stellantis集團于今年2月下旬公布的相關數據，其旗下豪華品牌瑪莎拉蒂2025財年在全球的新車銷量降至約7,900輛。該數字較2024財年的約11,300輛下降約30%，較2023財年的約26,600輛下降逾70%，也是該意大利品牌自2012 年（銷量6,288輛）以來的歷史最低銷量。2017年，瑪莎拉蒂全球銷量曾突破5.1萬輛，但此后再也未能重回這一水平。

多重夾擊：超豪華品牌困局從何而來？

上述多個品牌不約而同地將美國關稅列為首要壓力來源，這并非偶然——美國是多數超豪華品牌的最大單一市場，關稅的沖擊直接而劇烈。蘭博基尼CEO溫克爾曼坦言，美國關稅對企業在當地市場的銷量與利潤率均造成沖擊。盡管公司去年已上調售價，但車價漲幅仍不足以抵消關稅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蘭博基尼明確表示今年暫無進一步漲價計劃。“我們認為此舉當前對市場無益，”溫克爾曼如此解釋。這一表態折射出超豪華品牌的定價困境——與大眾市場品牌不同，超豪華車型的消費群體雖然價格敏感度較低，但過度的價格上漲仍可能抑制本就小眾的消費需求，尤其是在市場信心不足的時期。這表明即使是超豪華品牌，也難以完全將關稅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阿斯頓·馬丁在公告中表示，美國關稅“極具破壞性”。對于一家本就掙扎于現金流和債務壓力的車企而言，關稅帶來的成本增加無異于雪上加霜。

賓利高管同樣證實，美國相關關稅去年給公司造成約4,200萬美元的損失。三家超豪華品牌在關稅問題上的口徑高度一致，說明這已非個別企業的經營問題，而是整個超豪華細分市場共同面臨的系統性挑戰。

其次，超豪華品牌在中國市場面臨激烈競爭。曾幾何時，中國市場是超豪華品牌最重要的增長引擎。如今，這一引擎已然熄火。賓利明確表示正面臨“在華銷量下滑”的壓力，阿斯頓·馬丁同樣指出中國市場的需求“低迷”。

這一轉變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宏觀經濟的影響，超豪華車市場在經歷高速增長后進入自然調整期。另一方面，競爭格局也在發生深刻變化。以比亞迪、蔚來、理想等為代表的中國本土品牌正加速高端化進程，在電動化與智能化領域展現出強勁的產品力。這些品牌以更具競爭力的價格、更符合本土消費者需求的產品配置，分流了部分原本可能流向傳統超豪華品牌的用戶，尤其是在年輕一代高凈值人群中，對本土高端品牌的接受度正在顯著提升。

此外，超豪華品牌的電動化戰略遭遇核心消費群體的冷遇。 上述品牌在電動化戰略上的集體轉向，揭示了超豪華細分市場一個現實：電動化的宏大敘事，在這里可能講不通。賓利將燃油車生命周期至少延長了五年，且首款電動車之后下一款不會早于2030年面世。蘭博基尼干脆取消了原定2030年推出的電動跑車，轉而研發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型。溫克爾曼表示：“許多客戶嘗試過電動車，但體驗并未達到預期。”這種“水土不服”的核心在于，許多超豪華車的核心客戶沉迷于傳統燃油發動機的轟鳴聲、機械感和身份象征，而這些恰恰是電動車難以提供的。

除了關稅和電動化挑戰，地緣政治風險正在成為超豪華品牌的新變量，且這一變量的影響正在快速放大。賓利高管透露，受最近的中東沖突影響，公司已暫停向該地區發運車輛，但暫未削減產量。此外，法拉利和瑪莎拉蒂也暫停向中東地區交付車輛。蘭博基尼CEO溫克爾曼也表示，中東局勢擾亂了石油供應與物流，可能抑制高利潤的豪華車市場，目前無法給出2026年業績預測。中東一直是超豪華品牌的關鍵市場之一。該地區的高凈值人群集中、消費意愿強烈、對超豪華車型的消費能力不容小覷。

如果中東沖突持續或擴大，超豪華品牌或將失去一個至關重要的利潤來源，而這對于已經在多重壓力下掙扎的行業而言，意味著形勢將更為嚴峻。

小結：

多重壓力同時籠罩超豪華汽車品牌，這在過去十年中實屬罕見。曾幾何時，超豪華品牌被認為是汽車行業中最具抗周期性的存在——無論經濟如何波動，超級富豪的消費能力似乎永遠不會枯竭。但當前的現實正在打破這一神話。

對于賓利、蘭博基尼、阿斯頓·馬丁等超豪華品牌而言，當下的裁員與收縮是為了“活下來”；而能否在電動化浪潮與核心消費群體偏好之間找到平衡點，或許將是決定這些百年品牌未來命運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