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戰犯逃出下水道卻被鐵網攔截，徐遠舉為何沒將其槍斃？

1952年的一個深夜，重慶歌樂山上寒風很硬，下水道里卻鬧出了一件震動整個戰犯管理所的大事。一個曾經身居軍統要職、殺人不眨眼的特務，從廁所口鉆進陰臭的下水道，想學著小說里那樣，沿著黑暗的通道爬向“自由”。他以為前面是活路，等爬到盡頭，才發現那里牢牢焊著一張鐵網。

這場以失敗告終的越獄，看似荒唐，卻在戰犯群體中掀起了極大的心理波動。更讓人意外的是，管理所方面的處理方式，與他們過去在國民黨情報機關里學到的“規矩”，完全是兩個世界。

有意思的是，被這件事觸動最深的，偏偏不是那位從污水里爬出來的戰犯，而是一個在牢房里冷眼旁觀的“老行家”——原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軍統三劍客”之一的徐遠舉。

很多年后，他回憶那一晚，只拋出一句很典型的話：“為什么不槍斃他？”

一、“刀尖上混出來的人”，怎么進了牢里

在戰犯當中，徐遠舉的“資歷”和“名氣”，一開始就擺在那里。

1909年，他出生在湖北黃岡一帶，家境一般，卻趕上了一個軍人出頭的時代。1930年代，他考入黃埔軍校第七期，和很多后來在各個戰場、各個機關出名的人一樣，從這所軍校邁出軍人生涯的第一步。

不過，他真正吃上“官飯”，不是在前線打仗，而是在秘密戰線上。他進入軍統系統后，先后在軍統局第三處擔任上校副處長，又被派往川康一帶主持行動，后來升到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的位置。這個頭銜，在軍統圈子里含金量極高。

對軍人來說，升官靠軍功，對軍統特務來說，靠的是抓了多少人、逼出多少情報。為了完成任務，很多人養成了殘酷、冷硬、麻木的作風。在同僚眼里，徐遠舉正是這類人物中的“狠角色”。

沈醉后來在回憶錄里說過一句很明確的話：“他那一套審問辦法，比日本人還毒。”沈醉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長，行伍出身，打過仗，干過暗殺，按理說已經見慣殘忍，可在他筆下，徐遠舉仍然是“過頭”的那一種。

1940年代后期，重慶、成都一帶的白公館、渣滓洞等地，成了地下黨人、愛國民主人士的“鬼門關”。江竹筠，也就是后來人們熟知的“江姐”，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落到保密局手里。她在1948年于萬縣被捕后，很快就被押往重慶審訊。

沈醉在書里寫過一段細節：他去找徐遠舉，正好撞見對江竹筠的審問場景，那種羞辱性的刑罰，已經不是單純為了訊問，而是赤裸裸的虐待。沈醉當場忍不住說：“你就不能換換套路？”這句話，既是同伙間的牢騷，也是對徐遠舉手段的一種側面說明。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江竹筠寧死不屈，被轉押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在歌樂山電臺嵐埡刑場就義，年僅二十九歲。同在獄中的“小蘿卜頭”徐林俠，也牽連在這張恐怖的網中。

從這一串清清楚楚的時間節點看，徐遠舉在解放前的重慶，確實是一個沒有多少收斂的劊子手。這段經歷，也為他后來被列為重點戰犯埋下了伏筆。

1949年12月，局勢發生了逆轉。12月9日，張群飛到昆明，想督促盧漢等滇軍高層頑抗到底，誰知盧漢已經暗中做好準備，控制住機場、軍政要地，隨后宣布起義。保密局系統成了重點抓捕對象。

同一時間，被后人稱作“軍統三劍客”的沈醉、徐遠舉、周養浩，命運都走到了拐點上。沈醉在開會時被控制，周養浩在機場落網，只有徐遠舉，還在朋友家酣睡。等他醒來，外面的形勢已經徹底變了。

他匆匆往外跑，剛到停車場，一支手槍就頂住了他的太陽穴：“站住，再跑，要你命！”這個曾經自以為掌握別人“生死按鈕”的特務頭子，在這一刻，只能舉手投降。

此后，他被押解到重慶，作為重點戰犯羈押，地點正是他當年指揮抓人、審訊的白公館，只不過門口的旗幟已經換了人。

二、“越獄風波”與一個冷不丁的提問

新中國成立初期，白公館被改造為戰犯管理所，與北京的功德林、秦城相呼應，成為對國民黨軍政、警備、情報人員進行集中改造的重要場所。

對當年在重慶活動的軍統特務而言，白公館是舊地重游。不同的是，這一次，他們換了身份，成了被管理、被教育的對象。

戰犯改造一開始走得并不輕松。很多人嘴上不說，心里還是“舊賬一大堆”。徐遠舉就是典型。他在看守所里，對自己的罪行一開始幾乎不松口。大量案情，只能從沈醉、周養浩以及一些下級特務的交代中拼出來。

管理所里，干部們采用的辦法很有針對性。有人想到一個“特別的教材”——小說《紅巖》。書里那位臭名昭著的國民黨軍統頭子“徐鵬飛”，原型就是徐遠舉。領導特意把書交給他，希望他自己對照反思。

他不止看了一遍，還看了好幾遍，卻遲遲不給明確態度。有一天，他居然提起意見來：“書里把重慶抓共產黨人的總賬都算在‘徐鵬飛’身上，其實很多是毛人鳳的責任，他才是主謀。”意思很明顯——想把自己往后面一挪。

他還對書中“嚴醉”這個人物頗有微詞，因為那是以沈醉為藍本的形象。在現實中，西南特區區長是他徐遠舉，不是沈醉，他嘴上說“寫錯了”，骨子里其實是對昔日同僚心有不平：你怎么成了小說里的“那個人”？

這些看似吹毛求疵的意見，本質上就是不愿面對自己曾經做過什么。對于很多剛被押來的戰犯而言，“咬牙挺住、不多招供”，已經成了一種條件反射。要真正撕開這層殼，需要時間，也需要一些觸動人心的事情。

越獄風波，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突然發生的。

1952年前后，白公館內部一度調動警力，守衛安排作了調整。被關押的戰犯里，有人看出了“機會”。特務們懂得觀察巡邏路線、警衛習慣，心思也多，最早動起心思的是一名叫張庸祥的軍統特務。

一天，他去廁所，偶然發現下水道里有亮光透進來，心里一動：會不會有條路通向外面？這個念頭一發不可收拾。他暗暗盤算：等夜深人靜，就鉆進去碰碰運氣。

夜里，管理所宿舍漸漸安靜下來。張庸祥悄悄起身，翻過廁所，到下水道口鉆進去，撲鼻而來的污濁味道幾乎讓人窒息。他硬著頭皮往前爬，心里只有一個念頭：前面只要能出去，就算再苦也值得。

他不知道的是，下水道通往外面的出口，早就被監獄方面用鐵絲網焊死。爬到盡頭，他一頭撞在鐵網上，才意識到這條路是死的。往回爬，等于自動把自己送回去，很可能面臨更嚴厲的處分。他就那樣蜷縮在陰暗潮濕的管道里，不敢動，也不敢出聲。

清點人數時，值班人員發現他不見了，很快順著線索查到下水道。管理所干部俯身對著黑洞喊：“出來！”里面沒動靜。又喊：“出來，保證不打你！”他仍不敢相信，繼續死撐。最后沒辦法，只能鳴槍示警，子彈打在墻上，聲音在通道里震得耳膜生疼，他才顫顫巍巍爬了出來。

照著舊軍統的規矩，發生這種事，輕則一頓毒打，重則當場槍決。不少戰犯在宿舍里小聲議論：“完了，他這回死定了。”

結果出人意料。管理所并沒有對他拳打腳踢，也沒有讓他跪在院子里示眾，而是先帶他去洗澡，讓他把污水污物沖干凈，又給他換上干凈衣服，有人甚至耐心問他：“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心里有話可以說。”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反而給了他一些“特殊照顧”。

這件事，像一顆石子丟進死水潭。戰犯們互相打聽細節，越打聽越覺得不可思議。很快，這個消息傳到了徐遠舉耳朵里。按他過去在保密局的經驗，這種行為只有一個結果——槍斃。

他忍不住問管理人員：“為什么不槍斃？”語氣里是真正的震驚。他后來回憶：“過去我們抓人，越獄被發現，先是毒打，很多最后就地槍殺。哪有不打不罵、還洗澡優待的？”

對于一個長期在“恐懼—暴力”邏輯里打滾的人來說，這種處理方式，等于把他的舊經驗整個推翻。不得不說，這種“反差感”，對他心里的那堵墻，砸開了一道縫。

緊接著，他又碰到另外一件事。

三、“外緊內松”的白公館，和一個人的轉彎

越獄風波之后，白公館改造戰犯的方針，并沒有轉向“從嚴從重”，反而朝著更加制度化、人性化的方向走去。

公共區域的守衛調整成“外緊內松”——大門口警衛力量加強，內棟樓道口卻撤掉哨兵，允許戰犯在規定時間內相對自由走動；管理所還明確規矩：一般情況不得對戰犯動用武器，不得隨便鳴槍嚇唬。

在當時那些從軍統、憲兵隊出來的人眼里，這簡直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觀。有人暗暗嘀咕：“這樣不怕跑嗎？”可事實是，政策調整后，反而沒有人再去冒險鉆下水道。

不光如此，一些戰犯在管理所里得了重病，都會被及時送往醫院治療。徐遠舉自己，就在這方面親身經歷過一回。

1950年代，他在白公館患上肛門蜂窩組織炎。這個病來勢兇猛，一旦擴散，很容易引起敗血癥，甚至危及生命。一般人得了都吃不消，更何況是一個長期關押、體質本就欠佳的中年人。

管理所把病情上報，經批準后，以“何炳洲”的化名，把他送到沙坪壩中渡口第二工人醫院住院，一個多月里，會診、輸液、護理都沒有怠慢。這個在舊社會給別人開過“死亡證明”的人，這一次在病床上不得不承認一件事——如果是在他當年掌權的那些地方，犯人犯到這種病，撐不過去也就算了，誰會這么費心去搶救？

他自己后來在材料里說，活下來之后，“感激涕零”，口頭上稱共產黨“再生父母”，表示“今后要老老實實改造思想，就算最后槍斃也無怨言”。這種表態里有多少成分是當時的“場面話”，不好一刀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態度確實開始松動。

管理所看在眼里，用在實處。戰犯集中學習的時候，常常要有人出來現身說法，結合自身經歷，揭露國民黨統治的黑暗與保密局系統的罪惡。徐遠舉被選為幫教對象中的“中心發言人”。

他有過高層經歷，又熟悉軍統內部運行方式，說到關鍵處，往往能抓住要害。遇到思想轉不過彎的舊部，他有時候用“過來人”的身份勸解：“你真以為從前那一套還能翻盤？時代都變了。”有時候又毫不客氣地罵：“還犟？不識時務！”

戰犯當中不少人后來回憶，幾次大規模的“交心會”，他一連幾輪“攻心”，往往就能讓對方把心里的那點僥幸放下。這種角色變化，說到底，還是心態已經悄悄完成了一個轉彎——從“躲著不認”到“拿出來講”。

1950年代初的重慶改造階段結束后，一批批戰犯按計劃被押往北京戰犯管理所。徐遠舉也在這批名單里，被編號為“12號”。到了北京，他遇到的同獄者更為“重量級”：有淮海戰役中被俘的杜聿明，有在山東、華東戰場上名噪一時的王耀武，也有老熟人沈醉。

這一時期的北京戰犯管理所，除了日常勞動和政治學習，還承擔一項更深的功能——通過多年改造，讓這批曾經的敵對集團高層，從內部認清舊政權的性質，同時也穩定新政權后方。這種做法，在世界范圍內都不多見。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至1959年間，北京方面把戰犯分批送往農場勞動改造，很多時候為了方便勞動，都要摘掉手銬，允許他們在一定區域內相對自由活動。照老觀念來看，這種安排幾乎是在“給機會”。不過，在這些年里，北京戰犯群體中沒有出現像白公館下水道那樣的越獄冒險。

原因很簡單。對那些經歷過解放戰爭失敗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來說，打了敗仗，被俘已經是一次沉重打擊。如果再選擇逃跑，既沒有組織依托，又會把多年改造成果全部推翻，落得一個“不守信用的逃犯”的名聲。對看重“體面”的舊軍人而言，這比關押更難接受。加上不斷傳來的寬大政策信號，尤其是“特赦”的風聲，他們越發不愿意再冒險。

四、特赦的門開了，他卻沒有等到

1959年，是戰犯改造過程中的一個關鍵年份。這一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全國一片慶祝氣氛。當時，對戰犯如何處置的問題，中央也做出了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決定。

1959年秋天，北京戰犯管理所的學習室里，響起一陣喧鬧。那天，曾任山東“剿總”總司令的王耀武，拿著一份報紙進來，提高聲音讀道：在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之際，國家決定對一批“確已改惡從善”的戰犯實行特赦，凡關押滿十年、確實表現良好的，可以被釋放。

“好啊！”有人脫口而出。

“毛主席要特赦我們！”也有人壓抑不住心頭激動。

徐遠舉聽到這話，一時愣住。他之前已經從各種渠道感受到政策的寬大，但真到聽到“特赦”這兩個字，還是有些不敢相信：一個曾經下令抓捕、拷打、殺害了那么多共產黨人的特務頭子，竟然也有可能走出高墻？

第一批特赦大會在1959年12月4日舉行。那天，名單一條條念下去，他認真聽，心里一邊數，一邊盼。結果，全部宣讀完，也沒有聽到“徐遠舉”三個字。

會后，他忍不住向身邊人發牢騷：“我也認真學習，也勞動，也出汗，材料一篇篇寫，我哪點不如別人？哪項不符合標準？”這種不平衡心理，頗為真實。他并不否認自己有罪，但在同獄人被陸續放出去的那一刻，他難免把自己也放在一塊比較。

幾年之后的第二批、第三批特赦中，有一些熟悉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沈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軍統系統第一個被特赦回歸社會的人，外界關注，獄中議論更多。

在牢房里，徐遠舉得知沈醉獲釋，心里一陣別扭。他起初難以理解：“同樣都是保密局出來的，我的級別還比他高，為什么他先出去？”這類心理波動，是那一代戰犯群體里很普遍的情緒。

中央方面對此是有預判的。周恩來總理得知情況后，專門叮囑工作人員要做細致的思想工作，解釋特赦的政策依據，強調“不是誰官大誰先走”，而是看悔罪態度、實際表現。

1964年，徐遠舉寫下了一份較為系統的交代材料，題為《我的罪行實錄》。在這份材料里，他把自己在保密局系統中的經歷、命令鏈條、參與的抓捕與審訊，都逐條寫出，還反復提到一個意思：感謝共產黨和毛澤東，把自己這樣“作惡多端的大劊子手”從深淵里拉回來。

從1959年到1966年4月，國家一共分六批特赦戰犯。到了1966年，走出高墻的人已經不在少數。戰犯管理所里的氣氛，比起剛關押時，已經有了很大變化。許多人不再一天到晚愁眉苦臉，生活里甚至夾雜一些帶有“人味”的插曲。

比如有一次，一位女干部來核對資料，挨個找人談話。輪到徐遠舉，他說完，轉頭走到窗邊，對外面的人吆喝了一句：“你們來搞吧，我搞完了！”在他的方言里，“搞完了”就是“談完了”的意思。女干部聽了，臉刷地紅了：“徐遠舉，你亂喊什么！”

事情一傳十，十傳百，成了戰犯群體里的一件笑談。有人故意逗他：“你怎么當面占女干部便宜？”管理所領導也被驚動，找他了解情況。最后弄清是方言鬧的誤會，這才揭過。他自己也被笑了很久，自嘲說：“當年號稱審訊專家，結果栽在一句話上。”

這些生活細節，說明他已經融入那種半封閉但相對平和的集體環境，不再是剛進來時那個陰沉、繃著臉、隨時想“扛到底”的特務頭子。

可惜，特赦名單一批批公布，他一直沒能等到自己的那一行字。

1973年冬天，天氣很冷。有一晚，他在洗澡時用冷水沖，回到房間不久，突然倒下，隨后被送往醫院急救。1月21日入院，1月22日搶救無效去世。原因登記為腦溢血發作。

去世時，他還不到六十歲。這在那個年代談不上高壽，尤其對經歷過戰爭、牢獄折騰的人來說，身體底子早就被磨損得不輕。

徐遠舉作為一個重點戰犯，在監獄中病亡，事情很快報到中央。周恩來總理專門叮囑公安部負責同志，要求妥善處理，避免在其他在押戰犯中造成不必要的緊張情緒。這種重視程度，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他在整個戰犯群體中的“敏感位置”。

兩年之后，形勢又出現一個重要轉折。到了1975年，全國范圍內在押的國民黨戰犯已經所剩無幾。公安部對名單進行最后一次全面梳理，發現還有十三人不符合既往特赦條件，其中就包括與徐遠舉、沈醉并列“軍統三劍客”的周養浩。

按當時公安部的業務意見，這十三人準備繼續關押，觀察一段時間再議。然而，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卻給出了另一種判斷。他大意說，這些人現在老的老，病的病，在監獄里已經待了二十多年，老百姓早就不認識他們了，“我們殺他干什么？”當年土地改革時處決惡霸地主，是因為“老百姓害怕”，要用最直接的方式肅清鄉村中的恐怖與壓迫，而眼前這一批戰犯，社會記憶已經淡了，不再具有那種現實影響。

在這個思路下，最后一批在押戰犯被全部特赦，沒有留下“尾巴”。從1949年算起，他們已經放下武器二十多年了。

等這最后一扇門打開時，徐遠舉已經不在。他成了整批戰犯中，唯一一個在獄中病亡而未等到特赦的人。

他生前與妻子馬紫英育有二子二女。去世后，家屬將他的骨灰安葬在湖北漢陽縣新農鎮附近。這位曾經叱咤一方的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最終以一種十分寂靜的方式，退出了歷史現場。

回頭看他的這一生，有一個細節不太容易被忽略：從江竹筠遇害，到下水道逃跑者被“優待”，從白公館重病獲救，到北京戰犯所里寫下《我的罪行實錄》，時間線一環扣一環，串起的是一條很清晰的軌跡——一個曾經站在另一邊的人，是怎樣一步步被拖離舊日的暴力和仇恨邏輯，被迫面對自己曾參與的血腥，最后在另一種制度下過完余生。

對很多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來說，他的名字早已與“徐鵬飛”這個文學形象牢牢捆在一起。現實中的他，的確有著“壞到骨子里”的一面。不過，從他在管理所里的言行變化也能看出，當環境換了，當掌握權力的一方不再用他熟悉的那套辦法，他內心的某些東西，也不由得發生了挪動。

這種挪動，不是洗白，也不是替誰說話，而是歷史事實本身的一部分。畢竟，正是那些鐵證如山的案件、那些有姓名、有日期的犧牲者，以及后來戰犯們親筆寫下的材料，拼起了那段歲月真正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