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黨敵營職位連升感到不安，向中央請示后獲鼓勵繼續晉升！

1940年初秋，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小咖啡館里，幾位穿著體面的“公務員”正低聲議論：“聽說了沒？那個從天津來的李委員，又升職了，這速度，嘖嘖……不簡單啊。”有人話音一落，旁邊的人就壓低聲音：“升太快未必是好事，小心有來頭。”他們口中的李委員，正是汪偽政府里的“紅人”，第一屆立法委員李時雨。

有意思的是，這些人不知道，這位年輕得有些過分的“風云人物”，其實是中共地下黨員，已經在敵營里輾轉潛伏了七八年。升官升得太快，他自己都開始心里發毛，只得托妻子帶話向中央請示：還敢不敢再往上爬？

中央給出的批示只有短短幾個字，卻像一把重錘砸下——“不要有顧慮，大膽往上爬。”一句話，定下了他此后數年的人生方向。

要理解這句批示背后的分量，得從頭說起，從一個東北少年手里那本翻爛的《水滸傳》說起。

一、從“庭芳”到“時雨”：少年讀書人走上革命路

1908年，李時雨出生在黑龍江省巴彥縣，那還是清末年間，東北的寒風里已經帶著搖搖欲墜的王朝氣息。家里并不富裕，父母心里想的很現實：能活下來，有口飯吃就不錯了，讀書？那是有錢人家的事。

但李家的這個兒子，從小就與書有緣。原名“李庭芳”，字倒是秀氣，人卻很有股子倔勁。家里不支持，他也照樣借書、抄書、偷偷看書。要不是當地一位有名望的紳士張爺說了句“這孩子有念書的料，不能耽誤”，恐怕他的書生路一開始就被掐斷了。

少年時代，他迷上了《水滸傳》，尤其欽佩宋江。班里同學看他愛打抱不平，干脆給他起綽號叫“及時雨”。他一聽，越叫越順耳，干脆自己把名字從“庭芳”改成了“時雨”。從那以后，他更像是在給自己立個規矩：遇事要像“及時雨”一樣，有擔當，肯出頭。

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上海工人學生血灑街頭，怒火很快燒到了北方。那一年，17歲的李時雨在省城求學，也沖在游行隊伍前列。抗議聲震動了校園，也驚動了當局，學校被強行解散，他只得帶著一肚子悶氣回鄉。

這件事，對很多學生來說只是青年時代的一次風波，對李時雨卻像是一悶棍，使他第一次看清了現實：說“好好讀書，將來做個體面的律師”固然體面，可如果國家連個安穩日子都沒有，讀再多書也只是空中樓閣。

18歲，他只身南下天津，再轉北京，考入北京法政大學，目標依舊是當律師，靠本事吃飯。那時候，他對政治并不上心，整日埋頭鉆法律條文，想著以后“替窮人打官司”，打的還是“個人的公道”。

轉折發生在1931年。

1931年9月18日，日軍炮轟沈陽北大營，短短幾天，東北三省相繼淪陷。對很多北方人來說，東北是地圖上一塊變了顏色的地方；對李時雨來說，那是家鄉，是童年，是親友，是艱苦生活里唯一的安穩寄托。

東北丟了，他在校園里坐不住了。試想一下，一個法政大學的高材生，翻開書本是一條條法條，抬頭卻是“國家不再”的消息，這種撕裂感，很難裝作沒看見。

1931年底，通過學校里的進步學生介紹，他聯系上了中共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夏尚志。當年冬天的一個晚上，他在一處秘密地點面對黨旗莊嚴宣誓，那句“忠于黨，忠于人民，為解放全中國而奮斗”，他記了一輩子。

同一年，他和同樣有著進步思想的孫靜云結婚。這位看似溫婉的東北女子，后來成了他地下工作里最重要的助手和掩護者之一，也正是她在1940年風聲最緊的時候，帶回了那句“大膽往上爬”的批示。

宣誓之后，書并不是不讀了，只不過，讀書不再只是為了個人前途，而是提前為一條根本看不清前路的革命道路做準備。

1932年，他奉命回到哈爾濱一帶，參與組織抗日武裝。那時日偽勢力咄咄逼人，隊伍剛拉起，又面臨重重圍堵，加上地方勢力復雜，這支武裝沒撐多久就被迫解散。他只好再回北平繼續學業，半學生半革命工作者，白天上課，晚上傳遞文件、聯絡同志。

1933年，中共地下黨爭取安葬李大釗的靈柩，需要有人具體操作、護送。這個任務落在了李時雨身上。他頂著軍警監視和威脅，帶著群眾把這位革命先驅送進萬安公墓。那一年，他才二十五歲，已經開始承接需要膽識和細致心思的秘密工作。

幾年磨煉下來，組織看得很清楚：這個東北小伙子，頭腦靈活，心思縝密，又有一肚子法學本事，是極合適往復雜環境里派的人。于是，他迎來了人生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潛伏”。

二、打入東北軍：在“剿共”機構里做中共情報員

1936年前后，東北已經全被日本占領，東北軍被迫出關，本該拼命打仗的軍隊，卻被蔣介石調去圍剿紅軍，官兵滿肚子憋屈：“不打日本，打自己的同胞？”這種情緒在軍中蔓延，成為各方勢力爭取的對象。

中共中央敏銳地意識到，如果有人能打入東北軍內部，就能掌握第一手軍情，甚至爭取這支部隊在關鍵時刻不再做“內戰的刀”，而是轉向抗日。

要選這樣的人，條件很苛刻：得是東北人，能說得上話；要有文化，能在軍中站穩腳跟；還得有覺悟，不被環境帶偏。幾番權衡，組織點名讓李時雨去。

1936年，他接到任務：設法進入東北軍的核心機構“剿總”（中央軍“剿匪總司令部”），一方面獲取軍事情報，一方面在適當時機宣傳抗日主張，爭取有識之士。

憑借學歷和談吐，他先進入張學良公寓的警衛部工作。起初只是一個普通職員，他做事利落，處事得體，很快贏得賞識，被推薦到“剿總”第四處任職。這一處，正是處理情報、文件的要害部門。

短短時間，他從普通職員升到中尉，這在軍中不算夸張，卻足以靠近重要文件和決策圈子。東北軍內部對紅軍、對抗日的真實態度、部分調動情況等，不少都經由他之手，暗暗傳回了中共中央。

1936年12月，震動全國的“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介石，逼其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身在“剿總”的李時雨并非決策層人物，卻在現場見證了這一關鍵轉折。

后來大家都知道，蔣介石在壓力之下作出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承諾，但張學良送蔣回南京后被立即軟禁，東北軍失去主心骨，被陸續改編、拆散。這一連鎖反應，直接影響到李時雨的身份安全，他完成階段性任務后，主動結束這次潛伏，撤出東北軍。

從軍營回到城市，他并沒有“隱身”，而是換了一件更體面的外衣。

1937年前后，在黨組織安排下，李時雨回到天津，憑借法學專長進入天津高等法院做檢察官。這個職務看似遠離硝煙，實際為他打開了另一個潛伏空間——司法系統、社會上層、甚至敵偽機構的門，從這里漸漸敞開。

當檢察官的那些年，他一方面按正規程序辦案，另一方面頻繁出入各類社交場合，與律師、法官、警界、乃至特工系統人員打交道。他刻意營造出一種“世故”的形象：愛錢、好面子、會應酬。這種人，在當時的環境里不算稀奇，反而容易被忽略警惕。

靠著職位，他從特勤局弄到了特別通行證，這種證件能在很多關卡暢通無阻。組織適時交給他一個難度不小的任務：設法弄一部電臺送出北平。

當時日偽對無線電設備管控極嚴，連買收音機都要登記詳細身份，更別說發報用的電臺。李時雨想到一個辦法：拆零件分批購買，再在安全地點組裝成完整電臺。這一步好辦，難的是怎么運出去。

他盯上了法院院長的專車——日本憲兵和偽警一般不敢攔這種車，再加上他那張通行證，幾乎是一路綠燈。可借車得有理由，不能空口一說。他適時提起：“院長，妻子要從外地來，我這點小車寒酸，想借您車風光一下，讓她相信我混得還行。”

院長看他平日就愛擺排場，此話也不覺突兀，哈哈一笑：“年輕人嘛，愛面子，拿去用，別急著還。”就這樣，載著“迎接夫人禮物”的豪車載走了電臺零件，連最嚴的日軍關卡也沒人多問一句，這部電臺最后順利交接，為北方的地下工作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撐。

這件事，既說明他膽子不小，也說明一個現實：在那種極端環境下，要活下來，還要辦成事，光有勇氣不夠，得會“演戲”。

三、第二次潛伏：從“吹捧汪精衛”到辦“情報雜志社”

1938年12月，汪精衛公開投敵叛國，先在河內發表“艷電”，后到日本密談。對全國民眾來說，他成了人人唾罵的大漢奸；對中共中央來說，這卻是一個可利用的新突破口——汪偽政權一旦建立，總要拉人撐場面，從內部打進去的機會就來了。

1939年，汪精衛準備召開所謂“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想給自己披上一層“合法性”的偽裝。問題在于，跟著他走的多是心懷鬼胎之輩，黨內正統力量大都不愿沾染這身污點，會場缺人，場面撐不起來。

于是，汪系勢力大量向各地發出“邀請”，重點尋找有名有頭銜的國民黨黨員、社會名流、法政界人士。李時雨在天津當檢察官，資歷、履歷都很合適，很快收到了“請帖”。

他敏銳地察覺到，這是一次借機打入汪偽內部的機會，便極自然地“順勢而為”，以國民黨舊關系和法學界名頭，赴上海參加這次大會。

在會上，他刻意扮演一個對時局“憤懣但天真”的知識分子：一邊抨擊重慶方面“遠離日軍鋒線，只會空喊口號”，一邊竭力附和汪精衛的那套“曲線救國”說辭。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把“投敵賣國”包裝成“保存實力、伺機一搏”。

為了讓這套說辭更像回事，他提前準備了一份“施政方案”，從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提出一整套“曲線救國”的線路圖。在會場上，他不時站起來發言，條理清楚，言辭懇切，還裝出一副“赤誠憂國”的樣子，讓汪精衛和身邊的親信印象非常深刻。

很快，他如愿被吸納進汪偽政權的中央機構。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偽政權舉行偽“國民政府”就職典禮不久，他就以法政背景出任第一屆立法委員。這一年，他才三十二歲。

同年4月，他主動登門拜訪偽立法院長陳公博。這位出身舊國民黨政要、有“學者”名頭的大漢奸，最吃這種年輕、聰明、會說話的法學人才一套。聊過幾次后，他對李時雨“愛日、擁汪”的態度深信不疑，干脆把他拉入自己的核心圈子，對外安排了幾處顯眼又實權不小的職務。

到1941年前后，汪偽政權的機構逐步穩定下來，陳公博又兼任上海市市長。憑借這條關系線，李時雨在軍法處、清鄉委員會、上海保安司令部等要害部門都掛了職，身兼數職，抬頭看去是地地道道的“汪偽中堅干才”。

也是從這一階段起，他開始大量接觸日偽“清鄉計劃”等軍事警務機密，一份份掃蕩路線、布防圖、逮捕名單，經他秘密整理、轉交，落在了中共情報系統和新四軍手中。

結果很快體現出來。多次日偽對蘇南、蘇中地區的“清鄉”“圍剿”，都因為情報提前泄露，讓新四軍主力和地方武裝及時轉移、分散，避免了硬碰硬的巨大傷亡。有的行動還被反向利用，趁日偽兵力空虛之機，展開反擊。

不得不說，這種桌子這邊坐著制定圍剿方案，桌子那邊卻在想怎么讓這一套變成廢紙的滋味，對一個人心理的考驗極大。但在外人眼里，他只是在汪偽體系里官運亨通，風頭正勁。

陳公博有他的難處。一個賣國政權，要想在上海這種大都市樹立“威信”，需要知識界、商界、新聞界配合“唱戲”。可是，大部分正派人物不愿與汪偽同流合污，他一時間也找不到道道。

這時，李時雨“獻策”：可以辦一份政論性刊物，打著學術、時事評論的旗號，把汪偽的政策包裝成“務實之舉”，廣邀學者撰稿，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輿論。

這個建議戳中了陳公博的心思，他當場拍板同意，并把具體籌辦工作交給李時雨全權負責。很快，一份名為《先導》的雜志出現在上海灘。這名字聽上去極有“時代感”，吸引了不少人翻閱。

在外界眼里，《先導》是汪偽政權的宣傳機關之一，背后有“市長”和立法院要員撐腰；在地下黨眼里，《先導》則成了極佳的掩護——編輯部、發行點、聯絡人脈、甚至資金流動，都在這塊牌子下面展開。

值得一提的是，李時雨并不是簡單“占個殼”，而是實打實讓這個“殼”運轉起來。對付日本憲兵、汪偽警察這些人，如果掩護做得太假，很容易引來懷疑。他一方面組織人寫各種歌功頌德的文章，另一方面，悄悄在稿件選擇、印刷數量、發行范圍中開辟隱蔽空間，用作信息傳遞和人員接頭。

1944年11月，汪精衛在日本病死，汪偽政權由陳公博與周佛海等人勉力支撐。這一年，歐洲戰場上德軍節節敗退，形勢已經翻轉。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汪偽政權瞬間失去了賴以存在的“靠山”，官員們紛紛變色改口，一夜之間，原本趾高氣揚的“部長”“委員”們開始各找后路。

李時雨在這個時間點，悄然從汪偽機構中抽身，準備結束這段“漢奸生涯”。但局勢并沒有給他太多喘息時間，一個意想不到的“接盤人”上門了。

四、第三次潛伏：軍統特務中的“紅色釘子”

日本投降后僅一個月左右，汪偽機構被迅速清算。那些曾經在偽政府任職的人，不管是出于什么動機，都難逃“漢奸”名聲。李時雨也很清楚，這頂帽子一旦扣實，將來不管站在哪一邊都抬不起頭。

正在他收拾東西準備離開上海的時候，一位舊同事余祥琴登門拜訪。剛一坐下，這位外表儒雅的人就坦白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他是國民黨軍統潛伏在汪偽內部的人員，負責軍統在上海的交通站聯絡工作，現在汪偽散了，他準備回軍統復命。

余祥琴看重他的才干，更看重他在敵偽體系里的“經歷”，準備把他一起拉回軍統：“李兄，你知道國民黨對漢奸可從不手軟。但如果你現在愿意為軍統效力，那你過去的事，就有了新的說法。”

這話，既是威脅，也是拋出的救命繩。對李時雨來說，既要想辦法洗脫“漢奸”嫌疑，又要繼續執行黨的指示繼續潛伏，這個機會幾乎是量身定做。他很快向組織作了匯報，在得到肯定后，答應以“歸隊者”的身份加入軍統。

1945年底到1946年間，國共矛盾迅速上升，內戰陰影籠罩全國。戴笠掌管的軍統，加緊布置針對中共的特務網絡。李時雨憑借法政背景和“汪偽履歷”，很快進入戴笠視線，被視作可以專門對付中共的“行家”。

戴笠這個人，疑心極重，卻對他格外信任，不僅多次單獨召見，還安排他在上海軍統站擔任第二組組長，負責“偵緝中共地下組織”的情報工作。也就是說，他名義上站到了中共地下黨最危險的對面。

在軍統站里，他一方面帶人“查共”，一方面暗中收集軍統對中共的部署、名單、行動計劃，及時向地下組織通報。有的被列為“必殺目標”的黨員，在槍口舉起前一夜就悄然轉移；有的設在里弄深處的秘密機關，提前撤走了檔案和負責人，只留下幾把舊椅子給“破獲大案”的軍統交差。

這樣的操作，注定會引來軍統內部的猜疑。

有些老特務看著他來上海時間不長，級別不算高，卻成了戴笠身邊的紅人，心里難免不平。再加上他手下始終抓不到幾個真正的中共骨干，只能拿些外圍的小人物抵數，懷疑的眼神就越來越多。

1946年，上海軍統站軍法處處長沈維翰向戴笠提出，要對李時雨進行秘密調查。這在軍統內部并不稀奇，很多特務都是這樣被查出“問題”甚至直接被清理的。只不過，當時戴笠對他信任頗深，表示不同意：“老沈，人是我用得順手的人，你要查也得慢點動。”

誰也沒想到，不久之后，戴笠在1946年3月搭乘的專機墜毀，身死漢中山中。這件事對整個軍統系統打擊巨大，也讓李時雨失去了最關鍵的一道“保護傘”。

戴笠死后，軍統內部權力重新洗牌，人心惶惶。李時雨立刻意識到，自己已經暴露在越來越多懷疑的視線中，隨時可能從調查對象變成審訊對象。他果斷切斷與中共地下黨的直接聯絡，按組織事先制定的預案抽身準備轉移。

但這一次，對手下手更快。雖然沒有一條有力證據證明他是共產黨，沈維翰仍然發動人馬將他秘密拘捕。抓不到真憑實據，便用酷刑“撕開嘴”。

在當時的國民黨特務體系里，對付“疑似共產黨”的原則常被一句話概括：“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只要被列為重點懷疑對象，即便沒有任何書面材料，也可能被投入牢房，備受折磨。

1946年秋，他被秘密關押，遭受各種酷刑審訊：老虎凳、灌辣椒水、電刑……這一套他都經歷過。審訊者不斷逼問他的中共關系人、聯絡地點、情報來源，他咬緊牙關一句不松口。與其說這時他還在算計，不如說已經是靠信念硬撐。

折磨持續了三個月，軍統最終也沒從他嘴里得到一條實用線索，只好在1946年12月以“漢奸案”判處他七年徒刑，把這個“說不清的嫌疑人”塞進監獄里。

這七年刑期看上去不算特別重，但在那個年代，很多人壓根撐不到期滿那一天。監獄管理混亂，酷刑、病疫、饑餓都可能讓人半途倒下。

時間來到1949年2月，解放戰爭形勢已經明朗，國民黨政權財政瀕臨崩潰，連監獄都難以為繼，被迫搞了一次“大赦”，釋放了一批刑期較短、案情“不算嚴重”的犯人。李時雨正被歸在“漢奸案七年徒刑”一類，在中共地下黨多方營救和運作下，搭上了這班“出獄的船”。

他走出牢門時，已經四十出頭，從那個在黨旗下宣誓的大學生，變成了歷經汪偽、軍統、牢獄三重磨難的老地下黨員。

他的敵營潛伏整整持續了十五年。這十五年里，名字、頭銜、身份變了又變，唯一沒變的是他腦海里反復默念的那句宣誓誓詞。

有人問他：“當年在汪偽、軍統里當什么委員、組長，你心里害怕過嗎？”李時雨沒多說，只淡淡回答：“怕是怕的，但中央說了，讓我大膽往上爬，那就往上爬。”

從東北學子，到特務機構里的“紅色釘子”，再到監獄中的沉默囚犯，李時雨這一生的曲折，并非傳奇作家筆下的虛構，而是那段風雨年代里無數地下工作者命運的縮影。

等到新中國成立，烽煙散去，他終于不必再扮演“漢奸”“軍統特務”的角色，可以用自己的名字站出來，說清那些年外人看不懂的“投靠”“變節”。

他把十五年的潛伏經歷整理成回憶，獻給家鄉和老戰友，在書中寫道：

“北燕南飛朝不歸，漫長征途白發垂。

江山萬里披錦繡，一篇史書報春回。”

字不多，卻把那些年經歷的顛沛、冷暖、孤獨和堅守，都凝成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沉靜。

李時雨的故事，說到底，是那個年代地下戰線的一塊斷面，也是無數人默默負重前行的注腳。那些罵名，那些虛假的頭銜，那些在敵人身邊的笑臉，都是為了一個簡單的目標——讓真正的中國，在槍炮之后，還能活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