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灣重要島嶼白龍尾島曾歸中國，為何最終劃歸越南管理？

1965年，一個陰雨連綿的春日，幾艘掛著越南旗幟的木船悄悄靠近北部灣深處的一座小島。甲板上的軍官一邊指揮登岸，一邊低聲說了句：“這里，以后就是我們前線的眼睛了。”很少有人想到，這片看似普通的礁灘和沙岸，會牽扯出清末到新世紀一整條復雜的邊界線故事，也將和中國一段“管了又交、交了又算”的歷史交織在一起。

這座小島，就是后來頻頻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白龍尾島。在中國漁民口中，它長期被叫作浮水洲島；在法國殖民者的圖紙上，它又變成“夜鶯島”；等越南穩定了對島上的控制，“白龍尾”這個名字才真正固定了下來。島本身不大，約三平方公里，卻正好卡在北部灣口的關鍵位置，像是一把插在海上的門閂。

要說白龍尾島的歸屬問題，不得不分三個層面：一是清末到民國那一套“紙上邊界”的來龍去脈；二是新中國成立后短暫的實際管轄，那兩年究竟發生了什么；三是走到二十一世紀，中越雙方究竟在怎樣的現實盤算中，把這片小島最終畫在了越南一側。

有意思的是，這個島在歷史上并不是“被割走”的典型，而更像是長期被忽視、被外力插入、再在現實博弈中做出取舍的產物。很多人只看結果，容易生出一肚子不服氣，但把前后幾十年的細節拎出來，就會發現事情遠不是一句“為什么交給越南”能說清的。

一、地圖上長期“缺席”的小島：白龍尾在清末、民國究竟是什么地位

從地圖開始說，最能看出晚清和民國對這座島的態度。

1887年，光緒十三年，《皇朝省直輿地全圖》問世。在這張官方地圖上，北部灣的海面一片空白，連一個小點都沒有，別說白龍尾島，就連周邊一些面積更小的島礁也只有零星標注。十年之后，《廣東輿地全圖》出現，仍舊看不到白龍尾島的身影。要命的是，當時的廣西還經常被歸入廣東方向來標記，連名稱都混在一起，更談不上精準的海島呈現。

等到民國時期，情況并沒有立刻改觀。1925年的《中華新形勢地圖》第一次把西沙群島較明確地標在了圖上，但北部灣深處那塊小島依舊沉默無聞。1948年，《申報》刊載的那份由國民政府欽定的《中國分省新圖》，在當時已經算精度不錯，卻還是沒有白龍尾島的名字。

這種“長期缺席”很容易被誤讀為：白龍尾島與中國毫無關系。但事實又沒那么簡單。北部灣一帶的中國漁民，尤其是來自兩廣、海南的沿海人，對這片海域并不陌生。他們早就習慣把那里當作傳統漁場，也會在白龍尾島上臨時避風、曬網、修船，甚至留下相當實在的痕跡。

島上的廟宇供奉媽祖，還祭祀伏波將軍馬援，這兩位在廣西、廣東、海南沿海漁民心中都有分量。1877年，海南文昌的商人在島上鑄了一口銅鐘，修了海公廟，這些都有據可查。再加上后來留下來的一些華人后裔，從文化和生活習慣上看，都和兩廣一帶的漁村幾乎沒什么差別。

一邊是實際往來不斷，一邊是官方地圖不見其名，這種明顯不對等的情況，其實反映了一個問題：在晚清和民國的統治者眼中，白龍尾島根本算不上“優先級高”的地方，甚至可以說壓根沒認真納入過治理視野。

有人曾經提出一個觀點，說白龍尾島在明清甚至民國早期的官方書圖中，本來就叫“夜鶯島”。聽上去好像能解釋地圖上的空白，但細究起來，問題很大。“夜鶯”這個詞本身就是外來語，傳入中國也就晚清以后，清代早期根本不可能出現在官修地圖里。翻看現存的清末至民國官方地圖，不難發現：不但找不到“夜鶯”這個名字，連和其接近的寫法都少見。

反倒是另一個細節值得玩味：面積僅一到兩平方公里的小島，比如斜陽島，當時已經被標注。而面積三平方公里左右的白龍尾島沒有落點，顯然很難用“技術條件不足”來搪塞。更合理的推斷是，清末和民國政府，在和列強打交道時，根本沒把這一帶海島作為重點對象，重心始終在陸地邊界和大塊領土上。

地圖上的“缺席”，給后來的爭議埋下了伏筆。等到外國殖民勢力進來，開始用條約、用經緯線來切割海域時，中國這邊的底子就顯得格外薄弱了。

二、中法“茶古線”與法國人插手：白龍尾島是怎么在法理上被推到越南一邊的

白龍尾島真正被拉上“國際邊界”這張桌子，是在1887年。

這一年，清政府和已經占領越南的法國簽訂《中法續議界務專條》。條約里有一條關鍵的劃界規定：以東經108度3分13秒一線，也就是當時說的“茶古線”作為大致分界。這條線以西的北部灣海域劃歸法屬越南，以東則被認為屬于清方勢力范圍。

白龍尾島的位置剛好在這條線以西。從條約邏輯來看，雖然文本沒有逐島逐個點名，但在法理上，白龍尾島已被劃入了法屬越南的范圍。這一事實，后來既被法國繼承，又被越南沿用，成了之后多輪博弈時對方反復拿出來的依據。

問題就在于，當年清政府在談判桌上的重心根本不在這一小塊海島。中法談判的主要焦點，是陸上邊界和部分戰略通道。一些越南境內的區域，因為當地百姓害怕法國統治，主動傾向歸入清朝，這導致中越陸上邊界有幾處“偏南”的情況。條約簽下后，清朝得到了若干陸地上的微小調整，卻在海上讓出了一大片模糊海域。

更復雜的是，“白龍尾”這個名字本身在地理上存在兩處：一處是今天廣西境內伸向北部灣的白龍尾半島，另一處就是北部灣深處的白龍尾島。條約時期，法國人把島和半島區分得很清楚，中國這邊的漁民則多半按自己的習慣叫法，在意的只是去哪里扎網、在哪個灣里避風，對那條精確到秒的經線其實并沒有概念。

中法條約生效之后，法國便以宗主國身份，開始在越南沿海部署力量。到1931年前后，法國一看日本在南海一帶動作頻頻，便開始借越南之名，提出對西沙群島的“權利主張”，甚至動手占領南沙部分島礁。法國方面的邏輯很簡單：既然北部灣以西海域歸越南，那以越南為跳板向南推進，也就順理成章。

面對這種擴張，中華民國政府在態度上其實比較微妙。一方面，在1937年發布的相關案文里，再次默認了茶古線的大致框架，等于變相承認北部灣以西許多海域已不在中方“紙面控制”之內；另一方面，在關鍵的西沙問題上，卻立場堅決，反復強調西沙屬于中國，并在地圖和外交文件中加以確認，從而保住了更重要的一塊海域。

1945年日本戰敗，按盟軍最初的設想，越南全境包括相關海島，本應由中國方面接收日軍投降。但蔣介石出于討好法國、換取其他外交利益的考慮，在重慶與法方代表做了密談，承認法國在越南恢復“舊有權益”。結果是，白龍尾島一帶再一次交由法國控制，國民政府既未派軍上島，也未建立實質性的行政存在。

有意思的一幕出現在1947、1948年前后。當時國民政府在南海劃出了那條著名的“十一段線”。從線條規劃來看，白龍尾島被畫進了這條線以內，相當于在宣示：從整體海域上看，這塊地方應該歸屬中國。但那只是紙面宣示，現實中，島上的駐軍、設施和管理都掌握在法國人手中。視野稍微放遠些就能發現，這種“地圖里有、實際控制缺位”的尷尬狀況，在近代的中國周邊并非個案。

茶古線其實到這個時候，已經成了一個非常難纏的歷史遺留物。法國人走之前，已經把它當作慢慢蠶食南海的重要支點；越南后來接手時，自然樂于把這條線視為新政權的“繼承財產”；而中國這邊，如果要徹底推翻它，就要面對一個現實問題：能否投入足夠力量，在海上重新建立一整套新的秩序。

三、新中國短暫接管白龍尾島：兩年“實控”是怎么來的，又為什么交回去

時間來到1950年前后，形勢開始有了轉折。

那一年，人民解放軍準備解放海南島。國民黨殘余部隊和少部分武裝人員在戰局吃緊之際，乘船向海上逃竄，其中一部分就逃到了白龍尾島上。按常理說，追擊過去一舉解決并不難，但當時越南境內仍有法國軍隊存在，北部灣又帶著舊條約的陰影，一旦動手，很容易被西方勢力炒作成“越界行為”。

在這種顧慮之下，中國方面對那批逃到島上的殘敵采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短時間內并未上島清剿，而是先把注意力放在海南本島的穩定和沿海防務上。這一階段，白龍尾島在實際效果上仍處在法國—越南一側的控制下，只不過島上勢力復雜，有國民黨殘部、當地漁民以及既有駐軍，各方互相牽制。

1954年，越南抗法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日內瓦會議后，法國不得不從越南撤軍，北部灣沿岸的權力格局發生變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955年海南軍區組織部隊登陸白龍尾島，對島上的國民黨殘余勢力實施軍事清剿。作戰并不算特別激烈，但象征意義極強：這是新中國第一次以武裝力量把這座小島放進自己的實際管轄范圍內。

清剿結束后，島上設立了隸屬于廣東省海南行政區的辦事機構，由海南方面進行管理。這段時間內，無論從軍政力量部署，還是從行政架構來看，白龍尾島確實處在中國的實控之下。這便是后來常被提起的“管轄兩年”的直接來源。

問題在于，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越關系，并不能簡單用“奪回”二字來形容。1955年前后，中越之間是高度友好的戰友關系。中國在越南抗法戰爭中提供了大量援助，從物資到軍事顧問，都有實打實的支持。越南方面既要接管法國撤離后留下的地方，又要為接下來的抗美斗爭籌備空間，北部灣這片海域，對他們來說也非常關鍵。

1957年左右，在越方提出交涉后，中國方面經過內部研究，決定將白龍尾島的管轄權移交給越南。當時做出這一安排，有幾層考慮：其一，從歷史條約鏈條上看，白龍尾島確實長期在“法屬越南—越南”的名義之下，清末和民國都沒有建立過穩固的行政制度，新中國直接長期占島，難免招來“改變現狀”的指責；其二，越南當時正處在與美國對抗的前夜，需要沿海監視和預警陣地，白龍尾島位置靠前，極適合架設雷達和觀測設備；其三，中越關系處在極高溫狀態，很多問題的處理，更多考慮的是“整體戰局”和“共同抗敵”，而不是只盯著一座三平方公里的小島不放。

據當時參與工作的人員回憶，移交過程相當低調，沒有向外刻意宣傳，也沒有搞所謂“儀式”。越南接手后，很快就在島上設置雷達站，監控海上與空中動向。美國也很清楚，這里成了北越的一個重要“眼睛”，但由于島嶼名義上屬于越南，中方并未長期駐軍，美方也沒有以此為由對中國施壓。

從結果來看，那兩年中國對白龍尾島的實控，更像是一段短暫的過渡。在法國退出、越南尚未完全穩住局面、國民黨殘部四處逃竄的混亂狀態下，中國出手清理島上武裝，順帶把行政權攬在手里，等局勢相對穩定，再按與越南的協商結果作出移交。這種處理方式，在當時那種戰后重建、陣營分明的大背景下，既避免了與同盟的直接摩擦，又為越南抗美提供了重要支撐。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1955年已經掌握了島上的實控權，為什么不干脆就一直管下去？問題在于，海上領土爭端，不只看一時得失，更要看整體布局。那幾年，中國面臨的方向太多：東北有朝鮮半島局勢，西南有邊境問題，國內經濟建設也剛剛起步。為了一座在歷史條約上本就模糊、又長期未被正式納入的島嶼，與越南翻臉，顯然并不合算。

更何況，從戰略視角講，當時真正需要爭取、鞏固的是西沙、南沙這種關乎遠海通道和整體防線的海域。白龍尾島的重要性，和這些區域相比，還是要差一截。這種輕重緩急的判斷，在后來幾十年的實踐中一點點體現出來。

四、越南態度轉變與新世紀劃界：白龍尾島在大局之下的最終歸屬

越南戰爭接近尾聲，北越力量逐步占據上風時，形勢開始有了微妙變化。

一方面，北越繼續使用白龍尾島作為海上觀察點，對往來船只和空中目標進行監視；另一方面，與中國的關系卻在內部政治變化后漸漸走冷。尤其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越南新領導層在對外戰略上作出調整，開始在南海、陸地邊界多個方向上擴張，用的理由仍舊是“繼承法國在越南的權利”。

在此過程中，白龍尾島成了一個隱形支點。越南在此基礎上，逐步向北部灣更深處主張“傳統漁場”和“歷史海域”，甚至試圖在與中國海域重疊的區域展開更多實際活動。更過分的是，南越政權垮臺前后，有關方面還企圖染指西沙部分島嶼，將矛頭直接對準了中國實控的區域。

1974年，西沙海戰爆發，中國海軍在當地擊退侵入的南越艦船，擊沉擊傷多艘目標，守住了西沙的實控。此后的幾年，隨著對越反擊戰以及1988年的南沙海戰，越南對中國在領土問題上的底線有了更直觀的認識，海上挑釁的節奏也不得不收斂許多。

不過到了這個階段，白龍尾島已經牢牢處在越南的管轄體系之中。島上不僅有軍隊駐守，還有相對固定的居民點和設施。從國際法的慣常思路來看，“長期穩定的實際控制”本身就具有相當重量。中國如果要對這塊地方提出強硬的逆轉主張，就必須考慮到整個周邊安全環境、外交關系以及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

進入1980年代以后，中國的戰略重點逐步轉向經濟發展，對外政策也愈發重視和平環境。在這種立場下，如何處理像北部灣這樣遺留多年的海域劃界問題，成了擺在桌面上的現實課題。白龍尾島只是其中一個點，真正要解決的，是這一大片海域的整體邊界線。

有意思的是，原來的茶古線在這一階段反而成了“過時的東西”。對中國而言，這條線明顯偏向越南一側，對自己不利；對越南來說，繼續堅持這條線，又會在新的國際海洋法框架下顯得僵硬。兩國在多輪談判中，一點點從“沿用舊約”轉向“重新計算海岸線長度、以中間線原則為基礎”，試圖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新方案。

談判拖了多年，不是沒有原因。涉及海域面積巨大，牽扯漁場、油氣資源以及海上通道，任何一筆都不輕松。中國一方面要保證西沙、海南周邊有足夠寬闊的戰略緩沖帶，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把與越南的矛盾推向不能收拾的地步。越南則希望在北部灣盡可能獲得更多海域，以補償南海方向的某些不利局面。

最終形成的方案，大致可以概括為：原有茶古線作廢，重新劃定邊界；北部灣海域基本按中間線原則分割，兩國各得約一半；中間劃出一些共同開發區域，用于漁業、資源開采等合作；白龍尾島在新的邊界線設計中，明確落在越南一側。

2004年，這份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正式生效，白龍尾島的歸屬算是徹底“落格”。從此以后，不管從法理還是現實角度，它都成了越南領土的一部分。中國在這次劃界中則獲得了對海南和西沙周邊廣大海域的清晰主張，為后續的開發和戰略部署騰出了空間。

有人可能會覺得惋惜，認為既然曾經有過兩年的實際管轄，為什么不能據此展開更強硬的爭取。在這一點上，還是要把歷史鏈條完整地擺出來：清末條約把島劃在法屬越南一側；民國時期未有穩定行政控制；新中國短暫實控后又基于中越關系和戰局考慮主動移交；幾十年下來，越南在此形成了持續的駐軍和居民活動。這種情況下，再要單獨抽出白龍尾島做文章，代價不可能小。

從整體視角看，中越北部灣劃界，是一筆大賬。中國用明確、穩定、可操作的邊界，換來了一個可預期的周邊環境，也換來了在海南、廣西沿海長線布局的空間。至于那座面積僅三平方公里、長期爭議又復雜多變的小島，在這盤棋里，終究只是一個有限的棋子。

白龍尾島從“地圖缺席”，到被條約壓在線外，再到短暫回到中國手中，最后又在新世紀的協定中被確認劃歸越南，整個過程看下來，不難看出一個規律：海上的邊界，很少是單一事件決定的，多是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積累與取舍。歷史上的一次忽視，往往會在很多年后，要用更多的談判和更大的格局來收拾殘局。

北部灣的故事到這里，大致算是有了一個清晰交代。白龍尾島的“前世今生”，折射出的是一個時代里中國在外壓、內變、國家建設與周邊博弈之間不斷平衡的過程。海上的每一筆，背后都是一串數字、一段談判和一長串名字，不見得驚心動魄，卻實實在在地改變了地圖上的線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