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長迎接新政委，意外發現竟是3年前的小勤務兵，感慨萬分！

1937年春天，河西走廊的風還帶著刺骨的寒意。梨園口山谷間，殘雪未消，西路軍的官兵一邊行軍，一邊打著冷顫。誰也沒有想到，僅僅四年前，在川陜大山里那個被人喚作“小勤務兵”的少年，如今已經是紅九軍的軍政委，而就在這年的三月，他的生命也將在這一片冰冷山石間定格。

把時間往前撥回到1933年夏天，紅四方面軍川陜蘇區的指揮部接連下達任命，部隊正在緊張整編。紅25師師長許世友得到通知，說給他配了一位新的師政委，是從九軍那邊點名調來的“年輕骨干”。許世友當時二十八歲，正是血氣方剛，提起“新政委”，心里既好奇，又多少有點犯嘀咕：這年頭有幾個人能鎮得住這支“會打硬仗、也最不好帶”的25師？

等到新政委到任那天，他親自帶著幾個團以上干部，站在山洼里迎接。那名身穿舊軍裝、臉圓圓的年輕人走上前，筆直立正敬禮：“報告師長，我是新任25師政委陳海松。”許世友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好一會兒，突然瞪大眼睛：“你不是我三年前那個小勤務兵嗎？”周圍的干部先是一愣，隨即哄笑一片，又馬上收住，心里都不免暗暗驚訝：十九歲的師政委，這在隊伍里可不多見。

有意思的是，這個在戰場上被許世友喊作“陳小鬼”的人，很快升任為紅九軍軍政委，還被朱德總司令看作紅四方面軍最有前途的青年軍級干部。說起他的經歷，得從大別山的山坳里講起。

一、 從“孩子王”到紅軍勤務兵

1914年2月13日，湖北大悟縣李陳洼，一戶普通農家添了個男孩，取名陳海松。按鄉里人的說法，這名字聽著就“有點秀氣”。家里比起窮苦農戶略好一些，有一畝半山坡地，勉強混個溫飽?？上Ш镁安婚L，他兩歲時母親病逝，父親忙于生計，只能將兒子托給膝下無子的嬸娘撫養。

嬸娘沒孩子，把這個侄兒看得跟命一樣。不管家里多緊巴，只要他張口，她總要盡量滿足。陳海松自小性格活泛，李陳洼村四周大樹成林，六七歲時他就開始爬樹，越爬越熟練，爬得跟猴子一樣，一轉眼功夫就能躥到樹梢。

有了這一手，加上嘴甜會招呼人，他很快成了村里的“孩子王”。一幫小毛孩子跟著他，今天下河里摸魚，明天上樹掏鳥窩。有時候，他還領著本村的娃跟鄰村小孩“打仗”，拿樹枝當槍，石塊當“炮彈”，打得頭破血流也不喊疼。嬸娘看在眼里，嘴里罵得兇，心里卻又有點得意：這娃膽子大，將來能成事。

1927年，外面大世界的風云悄悄吹到了這片山區。11月，黃安、麻城一帶三萬多農民在中共湖北省委領導下發動了黃麻起義，大別山的夜空很快被槍聲、火光照亮。兩年后，陳海松所在的大悟一帶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鄉親們口中的“紅政府”進了山村。

從那時起，這個原本只想著玩耍的“孩子王”，聽見大人們在屋里談“分田”、“打土豪”，就會悄悄蹲在門檻邊，豎起耳朵一句不漏地聽。有人笑著說：“這小子怕是要跟著鬧革命了。”這話半開玩笑，可在少年心里卻種下了真真切切的念頭。

1930年春，鄉蘇維埃組織整頓隊伍，給孩子們也成立了兒童團。陳海松年紀不大，威信卻不低，被推成兒童團大隊長。肩挎紅纓槍，帶著一群孩子巡邏、站崗，嘴上喊著“口號”，心里卻已經在打主意：光當兒童團不夠，遲早要去當紅軍。

這種想法傳到嬸娘耳朵里，把她嚇了一跳。她趕緊把陳海松的父親叫來，兩人合計半天，得出一個“土辦法”：給他娶個“童養媳”，成家了總該安穩點。陳家咬咬牙湊錢，果然給他迎回來一個小姑娘。

誰知道，少年人的心思一點都不糊涂。他一看這陣仗，就知道父親和嬸娘打的什么主意。為了不讓家里起疑，他暫時收起“鬧革命”的鋒芒，不僅不參加兒童團活動了，還主動下地干活，挑水、鋤草樣樣搶著干。時間一長，嬸娘漸漸放了心，覺得“這小子是想通了”。

可田地挨著大路，這一點卻被陳海松看準了。他每天邊干活邊翹首望路，盼著紅軍路過。1930年7月的一天，一支戴紅星帽徽的隊伍緩緩從田邊開過，他再也按捺不住，把鋤頭一扔就朝隊伍沖去，一口氣跑到指揮員面前，氣喘吁吁地說：“我要當紅軍！”

就這樣，十五歲的陳海松正式走進了紅軍隊伍。從此以后，他再也沒有回過那個山村。剛當紅軍不久，他就被營長余天云看中，當了勤務兵。小鬼機靈，腿腳快，槍也學得快，營長對他頗為賞識。

同年，許世友所在部隊的勤務兵在一次硬仗中犧牲，指揮員需要身邊有個可靠的小戰士。陳海松被調去給這位以勇猛著稱的團長當勤務員。那會兒他還不知道，這個看著很“兇”的首長，會在三年后被自己嚇一跳。

二、 三年躥升：從勤務員到師政委

在許世友身邊，當勤務兵可一點不輕松。許世友揮著大刀沖鋒陷陣，是人盡皆知的狠角色。打起仗來，他總是跑在最前面，身后的人都得拼命跟上。陳海松跟著這樣的指揮員轉戰，一場一場戰斗看在眼里，心里受的震動不小。

他一邊伺候首長，一邊跟著上陣。見許世友提刀沖鋒，他也搶著往前沖。有時許世友扭頭罵他：“小鬼，給老子老實點！”可真要打紅了眼，他也顧不上再管，等戰斗結束，還得叮囑別人：“看牢點這小子，別又往前竄。”

正是在這種環境里，陳海松很快就把一個戰士該學的東西摸得七七八八。1931年春天，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了一名真正的紅軍黨員。這一年，他不過十七歲。

一年后，隨著鄂豫皖根據地形勢吃緊，紅四方面軍主力開始西移，向川陜一帶轉移。隊伍在行軍、作戰中不斷調整干部。因為表現突出，陳海松從連里調到機槍連當指導員。到了新連，他花了幾天時間，對每個戰士的名字、出身、脾氣都摸得一清二楚。開會點名，不用花名冊，抬眼一看，就知道誰沒到。給戰士做政治教育，他拿著材料看一遍，立刻能抓住要點，然后結合身邊人和事一講，戰士們聽得津津有味。

不久，他調任營教導員。按說，這已經是個不小的職務，可突如其來的“肅反風暴”打斷了他的上升軌跡。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內部大搞“左”的錯誤路線，一些干部被扣上“改組派”、“反革命”的帽子，遭受審查、甚至殺害。

陳海松所在團的政委遇害后，他頂了上來，當了團政委。但團政治部主任在嚴刑拷打下屈服，為了自保，咬定陳海松是“改組派”，把矛頭指向這位剛剛上任的年輕政工干部。很快，陳海松也被關了起來。

這時，起初帶他當勤務兵的余天云，又站了出來。余天云已經升為團長，對陳海松的底細再清楚不過。他先找師長何畏，說：“陳海松參軍的時候才十幾歲，他連‘改組派’三個字都不知道是啥，怎么可能是那路人？”何畏攤攤手，說這一層他也做不了主。

余天云心里著急，只好又去找總指揮徐向前，把陳海松的情況一五一十說了個清楚，還忍不住加上一句：“這個小伙子是個好苗子，將來能挑大梁，不能冤殺。”徐向前認真聽完，開始過問此事。經過復查，陳海松雖然保住了性命，卻沒能立刻恢復黨籍和職務，被安排回到余天云身邊，再當勤務員。

從團政委跌回“勤務兵”，換作別人，心里難免要憋出一股怨氣。陳海松卻悶聲不吭，該干什么干什么，守紀律、抓機會，一點不松垮。這種韌勁，在后來幾場惡仗里表現得更為明顯。

1933年2月，川陜蘇區遭到國民黨軍大規模“圍剿”。田頌堯率29軍約六萬人，對蘇區發動“三路圍攻”。我軍兵力吃緊，基層指揮員嚴重不足，上級臨時任命陳海松為副營長，讓他帶兩個連守殺牛坪要地。

殺牛坪這仗打得極其艱苦。陳海松沒有死守，而是留下部分兵力固守陣地，自己率主力主動出擊，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多次拉近距離，把機槍、步槍交替使用，把敵人拖在山坡下。幾輪血戰下來，硬是憑借一個營的兵力，擋住了敵人五個團的輪番沖鋒，打死打傷敵軍一千五百余人。

這一仗之后，他先前被“封存”的檔案開始被重新翻出來，黨籍和職務相繼恢復。表現顯眼，戰功突出，當年6月，他被調任紅25師師政委。也就是在這時候，才有了許世友在山洼里的那一聲驚呼。

那一年，許世友二十八歲，紅四方面軍里有名的“猛將”，許多人見到他都要打心里敬畏。而跟他一同指揮整整一個師的政治工作的人，卻只是年僅十九歲的“小陳”。這種年齡和資歷上的巨大反差，注定讓這位師政委在隊伍里顯得格外扎眼。

三、 “小政委”的威信與川陜血戰

調到25師后，陳海松并沒有擺出什么架子。部隊里很多人都是“老紅軍”，有的參加農民運動起家，有的從黃麻起義一路打下來。這些人不是沒見過世面，年紀也普遍比他大不少，讓他們心甘情愿服一個十九歲的師政委，不是輕松事。

陳海松的辦法很簡單：往連隊里鉆。訓練時，他站在隊列邊上看戰士操練，時不時插一句，指出問題；吃飯時，他端著碗蹲到戰士堆里，一邊扒飯一邊聊天。誰家里有啥難處，哪天情緒不對，他基本能一眼看出來。

他臉圓圓的，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縫，加上年紀小，很少擺官樣。有個膽大的戰士背地里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小政委”。有一次，他在連隊里轉悠，聽到有人不小心當著面喊出這三個字，喊完就意識到不對，臉都白了。沒想到陳海松愣了一下，反而笑著說：“小政委就小政委嘛，有啥不行？”從此，這個稱呼就在紅四方面軍里傳開，后來又多了個版本——“小胖政委”。

別看他被叫得輕松，關鍵時候手一點不軟。1933年11月，劉湘糾集二十萬軍隊，對川陜蘇區發動“六路圍攻”，形勢極為嚴峻。陳海松在前幾次戰斗中腿部負過重傷，按理該好好養傷。但當得知敵人發動新一輪大規模進攻，他咬牙拄著拐杖，從后方醫院趕回部隊，堅持要上前線。

1934年6月22日，“六路圍攻”的關鍵階段到來。劉湘發起所謂“第四期總攻”，集結五十多個團，猛撲萬源城地區。紅25師奉命堅守的大面山，是敵軍進攻的主要目標之一。許世友、陳海松和全師官兵在山上構筑工事，挖壕溝、架機槍，布設滾木礌石，把一座山頭布置成層層火力網。

負責攻擊這一帶的是川軍將領唐式遵，他見幾番進攻都被打退，只好調集飛機、重炮，對大面山進行狂轟濫炸。炸彈落在山頭，泥石翻飛，陣地一度變成火海，戰士傷亡不小。

火力一停，川軍步兵再度沖鋒，幾路人馬一齊涌上山來。有一陣，敵軍趁火力間隙突破了第一道防線，局勢極其危急。許世友一看，脖子都漲紅了，抄起大刀就要往山下沖。陳海松一把拉?。骸澳闶侵笓]員，不能擅離指揮位置，我去！”話一出口，他帶著師部手槍隊就沖向前沿，硬生生把敵人又頂了回去。

唐式遵連吃敗仗，劉湘非常惱火，下令懸賞三萬銀元，誰先突破紅軍陣地奪下萬源城，立刻重賞；同時還放出狠話：進攻時畏縮不前，一律法辦，不管是師長還是旅長。唐式遵只好抽出一個“敢死隊”，強行往山上沖。

那一天，大面山上滾木礌石翻涌，機槍火舌不斷噴吐。敢死隊員一茬又一茬倒在山坡上，但在軍令驅使下繼續往上沖。許世友看得心里發癢，又想提刀下去跟敵人“對砍”。陳海松知道他的脾氣，攔在面前沉下臉說：“和尚，你要下去，就別怪我不念兄弟情了！”許世友愣了一下，只好把大刀往地上一摔，惡狠狠瞪著山下，也只能干著急。

這一晝夜的血戰，紅25師憑借工事和頑強的意志，硬是抵住了敵人瘋狂的進攻。第二天敵人再攻，士氣已經明顯不足，幾次沖鋒都被打散，最終被迫撤退。紅四方面軍經過十個多月的苦戰，到了1934年9月，成功粉碎了“六路圍攻”。三個月后，年僅二十歲的陳海松，因在戰斗中表現突出，被任命為紅九軍軍政委，成為紅四方面軍最年輕的軍級干部之一。

在很多干部眼里，這個“小政委”的威信，來自三個方面：敢打仗，會指揮，更懂人心。他不像有些高級指揮員那樣訂規矩就只會訓人，而是用一身實打實的戰功、再加上平易近人的作風，把戰士的心攏得緊緊的。戰士們往往說：“小政委知道我們咋想。”這種“心領神會”，在后來西路軍極端艱苦的環境里，顯得尤為關鍵。

四、 梨園口浴血：最年輕軍政委的最后一戰

1936年10月9日，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紅軍幾大主力終于走到了一起。會師之后，中央根據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對部隊進行新的部署。不到一個月，決定從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中抽調精銳，組成西路軍，渡過黃河西征，意在打開寧夏戰場，再設法打通通往新疆、蘇聯的通道。

由紅30軍、紅9軍、紅5軍和騎兵師、特務團、婦女團等共兩萬一千余人組成的西路軍，在1936年11月先后渡過黃河。陳海松作為紅九軍軍政委，自然在西路軍序列之中。誰都明白，這支部隊肩負著極其艱巨、又充滿不確定性的任務。

然而西路軍渡河后不久，戰場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寧夏戰役計劃被叫停，新的命令要求西路軍西進河西走廊，爭取打通對外聯系通道。就在這一來一回的折騰間，敵人也迅速調集兵力，集中了約十一萬五千人，準備對西路軍實行合圍。

西路軍一路向西，在敵強我弱、后援難以到位的情況下，戰局漸趨不利。進入1937年，西路軍在倪家營子一帶作戰一個多月，傷亡慘重，能上戰場的兵力不足三千人。面對這種局面，西路軍領導層作出決定：分散突圍，保存革命火種。紅九軍、尤其是陳海松所帶的部隊，被指定承擔一部分后衛掩護任務。

1937年3月12日，西路軍殘存主力進入梨園堡一帶休整，準備向祁連山方向轉移。紅九軍奉命堅守梨園口，這是進入祁連山的要道之一，地形險要，一旦被敵人搶占，后果不堪設想。陳海松帶部隊到達梨園口，心里也明白，這個位置意味著什么。

他先爬上高處仔細觀察地形，把山口周邊的嶺頭、溝壑一一點到地圖上，預估敵人可能進攻的方向。正當布置之際，敵軍兩個騎兵旅已經追到了梨園口附近，打算乘紅軍立足未穩，一舉突破。

戰斗接連打響，紅九軍憑借山口的有利地勢，暫時穩住了局面。敵人一次又一次發起沖鋒，都被打退。但彈藥消耗十分驚人，等打退第三輪進攻時，紅九軍的彈藥已經接近見底。陳海松知道，敵人后面還有大批兵力，自己手里這點子彈，最多再撐一兩輪。

他很快作出一個決定：將保衛局和機關人員先行撤出，把有限的彈藥、陣地留給戰斗部隊。為此，他專門叫來保衛局長陳宜貴，說：“你馬上組織機關同志撤離，往祁連山方向走?！标愐速F一聽，急了：“你讓我走，你怎么辦？我不能丟下你一個人在這兒?！?/p>

有那么一分鐘，兩人誰也不肯讓步。陳海松臉一沉，重重拍了一下桌子：“讓你撤你就撤，別在這兒婆婆媽媽，耽誤大事！”陳宜貴愣著不動，陳海松壓下火氣，語氣緩和了些：“你也知道，機關同志多半不大會打仗，留下就是白白送命?？偟糜腥税阉麄儙С鋈?，總得有人在這兒攔住敵人。你去，是替大家多留條活路。”

這番話說到點上了。陳宜貴眼圈一紅，只得咬牙答允，帶著機關人員往祁連山方向轉移。

后面的戰斗，說殘酷一點都不為過。子彈不夠用，只能省著打，等敵人沖到近處再開火。陣地一處處被炮火削平，戰士不斷倒下。陳海松算著時間，估摸西路軍主力大部隊差不多已經通過要道，他心里反倒沉穩了不少。

在彈藥幾乎耗盡的情況下，他下令發起反沖擊。幾十名警衛和骨干戰士，握著大刀、刺刀，跟他一道沖下去，幾次把敵人的攻勢頂了回去。山坡上，槍聲夾雜著刀刃相擊的聲音，殺聲震耳。有人回憶，那一刻，“小政委”沖在最前頭，像當年跟著許世友在大面山上那樣，只不過這一次，他背后沒有那么多可以運用的預備隊了。

到了上午十點左右，敵人又一次發動猛攻。為了看清敵情，陳海松爬上一處小高地，探出身子觀察。就在這短短幾秒鐘，敵人的機槍火力突然集中過來，一排子彈掃過，他身中數彈，倒在土坡上，再也沒有起來。

據唯一一名重傷后僥幸脫險的戰士后來回憶，當時陳海松中彈倒下后，周圍的戰士幾乎都紅了眼，端起僅存的幾發子彈和冷兵器，又往前頂了一陣。等戰斗徹底結束，整個梨園口陣地上的紅九軍守軍，除那名傷員外，全部犧牲。

正是因為他們這一晝夜頑強的堅守，西路軍主力才得以安全進入祁連山的深處，先保存下幾千人的骨干力量，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繼續向前摸索出路。對于這場阻擊戰、尤其是陳海松的犧牲，西路軍幸存官兵事后提起，都難掩沉痛。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專門為在西征中犧牲的高級干部舉行追悼會，毛澤東、任弼時等領導出席，沉痛悼念包括陳海松在內的一批將領。朱德總司令聽到陳海松犧牲的消息后，非常惋惜，多次向身邊人提起：“陳海松是紅四方面軍里最年輕有為的軍級干部，要不是犧牲得太早，將來還能起更大作用。”

徐向前回憶那段經歷時，也不止一次感慨：“陳海松是紅九軍的核心首長，紅九軍少不了他呀。”在當時的紅軍當中，林彪二十三歲時擔任紅一軍團第四軍軍長，已經算是著名的少壯派。而陳海松在二十歲擔任紅九軍軍政委，年齡更小，級別卻已是正軍職，在整個紅軍乃至后來的解放軍軍史上，都極其罕見。

從1930年夏天放下鋤頭，追著紅軍隊伍跑去參軍算起，到1937年春天倒在梨園口，他只走了七年時間。這七年里，他從大悟山村的“孩子王”，到許世友身邊的小勤務兵，再到紅25師的政委、紅九軍的軍政委，職位一再躍升，責任一再加重。三年時間，從勤務員到與曾經的團長平起平坐，這種速度，在任何一支軍隊里都足以令人側目。

如果再看一眼時間表，會更有一種說不出的唏噓：1933年，他十九歲，當上師政委；1934年底，二十歲，成為紅九軍軍政委；1937年犧牲時，年僅二十三歲。許世友后來在回憶里提到他，感嘆說“他要是活著，前途遠不止一將軍銜那么簡單”。

關于“如果不犧牲，1955年授銜時會是什么軍銜”的推測，歷來有不少說法。就他的資歷和表現來看，至少不會低于許世友，這是很多老戰士的共同看法。當然，這些都已經無從驗證，他的軍旅生涯就停留在了那個三月的上午，定格在梨園口那處山坡上。

這名在紅軍年代被稱作“小政委”、“小胖政委”的青年指揮員，用短暫的一生，走完了許多人幾十年都走不完的路。他的故事，不在于驚心動魄的情節有多少，而在于一條線始終很清晰：從山村“孩子王”到紅軍勤務兵，再到師政委、軍政委，隨后又在西路軍最艱難的一役中以身殉職，前后不過七年，卻把一個青年共產黨人的成長軌跡，濃縮得格外緊湊而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