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灣的炮火離我們有多遠

• 1 好人就該被人拿槍指著？

古巴現在國內出現比較嚴重經濟困難，委內瑞拉的廉價石油斷供、美國加大制裁，導致電力短缺，糧食等民生物品短缺，美軍也開始躍躍欲試，很多經濟學愛好者就天真地表示這證明古巴模式是失敗的，是平均主義，歷史做出了裁決。

站在一個上帝視角看，可能對于第三世界國家，最好的道路就是開放市場，同時駕馭資本同時將發展成果普惠化，但是古巴是沒有這個選擇的，在百倍于己的大國的敵對之下，它甚至都不會有投降輸一半的機會，而很可能和鄰居一樣淪為血包。

好人就該被人拿槍指著？好人落后時代了？

他們要證明的是任何偏離市場邏輯的發展路徑都必然失敗，因此中國的改革方向應該繼續向更徹底的市場化推進。但除非是在一個完全可以被人當npc的游戲里，第三世界國家發展難度本來就是更大的。開放市場與駕馭資本，讓發展惠及普通人，這兩件事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是沖突的。

古巴沒有拒絕融入分工體系，古巴是被敵對，被背叛，被排除、被孤立的小國，不想輕易被拉進惡性分工之中。

按照全球資本主義的規則融入世界體系，就接受不平等的分工秩序；拒絕融入，就被孤立和制裁，技術和全要素生產率一步步落后。開放市場，資本會自然流向利潤率最高的領域，而不是流向國家最需要發展的領域。

如果國家試圖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就會被指責為不公平競爭、非市場經濟，觸發制裁，或面臨不公平的談判條件。

即便你開放了，那你也不一定是是有利于本國大部分國民的，你也會制造矛盾。利潤分配主導權也天然掌握在大股東手里。你需要給大資本足夠的空間和利潤，才能讓它留下來，政府才有財政收入。但代價就是普通勞動者被壓低工資、環境成本。

發展的目的是讓最普通的民眾過得好，但是現實中只有大資本能夠組織起來人力資源、土地和資金這些生產要素，整合為有效率的生產力，比如巴西，搞大豆這種大宗商品，肯定是大資本在主導，你需要把人力資源和土地這些打包給大資本，否則就沒有發展權，所以你要在不嚴重損害普通民眾情況下，同時照顧大資本。

古巴如果開放市場，短期內消費品會更豐富，某些服務會改善，外國資本會進入最有利可圖的旅游業、礦產、農業出口，同時壓低本地勞動力的工資，醫療和教育成本會增加。市場邏輯就是會把資源從低購買力者轉向高購買力者。

要發展，就得交出人頭，同時發展中的問題會成為新的脆弱性。不發展，那全部都吃土。

外資能帶來技術、管理經驗和市場渠道，但它是為逐利而來的，不需要考慮東道國的發展需要，所以除了少數代理人、話語權打手、技術人員，對其他外包勞動力是沒有憐憫的。

政府要駕馭的當然不只是外資，還有內資，二者還是有所不同。民族資本的利潤有相當部分留在本地，有動力投資于本地的基礎設施、人才培養，積累進一步發展的資源，符合本地的長遠利益，而外資是掠奪性的，同時也是可能打斷民族資本的內生性的積累的。

韓國早期靠進口替代、出口導向戰略在80年代能夠實現漢江奇跡，前提是冷戰時期美國需要這個反共前哨。即便如此，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被迫接受IMF的苛刻改革方案，金融市場全面開放，大財閥的控制權大量落入外資手中，經濟主權已經被嚴重削弱。

原住民權利、宗教少數群體、地區不平等、性別壓迫——都是真實的社會的內部矛盾，同時也是外部勢力可以利用的工具，在必要的時候引爆這些矛盾，在平時可以控制政府，牽扯精力，這些都是常規操作。

境外勢力不需要實際操縱，它只需要操縱規則就行，你自然按照它的劇本走。發展中國際一開始肯定沒有話語權，別人能夠在談判中拿規則卡你，逼迫你讓步，因為你更脆弱。

現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生態環境不可能不被破壞，因為是不公平的，是建立在獲益者只占少數，大多數人被剝奪話語權之上的。

最后種種矛盾會以民族主義、性別矛盾等方式給暴露出來。同時，因為現實中普通人就是處在無權的狀態，民主/市場這些“另一個選項”能夠迎合很多人的心態，現在是a選項，好像換了個b選項就更好，我要這個切換的權力。

這種情況下，這個社會只能去不斷發展進步，而不是就事論事沉迷于這些矛盾，既然矛盾是存在的，既然雙方必須要在一個升級化的語境里理解和面對對方進行反駁，因為話語升級加碼才能讓事件獲得更高的關注度，才能最終在邏輯上完成各自閉環，那雙方的存在都是合理的。這些正反爭論不會消失，而是會互相配合，以這種方式推動社會進步/退步，實現歷史的詭計。

發展中國家需要的是獨立，需要某種社會主義，否則受損的群體會要求推倒重來，伊朗革命、南美政治鐘擺都是如此。當然，如果是真的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又會被制裁封鎖，那就很難靠自己走出來。

同時，如果僅有上個版本的蘇式社會主義，而不能接入全球分工，那也無法學會協調各種市場經濟下的關系。就像伊朗和古巴，由于被封鎖制裁被鎖死在原來的技術路徑和發展模式中，社會形態沒法進化，也沒法有效抵御外部沖擊。而這種勢差是權力塑造的，準確說是霸權塑造的。現實中沒辦法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通過簡單堆疊的方式組成一個體系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同時因為資本主義已經是世界主義的了。

關鍵是能夠按照自己的節奏壓住駕馭住這些矛盾，往一個正循環的方向走。換言之，就是需要用大的發展敘事把各種矛盾縫合起來，相應的這樣的社會肯定是政治壓抑的，你能夠玩的操作是有限的。

那能不能做到就看結果，就看績效。也不行，我們重新進入一個爭論如何分配的時期，一方面是分配不公、發展不義，另一方面新的技術危機導致普遍新的震蕩，原來的經濟成長性可能對未來失效了，新的問題會層出不窮。

• 2 美國大棋黨怎么贏？

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從秩序維護者的角色獲利，現在則試圖通過拆解這套秩序的獲利，制造局部的失衡，也就是讓他們眼里的npc承擔體系轉換的成本。問題是這個新版本可能不過是原來的問題加倍，原來的不公平、不均衡、不正義的問題根本還沒有解決，或者只是通過把所有人都當成npc的方式解決。

跟古巴社會主義不同，伊朗斗爭精神有明顯的局限性，它是基于傳統的伊斯蘭教的傳統，所以它的反現代性、反西方實際上是基于民族主義和宗教傳統的融合，這就決定了它沒有辦法抵御西方的物質上文化甚至制度上的誘惑力。伊朗沒有自己的戰略規劃，直接就是很被動很短期的反應，發展失去重心了。維持這套僵化的體系又需要意識形態防線，需要刻意養著革命衛隊為代表的保守利益集團，否則伊朗無法維持自身，那結果就是鎖死。

這個我們可能看得很清楚，即便是發展核武器，也是不堅定的，試圖以此作為一個博弈的手段視圖借此融入全球化，借此讓西方解除制裁，跟伊斯蘭教義的沖突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所以歸根結底就在于它只能用一種很傳統的原始的落后的方式駕馭國家發展，去實現一個比較有利的現代化。

古巴的困境是被切斷與全球資本循環的必然結果。美國把戰爭做成生意的能力，恰恰是以古巴這樣的國家被剝奪正常發展條件為前提的。

我們需要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伊朗古巴這樣的國家沒有辦法與美國抗衡，或者說需要巨大的代價，需要巨大的內耗，或者政權自己封閉僵化。

很多人會把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的邏輯應用在國際關系上，用國際版的成功學去評價發展中國家。這個時候我們需要警惕的是那種用中立的發展的敘事掩蓋結構性的暴力，具體說就是帝國主義基于軍事、技術、金融等隱秘的復合手段的壓迫和剝削。

強者總是有更多的獲得勝利的方式方法，甚至能夠定義什么是勝利。

美國作為全球霸權的前提是它要作為一個國際秩序的提供者，就像黑幫老大壓制霸凌不聽話的成員，會制造一個賤民階層，同時也會提供安全等公共品。

伊朗實際只是美國的整個大棋下面的一個很小的部分。美國是和平的維和者，但美國恰恰需要制造中東的地緣沖突，來讓海灣國家需要美國維持和平，然后美國就可以進一步介入到這個地方，就可以控制石油結算，同時由于中東經濟的孱弱和混亂，缺乏投資價值，所以海灣國家就要被迫拿著賣石油換來的錢去投資美債，實現美元霸權所必須的國際循環。

所以美國他想要做的就是在這塊地方維持一個斗而不破的格局，讓你陷入不穩定，因為美國從中可以扮演一個關鍵調停者的角色。讓全世界亂起來，它可以完成資產抄底。制造安全需求是美國軍事-金融體制的一個核心功能，意識形態是為這個帝國的行動去獲取合法性去鋪路的一個工具。

美國就像一個大號升級版的英國，作為一個遠離歐亞大陸的依托海權的國家，它天生要破壞大陸國家的整合，因為它要全球化體系圍繞著它的優勢運轉，并防止自己的利益和影響力被排擠出去，它只需要掌握關鍵的地緣、技術、金融節點就行。二戰后它的體系、行動也是圍繞這個目標而建立的，制裁和懲罰個別國家是這個體系的一個內在的功能。

美國是真的有一個大棋，但是美國的大棋不需要意識形態動員來驅動和宣傳，要是說他代表了全球的最有權勢同時又深度融合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取向。

對于美國來說，其實底層國民的生活質量沒那么重要，而且新的技術趨勢，可能會越來越不重要。它不再像冷戰后那樣那么需要“讓更多普通人共享一點繁榮”來維持自己的合法性，大眾民主、普遍福利、平等參與和社會妥協，已經越來越被他們視為資本和技術進一步飛升的障礙。

對此，硅谷精英們可能表示，每次技術發展在最初的階段都需要適度忽視民眾的關切。

為什么還要再談到美國的這個早已成為陳詞濫調的地緣特點，新的因素是現代技術力量已經為這種大陸整合做好了準備。不需要過度強調這里中國的作用，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長期的自然的趨勢。高速鐵路、公路網絡、油氣管道、通信網絡、數字支付體系，這些基礎設施正在使歐亞大陸的內部整合在經濟和物流上變得越來越可行。歐亞大陸正在海洋化。

但是最直接的威脅并不是歐亞大陸一體化，而是以何種方式整合全球化。海權帝國就要打斷這個現實的威脅，繼續維持它在關鍵節點的控制力，對中國進行戰略壓制，因為無論是從海權的邏輯，還是從重組和掌控全球化體系的邏輯，都需要打壓這樣的挑戰者。

現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需要新的空間，需要創造新的發展機遇，需要解決美元債務帝國的危機，這個過程常殘酷的，而且我們并不是置身事外的，好像可以非常客觀地無利害關系，置身事外的去評價這套體系是不是成功的文明的，因為它的成功、文明其實就是直接把你壓碎，然后它還能繼續占有正義的名義。

作為海權國家，它要確保從大陸（世界島）的可控的沖突中獲利，作為全球資產階級的寄生國，它的核心利益是確保資本要途經以這個節點為核心自由流動，它的競爭力是為全球資產階級提供關鍵基礎設施，所以它要掌握新一輪全球化的技術基礎設施，AI、芯片、算法和數據，建立排他性的標準控制權，這可能是美國或特朗普政府的失敗，但是國際資產階級的戰略勝利。

英國代表的是金本位時代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階段的金融霸權，金融的核心功能是為商品貿易和工業生產、戰爭融資服務，資本增殖的主要方式是生產和貿易的循環，信用擴張是比較有限的。

美國則可以長期用全世界生產的商品和資源來支撐自己超常的消費、財政和金融擴張，而不立即遭遇普通國家那種外部約束。當然，如今我們看到這個債務帝國出現了大危機，這個危機可能會把全世界拉下水，所以它肯定要在體系過渡期試圖掌握主動權，包括用軍事凱恩斯主義加速舊的全球化的解體。

• 3 跟隨或死亡，或？

美國精英已經清晰地認識到，舊的全球化形態，美元結算、全球價值鏈、石油美元體系等，正在遭受來自中國崛起的系統性挑戰。他們試圖在新技術基礎上重建美國主導的全球空間秩序。霸權的邏輯就是只需要控制世界運轉所必須經過通道，占據資本主義循環的節點，讓資本、技術、軍事、結算、標準等都必須經過它，就能從全球價值鏈中抽取超額租金和系統性紅利。

喬萬尼·阿瑞吉認為，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處于金融擴張階段，資本主義陷入了一個長期的過度積累困境，制造業的利潤率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被壓低，而資本無法找到足夠的高利潤率的新投資領域來吸收積累起來的剩余。

這個困境的暫時性解決方案是金融擴張，資本將會從生產領域大規模撤出，涌入金融領域。政府實行寬松貨幣政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市場通過資產價格膨脹和金融創新來維持積累。但金融化無非是把未來的增長提前透支，用債務來維持繁榮，它是危機的拖延而不是解決，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預警了這個拖延機制的失敗。

資本主義對利潤的無止境的追求并不會止步于壟斷，它的自由競爭的因素最終會導向對于全新的沒有被既有結構瓜分的技術領域的開辟，這在客觀上加快技術創新的速度，創造新一輪利潤率復蘇，而當下，這一希望就給到正在大放異彩的AI技術。

為這個技術加速提供關鍵支撐的是美國金融市場，沒有一個足夠深、足夠敢賭未來、能承受長期高估值的金融市場，就不會有今天這種AI軍備競賽。石油美元體系以及美元霸權則是整個金融擴張得以持續的地緣政治前提，所以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也關聯著AI發展的大局。

AI革命發生在美國的一個條件是在美元霸權支撐下，美國的市場能夠吸納全球剩余，然后這個剩余被投入到特定的領域，就相當于是全世界在給AI輸血。AI今天看似是技術問題，其實首先是一個貨幣體系問題。以及國際分工體系的問題。現階段AI技術代表的發展方向也并非中立，現實的統治關系往往會深深嵌入到技術路徑的演進中。

以美國為代表的技術資本主義試圖實現進一步抽象化、體系化、操作化，它只能通過不斷剝離具體生活的厚度來實現這種掌控，把世界變成可操作對象，把現實本身重寫成一個可被總體性調用的系統，把人類從真正具體的世界中驅逐出去，讓世界陷入更徹底的物化，

從舊的一面看，美國霸權要避免它的終結，要茍延殘喘，所以注定會在伊朗或者其他地方孤注一擲、殊死一搏，維持某些方面的掌控力。但現在世界范圍內沒有形成替代性的政治經濟秩序，在我們很多人眼中的中美決戰/中美脫鉤，各成體系良性競爭的想象圖景，只是某種革命代餐，當然不足以打開新的層面，這對美國來說已經是贏，對全人類來說則繼續在輸，因為破壞性的變革與進步沒有發生，它只不過是回到稍微小點的山頭罷了。

從更糟的方面看，美國作為全球資產階級的總寄生國和最堅固堡壘，它同時也是資本主義不斷重生的子宮，而且這個子宮今天正在孕育的是一種更冷、更硬、更少需要大眾、更少需要真實公共生活的資本主義。

全世界無論是盟友還是對手都會被迫跟著美國的腳步，而在它順其自然發展下去的情況下，構成人口最多數的普通勞動者都會處于不利的位置。按照過去的激勵機制，為了自己容易被淘汰就必須讓自己變得工具化，變得工具化也就是變得更加容易被淘汰。

在技術文明看似將要發生某種躍遷的前夜，經濟過程產生了足夠多的可以無動于衷的小有產者，同時也積累了足夠多的分散而無力的無產者，或許還有同樣多的苦悶。

70年代，西方發達社會在權力結構沒有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情況下，從生產型社會轉向了消費型社會，這是解決生產過剩問題和民主合法性問題的一個很自然的出口，從消極角度看，消費是占統治地位的力量對于大眾服從的收買，從積極角度看，它通過升級換代自我更新，永久改變了理解革命的范式，讓政治主體性和革命動能的問題必須在一個新的平臺新的框架內處理，后果之一就是消費社會和去中心化的市場的結合所帶來的效率爆發直接送走了蘇聯模式。

今天我們仍需要從這種技術變革的現實政治背景來觀察未來可能的走向。原來的矛盾因素，或者說MAGA代表的發達國家底層被排斥的政治群體正在重新活躍，重新保守化民粹化。而隨著工業化外溢，現代社會的物質條件也在世界范圍內鋪開了。概括來說就是生活世界被殖民的權利被更多的人口獲得，資本主義實現了大眾社會欲望結構的全面組織。

相應地，中產階級作為穩定器消除了變革的動能與迫切性，更多的人有望在消費、房產、職業和身份提升中擁有一點可失去的東西。傳統意義的反抗主要就發生在世界體系邊緣的部分地方。以恐怖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存在的反抗的傳統化則表明，矛盾被轉向了被這種現代化圖景分化的地方，以陷入停滯與內耗的中東為代表，政治能量被鎖死了。

現在我們看到，有一天新技術會令這種收買也不再需要，同時，這種“不再需要”依然是生產排除與消費收買的后果，它暴露了向消費的漂移僅僅是視角的轉換而未能深刻觸及權力核心，最后由于大多數人被從生產-交換-消費的全部環節中擠壓出去，我們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代價外部化給一部分成員，所有人都會成為輸家。當然，這種共同感依然是抽象、虛擬的，不能落地的，但越來越清晰的是，變革最終必須在世界的國際的層面發生，而留給這個時代的任務就是讓某種真正政治性的歷史轉向發生，或者說探索新的思考方式，新的反抗與聯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