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國防軍為何在本次伊朗戰爭中未參戰？

2026年伊朗戰爭（美以對伊朗聯合軍事行動）于2月28日爆發，美國和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空襲，針對伊朗領導層、導彈設施、核相關目標及軍事基地實施精確打擊，造成包括原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在內的多名高層傷亡。新任最高領袖穆賈塔巴·哈梅內伊接任后，伊朗對美以軍事回應，主要通過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射彈道導彈和無人機攻擊以色列及美軍基地。

但在這一輪非對稱空中與導彈對抗中，伊朗正規國防軍（Artesh，伊斯蘭共和國伊朗軍隊）并未大規模投入常規作戰，僅有限地面和后勤參與，而反擊核心由革命衛隊主導。這主要是伊朗雙軌軍事制度設計、戰爭形態限制以及現實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戰爭背景與伊朗國防軍“有限參戰”的核心原因
本次戰爭本質上是空中主導的精確打擊戰，美以聯合力量重點摧毀伊朗防空、導彈發射器、空軍基地和海軍資產，旨在削弱伊朗進攻能力而非地面占領。

伊朗國防軍作為常規防御力量，其重型裝備（坦克、老式戰機、艦艇）在缺乏制空權的情況下難以有效反擊，反而成為打擊目標（如Shiraz、Bandar Abbas等伊朗國防軍空軍和海軍基地多次被襲）。同時，伊朗國防軍面臨嚴重后勤崩潰：前線單位彈藥極度短缺（部分軍種每兩名士兵僅20發子彈）、食品飲用水不足、醫療受阻，導致傷亡增加卻得不到及時救治。此外，征召預備役失敗，逃兵和拒報到現象，進一步削弱了其機動能力。
相比之下，革命衛隊掌控彈道導彈、無人機和代理人網絡，更適應這種非對稱報復作戰。伊朗國防軍的“缺席”還源于制度性分工：伊朗國防軍主要承受了美以以聯軍首波打擊并穩定前線，而革命衛隊承擔意識形態保衛和進攻性反擊任務。這種設計本意是防止單一力量壟斷，但戰爭中暴露了協調困難和資源傾斜問題。

二、伊朗國防軍的現狀

伊朗國防軍總兵力約35-42萬人（含陸軍主力約35萬，其中大量義務兵），分為陸軍、海軍、空軍和防空軍，核心使命是保衛國家領土完整和常規防御。裝備以革命前西方和蘇聯混合軍事平臺為主。受長期制裁影響，軍隊現代化滯后，維護困難。在2025年“十二日戰爭”中，伊朗國防軍空軍和防空已遭受重創，本次戰爭中其海軍艦艇（如Moudge級護衛艦）多被擊沉或損傷，空軍基地反復遭襲，導致起飛能力大幅下降。
當前，伊朗國防軍面臨雙重壓力：外部打擊導致裝備損失，內部則出現補給短缺、傷員救治不力及與革命衛隊的摩擦。

三、伊朗國防軍與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區別
伊朗實行獨特的“雙軌軍事”體系，國防軍與革命衛隊（約12-19萬人）并行，二者均直屬最高領袖，但性質、職能和資源分配差異顯著：
- 伊朗國防軍：源于伊斯蘭革命前帝國軍隊，更具專業化和“國家主義”色彩，以義務兵為主，專注于常規領土防御、邊境安全和阻擋首波打擊。裝備偏重型常規平臺，政治影響力較弱，被視為“技術型”軍隊。

- 伊斯蘭革命衛隊：革命后為保衛伊斯蘭政權而建，高度意識形態化、志愿兵為主，掌控戰略性進攻武器（導彈、無人機）、圣城軍代理人網絡及巴斯基民兵，還涉足經濟領域。資源優先分配，忠誠度更高，負責政權內部安全和對外“前向防御”。
憲法分工明確：伊朗國防軍保衛國家主權，伊斯蘭革命衛隊保衛革命成果。這一平行結構防止政變風險，但也造成競爭與協調難題。在本次戰爭中，導彈反擊幾乎完全由伊斯蘭革命衛隊主導，而國防軍主要承擔被動防御角色。
四、領導架構：國防軍由誰指揮？
伊朗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為最高領袖（現為穆賈塔巴·哈梅內伊），他擁有絕對軍事決策權，同時指揮伊朗國防軍和伊斯蘭革命衛隊。國防軍設有獨立指揮鏈，現任總司令為少將阿米爾·哈塔米（Amir Hatami），下轄各軍種司令；整體武裝力量通過武裝部隊總參謀部和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協調，但國防軍與伊斯蘭革命衛隊保持平行運作，僅在最高層統一。
這種結構確保政權控制，卻在戰爭中凸顯協調不暢。國防軍指揮官雖有專業背景，但資源和決策權重往往不如伊斯蘭革命衛隊。
五、伊朗國防軍在未來伊朗政府架構中的可能角色
隨著原最高領袖遇襲和戰爭持續，伊朗政權進入脆弱期，伊朗國防軍作為“國家而非革命”軍隊，可能從邊緣化力量轉向關鍵變量：
- 穩定與過渡角色：若政權進一步弱化或進入談判/重建階段，伊朗國防軍因較低意識形態色彩，更可能保持中立或維護國家連續性，成為避免內戰或全面崩潰的“技術型穩定器”。

- 權力平衡工具：戰爭暴露伊斯蘭革命衛隊與伊朗國防軍之間的裂痕（資源分配、醫療援助拒絕對等），未來任何過渡政府或重建進程，都可能需擴大國防軍常規國防職能，以制衡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支配地位，甚至推動一定去意識形態化改革。

- 潛在風險與機遇：若伊朗國內抗議或外部壓力加劇，國防軍可能支持溫和派或“倒戈”保護國家利益；反之，若伊斯蘭革命衛隊全面主導伊朗軍事權力，國防軍可能被邊緣化。但總體上，國防軍的定位將深刻影響伊朗是否走向更平衡的軍政架構，而非單純革命衛隊主導的強硬路線。
結語
伊朗國防軍在本次戰爭中的“有限參戰”狀態，是雙軌制度、空中戰爭形態與后勤現實困境的綜合產物。它既反映了伊朗軍事結構的內在雙重結構，也為后戰爭時代權力重組提供了變量。在后哈梅內伊（或當前過渡）時期，國防軍能否從被動防御力量轉型為國家重建支柱，將決定伊朗未來是延續強硬路徑，還是出現一定務實調整。雙軌體系雖曾維持政權穩定，但在全面壓力下，雙軌的矛盾已成為明顯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