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朝鮮戰爭后美軍戰俘選擇留在中國，還成為高校教授

1953年夏天，板門店停戰談判進入到最后階段的時候，有個細節，當時很多新聞里根本看不到。那會兒在朝鮮前線附近的戰俘營里，一些被俘的美軍士兵正悄悄做著自己的選擇：是回到大洋彼岸的家鄉，還是留在這個原本在他們印象里“陌生甚至可怕”的東方國家。后來統計下來，21名美軍戰俘和1名英軍戰俘，出人意料地選擇了后者。

戰場硝煙還沒散盡，世界卻已經開始議論：到底是什么力量，讓這些在美國長大的年輕人，寧愿背負“叛變”“變節”的污名，也要留下來？在這21個人當中，有一位的經歷格外特別，他在中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娶妻生子，當上大學教授，最后連骨灰都留在了黃土地里，他就是溫納瑞斯。

要弄明白這件事，不能只看個人選擇，更要把鏡頭拉長，從志愿軍的俘虜政策，從朝鮮戰場的政治較量，一點點往回推。

一、中國軍隊的“老規矩”，怎樣走到朝鮮戰場

在朝鮮戰場上，志愿軍對戰俘的態度，并不是臨時起意。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內部就形成了一套對俘虜的“老規矩”：不拿俘虜一針一線，不辱罵、不毆打，傷病員一律救治，該回家的給路費，該留下的參加部隊。這些規定，毛澤東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寫進了文件里。

這種做法，到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一直堅持下來。許多被俘的國民黨官兵，后來干脆留在了人民軍隊，有的甚至成長為各級干部。這種傳統，在軍隊內部已經成了一條鐵律，誰也不敢破壞。

1950年，中國決定出兵朝鮮后，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很清楚，面對的是一支號稱“聯合國軍”的多國部隊，搞不好就會被西方輿論扣上一大堆帽子。1950年11月7日，總政向志愿軍下達指示，明確重申俘虜政策：保證俘虜生命安全，不搜腰包，不虐待，傷病俘虜必須治療。這幾條看似簡單，當時卻是壓在各級指揮員頭上的硬杠杠。

有意思的是，這些規定不僅寫在文件里，還被反復做政治動員。很多老兵后來回憶，進朝鮮前的動員會上，干部強調最多的，除了保密和不怕死，就是俘虜政策。有人問：“敵人飛機大炮炸我們，抓住了還得對他好？”干部回答得很干脆：“對，正因為打的是政治仗，更得這么干。”這種說法，在當時聽起來有點擰巴，但放到后面一看，確實是高一手。

隨著戰事推進，志愿軍手里的俘虜越來越多。戰場條件艱苦，自己部隊都缺衣少糧，戰俘怎么安置，成了擺在管理機關面前的一道難題。解決辦法并不玄乎：先修營房。志愿軍專門從國內運來木材、磚瓦，在后方較安全地區搭建戰俘營。住的地方解決了，接著是吃飯問題。

志愿軍士兵常常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對付，但戰俘營的伙食標準卻盡量向前線團、營干部看齊。白面、牛奶、肉類，盡可能供上。雞鴨牛豬的肉并不多見，但重要節日基本能吃上一口。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自己戰士挨餓，俘虜吃得不差，這算怎么回事？但在當時的指揮員眼里，這叫“有計劃的投入”，是政治戰的一部分。

吃飽穿暖之后，還得讓這些戰俘“不鬧事”。于是，戰俘營里又搞起了俱樂部，組織他們唱歌、踢球、打籃球，看演出。1952年11月13日至26日，志愿軍在戰俘營里辦了一場“戰俘營奧林匹克運動會”，十幾個國家、500多名戰俘參加，整整搞了14天。對于這些遠離家鄉的俘虜來說，這場“運動會”多少帶點荒誕感，但從輿論角度看，這無疑是極有分量的宣傳素材。

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細節：兩年多時間里，戰俘營通過各種渠道，幫戰俘往世界各地寄出了十幾萬封信。很多戰俘原本以為與家人已經生死兩隔，突然收到回信，心態自然會發生變化。志愿軍正是抓住了這種變化，逐步在戰俘中間展開宣傳教育工作。

這些投入，當然不是只為講“仁慈”。對志愿軍來說，寬待俘虜，直接削弱了敵人的戰斗意志。朝鮮戰爭初期，美軍對我軍一無所知，加上他們內部宣傳，說“被俘必死”，所以在戰場上哪怕被包圍，也要拼死突圍，不肯丟槍。等到俘虜政策一點點傳到前線，很多士兵就開始權衡利弊了：當俘虜至少有口飯吃，而且還能寫信回家。于是，到戰爭后期，俘虜數量明顯上升，我軍正面遭遇的抵抗強度相應減弱，這對減輕我軍傷亡，作用不小。

1952年春夏，國際輿論對朝鮮戰場上戰俘待遇問題爭論不休。就在那一年5月，英國著名和平人士莫妮卡·費爾頓在廖承志陪同下，專程到戰俘營參觀。她看了伙食，看了營房，還跟不少戰俘面對面聊過。最后她留下一句點評：“簡直是奇跡，這哪像戰俘營，更像一所國際大學校。”這一句話，很快被傳到世界各地，成了志愿軍戰俘政策最有力的“廣告”。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溫納瑞斯的故事，才真正有了后面的展開。

二、從被炸了18個月的炮兵，到鴨綠江邊的戰俘

溫納瑞斯，全名詹姆斯·喬治·溫納瑞斯，1922年3月出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附近的范德格里夫特小鎮。這個地方不大，典型的工業區小鎮，工人多，富人少。他的父母都是給資本家和農場主打工的雇員，收入不高，日子過得緊巴巴。

從懂事起，溫納瑞斯就一邊上學，一邊打零工。高中畢業后，他知道家里供不起他上大學，只能自己想辦法。二戰期間，美國參戰，需要大量士兵，他就選擇了參軍當炮兵。被派往太平洋戰場后，他在炮兵部隊里整整挨了18個月日本飛機的輪番轟炸。那段經歷，既讓他嘗到了戰爭的殘酷，也讓他在戰場上立下了軍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短暫繁榮一陣，很快又出現經濟動蕩。很多退伍軍人找工作非常艱難，溫納瑞斯也一樣。他先在電影院當服務員，然后在鋼鐵廠、紡紗廠、建筑工地、飯店酒吧都干過，但失業就像影子一樣甩不掉，今天有工干，明天就可能被炒。對一個出身工人家庭的人來說，這種反復失業最折磨人。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再次大規模征兵。為了糊口，溫納瑞斯只好又走進兵役局。他提出一個要求：只在國內服役，不去海外戰場。這個要求很現實，但那時美國政府規定得很死，新兵要補充到朝鮮戰場去。磨來磨去，他終究沒辦法，在1950年11月被送往朝鮮半島，被編入一支在三八線以北活動的部隊，部署在平壤方向。

1950年11月25日，志愿軍發起第二次戰役，對敵展開大規模反擊。三天后，也就是11月28日凌晨，溫納瑞斯所在的部隊被志愿軍合圍。那一夜風雪交加，氣溫據記載低至零下四十多度。溫納瑞斯同幾個美軍士兵鉆進一個山洞，瑟縮著不敢出聲。高層軍官早就給他們打過預防針：一旦落到志愿軍手里，下場必然凄慘。這樣的心理暗示，在這種環境下格外致命。

天快亮的時候，他們已經被凍得麻木。外面傳來動靜，一隊隊俘虜在志愿軍押送下從洞口經過。看著那些被繳械的美軍、南朝鮮軍士兵并沒有被打罵，也沒人被槍殺，溫納瑞斯心里那根弦稍微松了些。又熬了一會，他實在撐不住，從洞里縮出身子，雙手舉起，向外面的志愿軍士兵喊：“我投降。”

讓他愣住的是，那個黑棉襖、戴著棉帽的志愿軍戰士，沒有舉槍，也沒有大吼大叫，只是用略帶口音的英語說了一句：“別害怕，繳槍不殺。”還從兜里掏出一支煙遞給他。緊接著，他又看到一個志愿軍戰士拿著一捆人民幣，去附近的朝鮮村莊，跟老百姓買白菜、大米和豬肉，用來給俘虜做飯。這一幕，讓溫納瑞斯直撓頭：手里有槍，完全可以搶，為什么還要花錢買？

就在這種驚訝之中，他和其他戰俘被組織起來，跟著志愿軍部隊邊撤邊走，一路躲避美軍飛機的轟炸。一路走了三個多月，輾轉到了鴨綠江邊的碧潼戰俘營，生活才算穩定下來。

三、從“老溫”到教授：在中國扎根的五十多年

進了戰俘營后，溫納瑞斯慢慢發現，自己原來想象的那種“地獄”，并不存在。志愿軍管理人員沒有強迫戰俘干重體力活，搜身時，只做簡單檢查，對金表等貴重物品一律登記保管，等遣返時原物歸還。犯了錯誤，頂多是訓話、禁閉幾天，卻沒有動粗打人這一套。

不久，管理人員又給每名戰俘發了一支鋼筆、一疊信紙信封，讓他們自由給家里寫信，并保證想辦法寄出去。對很多身在異國他鄉、信息隔絕的俘虜來說，這一紙信件，就是一條命根子。溫納瑞斯后來回憶，當他收到美國家人回信時，心情激動得連筆都握不穩。

吃住方面，他更是看在眼里。戰俘每天可以吃上較好的面包，配以雞蛋、肉類，伙食標準明顯高于前線普通戰士。戰俘營還照顧他們的節日習慣，感恩節、圣誕節、新年照常過，同時也讓他們體驗中國的春節，掛彩燈，包餃子，搞聯歡。有人生病，尤其是重癥患者，還會得到特殊照顧。有一個戰俘得了嚴重潰瘍，瘦得皮包骨，戰俘營專門買來幾只山羊，每天擠鮮奶給他喝，后面體重比被俘前還增加了十幾磅。

在這樣的環境里，人和人之間的感情不知不覺就建立起來了。有一次，朝鮮老鄉送給一名志愿軍戰士一個紅蘋果，那戰士舍不得自己吃，卻塞到了溫納瑞斯手里。很多抽煙的志愿軍戰士，會把省下來的幾根煙遞給他：“你抽吧，我們抽得少。”這種細枝末節的東西，看上去不起眼，卻一點點改變了一個人的觀感。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字，中美雙方根據協定開始交換戰俘。照理說，被俘人員只要愿意，都可以離開戰俘營，返回自己的國家。但在志愿軍組織的一次次說明會上，溫納瑞斯和另外21名戰俘表明態度：不想回國，想留在中國生活。這個消息，很快就引起了各方高度關注。

志愿軍方面沒有急于表態，而是讓他們冷靜再考慮一段時間。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問得很細：“你確定嗎？不是一時沖動？留在中國意味著生活方式徹底改變。”溫納瑞斯回答得很干脆：“我考慮過了，我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在這里尋找真理。”

這一選擇，讓美國政府相當被動。為了爭取這些人回去，美國一邊派牧師、神甫勸說，一邊給出誘人的條件——回國后安排高薪工作，年薪可達六萬美元。這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已經是非常優厚的待遇。可無論軟磨硬泡，還是“畫餅”，溫納瑞斯都沒有改變主意。對他來說，戰俘營兩三年的經歷，說明了一件事：眼前這個國家，也許有他在美國從未見過的東西。

新中國政府對這22名選擇留下的戰俘，專門在北京召開大會，授予“國際和平戰士”的稱號，并給出四種安置方向：下鄉務農、進工廠、上大學或者選擇暫時賦閑，自己再考慮。溫納瑞斯出身工人家庭，更習慣工廠的環境，就選擇了進工廠，被分配到濟南造紙廠。

到了造紙廠，他一點沒有“特殊身份”的架子，車工、拉紙漿、扛大包、掃馬路，什么活都干。性格直爽，又愿意吃苦，很快和工友們打成一片。山東人干脆，就給他起了個干脆的外號——“老溫”。這個稱呼，一喊就是幾十年。

工作之余，老溫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學兩三個漢字，一點點練發音、練筆畫。工友們見他有心學，也樂意幫忙。你教他“吃飯”，我教他“上班”，時間一長，他的漢語口語越來越溜，連山東味兒也染上了一點。生活穩定下來后，廠里有人看他一個人孤零零的，就給介紹了個山東姑娘。不久，兩人結婚，溫納瑞斯在中國有了自己的小家。

那批留下來的戰俘，過了幾年，大多數人因為家庭和個人原因，陸續選擇回國或者去第三國生活。只有老溫，徹底把根扎在了中國。隨著漢語水平提高，他心里開始冒出一個念頭：如果有機會，想系統學一學中國的政治、歷史和社會制度。

1963年9月，在他的申請和中國紅十字會的協調下，他被安排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國際政治和漢語。人大那幾年，他接觸到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社會發展史等課程，對當時國際形勢和不同社會制度有了更全面的理解。課堂上他也會提問，會和老師辯論，但慢慢地，他的世界觀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1966年，他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按說可以在北京找個體面工作，留在高校或者研究機構。但他最終還是提出要回濟南造紙廠。當時不少人勸他：“北京條件更好啊。”老溫只是笑，說：“那邊是我出來的地方，我有工友，有親人。”工廠的同志聽說他愿意回來，都挺高興，直說“老溫沒忘本”。

命運這時候又給了他一記重擊。跟他相濡以沫十年的第一任妻子，患肺病離世。葬禮上，老溫站在一邊，紅著眼圈一句話不說。過了段時間，工友們看他一個人帶著未成年的孩子，覺得心里不忍，又給他介紹了一位山東姑娘白錫榮，兩人于1967年前后結婚，后來生了一兒一女，一個家又慢慢熱鬧起來。

1976年，美國建國二百周年，老溫已經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六年。這一年，他提出希望回美國探親。有關部門綜合考慮后，批準了他的申請。回到美國，他見到了已經89歲的老母親，和分散在各地的三個妹妹，一家人團聚，久別重逢，自然是百感交集。

原本批準的假期只有半年，但由于中美當時尚未正式建交，一個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對美國媒體來說是個“活素材”。各地紛紛邀請他做報告、接受采訪，他不得不一次次推遲回國時間，最后在美國足足停留了將近一年，跑過了五十個州中的四十七個。

美國媒體對他的評價，極其分裂。有的報紙直接給他扣上“叛徒”“瘋子”的帽子，認為他在朝鮮被“洗腦”。但也有理性聲音站出來，《洛杉磯時報》刊登了一篇精神病學家鮑爾·勞林格的文章，明確指出，這個人只是發現了在美國生活中難以找到的東西，比如平等的友誼、有尊嚴的勞動，于是主動做出了選擇。這種分析，多少算是給老溫“撐腰”。

快回中國時，有位聽過他演講的美國朋友，送了他一瓶裝著各種泥土的大玻璃瓶，說這些土是他從美國五十個州一點點收集來的，請老溫把這瓶土帶到中國，和中國的土混在一起，種下一棵象征兩國人民友誼的樹。老溫回國后，真的照做了。后來那棵樹越長越高，成了很多朋友聚會時愿意去看一眼的地方。

改革開放以后，老溫的經歷越來越引人注目。山東大學等高校先后邀請他擔任教授，主要負責英語口語教學。紅十字會給他安排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參照教授級待遇發放工資和福利，醫療有保障。有人私下問他：“在中國過得怎么樣？”老溫笑著說：“錢不算多，但心里踏實。在這里，我能感到尊重。在美國，政府會給我這樣過日子的機會嗎？”

這話并不是夸大。那些當年同樣選擇定居中國、后來又回國的美軍戰俘，在美國普遍遭到了極大的壓力，不僅被開除軍籍，還帶上了“通敵”的帽子，只能躲著人過日子，搬家到偏僻地方，生怕被人認出來。相比之下，老溫在中國的生活，無疑更安穩。

1983年，他第二次回美國探親。此時他母親已經96歲。老人家對這個已是花甲之年的兒子，說了一句話：“中國人對你這么好，你可別虧待了他們。”這句話，老溫后來提起過幾次，說自己一直記在心里。

長期在中國生活，老溫心里還有兩個愿望：入中國籍，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多次向公安機關提交申請，也給黨組織遞過入黨志愿書。但負責同志反復考慮后，婉言相勸：保持現在的身份更有利于對外交流和宣傳。這個答復，讓他難免有些遺憾，不過他也理解這種安排，日子照樣往前過。

退休后，老溫每月可以領到3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在當時屬于不錯的收入水平。空閑時，他喜歡翻書看報，練漢字，偶爾和老朋友小聚，吃水餃，喝點老白干，點上幾支煙，聊聊往事。兒子女兒先后成家，他的家庭慢慢擴展成三代十九口人的大家庭，逢年過節，家里熱鬧得不得了。

2000年，他第三次回美國待了幾個月，很快又回到了濟南。朋友問他：“怎么不在那邊多待一陣？”老溫擺擺手，說：“那邊人情味淡，很多老年人晚年挺孤單。像我這個年紀，回去能找到的親戚朋友也不多了。樹葉落下，總要往根那邊去。我這根啊，在這邊。”有人笑著接了一句：“那將來骨灰埋哪？”老溫想了想，說：“黃河邊就挺好。”

2004年，老溫不慎摔傷腿，被送往醫院。住院期間突發重病，搶救無效去世，享年82歲。家人尊重他的意愿，將他安葬在濟南的一處公墓里，墓碑前常年有人送來鮮花和煙酒。他說過要“永遠和中國人民在一起”，從此再也沒有離開。

溫納瑞斯這一生，是個人選擇，也是時代烙印。他從美國工人家庭走出，經歷兩次戰爭，從太平洋前線，到朝鮮戰場，從鴨綠江邊的戰俘營，到濟南造紙廠，再到大學講臺，看似是一個人的漂泊，其實也折射出朝鮮戰爭中另一條不常被注意的線索：志愿軍在那場戰爭里贏得的不只是戰場，還有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