驟然離世的張雪峰，令中國底層父母陷入巨大的價值真空

作者：熊和妮

來源：文化縱橫（ID：wenhuazongheng）

【導讀】3月24日，張雪峰因心源性猝死搶救無效去世，時年不足42周歲。生前，他憑借指導普通家庭填報高考志愿爆火，而類似“孩子非要報新聞學，我一定會把他打暈”“文科就是服務業”等爭議性言論，則被外界質疑功利主義。有許多網友感慨，出生寒門的張雪峰以此種方式驟然離世，彷佛構成了中國底層家庭，依托教育向上流動的縮影和隱喻?！皬堁┓瀣F象”背后，反映的是中國普通家庭的迷茫與困頓。

本文以4位北京市重點高校在讀的勞動階層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勞動階層父母“望子成龍”的起點在于教育，他們希望子女“好好讀書、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過上好生活”。

這四方面相互聯系，最終是達到過上“好生活”這一最終目的。四個方面缺少任何一個環節，勞動階層都難以通過教育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

作者指出，勞動階層的教育期望以改善基本生計為核心，這能激發子女改變命運的動力，但缺乏對子女個人理想的關注，也不重視對子女成長的長期規劃，呈現出工具理性、實用主義和家庭主義等特征。

這實際上展現了勞動階層局限于當下生計需要，難以謀求個人長遠發展的真實悖論。

本文原載《民族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底層式“望子成龍”

——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的內容與特點

01

問題的提出

進入工業社會以來的職業結構逐漸發生變化，技能要求低的工作比例逐漸下降，技能要求高的工作比例上升，就業所需的教育條件也在日益提高。

這些變化使人們越來越把教育視為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布勞-鄧肯的地位獲得模型認為，教育在代際流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威斯康星模型則進一步發展了地位獲得模型，以教育期望作為中介變量來解釋家庭背景與教育獲得的關系，認為教育期望與教育獲得之間具有積極的正向聯系。自此，教育期望被視為解釋教育獲得的最有效的預測變量, 成為教育研究的重要內容。

父母的教育期望常常被認為是對子女學歷的期待，即期望孩子最終達到什么樣的教育程度。

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期望具有社會階層差異，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

還有研究者從職業和受教育程度考察父母教育期望的階層差異，認為父母教育期望與職業有關，從事教育水平要求高的職業的父母，與從事教育水平要求低的職業的父母相比，對孩子的學歷期待更高。

研究還指出父母的學歷與教育期望呈現較高的相關性，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期望也較高。

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持相反的觀點，認為社會階層并不是影響父母教育期望的唯一因素，處于社會底層的父母也會對子女持有較高的教育期望。

在我國農村地區，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但他們卻對子女抱持很高的教育期望。

另外，大多數進城務工的流動人口，雖然他們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不高、受教育水平有限，但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并不低。

拉魯（Lareau）也認為勞動階層父母與中產階層父母一樣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在社會結構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勞動階層父母也會對子女抱持較高的教育期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實際上各個社會階層的父母都希望孩子上大學，不同社會階層存在的差異是家庭實現這種期望的能力。

還有的研究者指出教育期望不是單一水平的，而是存在一個范圍。社會經濟地位越低的父母教育期望范圍越大，勞動階層父母會有與中產階層父母一樣高的教育期望，也會有較低的教育期望。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有的勞動階層父母會對子女抱有較高的教育期望。

以往的研究大多是比較了不同社會階層父母對子女教育期望值的高低，并從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職業、受教育程度等結構性變量的角度出發，與父母教育期望做相關性分析，并由此解釋父母教育期望的階層差異。

但是這些研究忽略了父母作為一個具有能動性的主體其自身作為變量可能對教育期望產生的影響。也有研究者意識到結構與個體能動之間的張力對父母教育期望的影響，認為社會經濟地位等客觀的結構性因素并不能完全制約父母的教育期望。

但是，作為具有能動性的父母，在社會經濟地位處于弱勢的情況下，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是什么樣的，包含哪些內容，具有哪些特征？

處于底層的勞動階層家庭能否通過教育期望的力量來改變子女乃至整個家庭的命運？目前關于這些問題的討論還比較少。

因而，本文主要探討兩個問題：

第一，勞動階層父母的教育期望是什么，包含哪些內容？

第二，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具有哪些特征？

麥金太爾認為每個人都經歷敘事并以此來理解自身的生活。

要了解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的內容與特點，必須回到具體的生活事件的敘事中來理解。

因而，如果以勞動階層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就可以通過回溯性的個人敘事描繪求學過程中蘊含的父母教育期望，以此了解父母教育期望的具體內容與特征。

本研究主要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職業作為勞動階層的操作性指標，“勞動階層”在這里指的是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且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群體。

鑒于此，本研究利用個人的社會資源以及滾雪球的方式進行方便抽樣，最終選取4位北京市重點高校在讀的勞動階層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詳見表1，從表1中研究對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職業可以判斷出他們屬于勞動階層） ，運用敘事研究方法，以研究對象講述個人的家庭生活經歷和求學經歷作為主要的研究資料，分析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的內容和特征。

02

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的內容

有研究者認為農村家庭對孩子教育的高期望背后蘊含著家長為孩子設計的“上大學—好工作—好生活”的家庭教育策略。

本文根據勞動階層大學生的個人敘事進一步補充了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的內容。研究發現，勞動階層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不僅局限于對子女學歷的期待，而是與子女的學業表現、職業和未來生活緊密聯系的。

勞動階層父母的教育期望以子女學業行為為起點，以子女學歷和職業為實現手段，以子女未來生活為最終目標。

（一） 學業行為期望：好好讀書

社會經濟地位處于劣勢的父母也有協助子女成才的愿望，勞動階層父母的教育期望首先以子女學業行為為起點，“好好讀書”是勞動階層父母期待子女能養成的良好學業行為，具體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語叮囑、學業監督和對考試成績的關注。

卡斯特羅（Castro）認為父母監督和協助子女完成家庭作業是父母參與子女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

然而，勞動階層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而且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與學校教育、學校文化處于相對分離的狀態，這使得勞動階層父母與子女在學校中所學的課程知識具有一定的疏離，由此也限定了勞動階層父母作為輔導者來輔導子女學業的能力。

但是，對于重視子女教育的勞動階層父母來說，他們雖然不能從知識掌握和認知理解的角度來輔導子女的學業，但是他們會根據自己的能力和實際情況來參與子女的教育。監督和詢問子女的作業完成情況并不需要勞動階層父母具備相關的文化知識，只要父母在態度上重視子女的學業，他們就可以通過監督和詢問子女作業的形式來參與子女教育。

這也是勞動階層父母參與子女教育比較普遍的形式。

小露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叮囑她要好好學習并監督小露的學業，包括詢問和檢查她是否完成作業，這是小露父母參與子女教育的一種表現。

我爸媽經常都跟我說要好好學習，他們回到家就會問我作業有沒有做，其實我做的題他們也不會，學業上的東西他們都不懂，就是監督多一點。

勞動階層父母對子女學業的監督還表現為跟蹤檢查子女的練習題完成情況。母親會定期翻看她的練習題完成情況，看到沒有完成的習題會叮囑她完成。小露說：

我媽有時候會翻看我的練習題，看到我有空著的題目就會叫我做。有一次，我買的一本數學參考書上有一道證明余弦定理的題目，我覺得考試肯定不會考這個內容，所以那道題目我就沒有寫。

結果我媽看到我這道題沒有寫，就叫我要把這道題寫了。過了好長時間，她又問我余弦定理那道題做了沒有。當時我就蒙了，我沒想到她真的把這個當成一回事了，我以為她忘了，結果過段時間又問我了。

考試制度具有篩選與辨識才能的作用, 考試成績是檢驗學習效果的重要指標，勞動階層父母常常通過考試成績判斷子女的學業表現并以此來督促子女學習。父母非常關注小露的考試成績，每次考試結束之后都會問她各科的考試成績。

我們有月考，每次月考考完之后，我爸媽開始問，考得怎么樣啊，考了多少分啊，語文考多少？數學考多少？就這么挨著問。

日常的學業行為可以鍛煉和提高個人的學業能力，是個體取得較高學業成就、考上好大學的重要基礎。正因如此，勞動階層父母才會以子女的學業行為作為對子女教育期望的基點。

（二） 學歷期望：考上好大學

現代社會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社會流動的特性，從世襲制度轉向注重個人能力的選才制度，而選才標準又逐漸強化了學校教育的重要性。

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幾乎成為現代社會的生活常識，對于勞動階層家庭而言，讓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社會流動，幾乎是他們改變社會地位身份的重要途徑甚至唯一途徑，所以勞動階層父母一直以來都對子女教育寄托很大的希望, 期待子女好好讀書，將來能考上好大學。

同時，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學文憑的稀有性也隨之喪失，并逐漸產生文憑貶值的現象。

因而，越來越多的家長希望孩子能考上名校，以確保大學文憑的稀有價值。勞動階層父母也敏感地意識到了文憑貶值的社會現象，認識到只有名牌大學才具有文憑的稀有價值，這也是他們希望子女考上好大學的原因。

小光的父母認可教育改變個人命運的價值觀念。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對于勞動階層來說，讀書和不讀書帶來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結果。

讀書對子女個人的發展和家庭的發展都是有利的，而不讀書則沒有出路。對于勞動階層父母來說，子女的出身地位自出生以來就確定了，而要想在后天改變其地位就只能通過讀書。

改變地位就如同是“尋找出路”，不讀書就等于“沒有出路”，而好好讀書，將來考上好大學就意味著能找到出路，對個人發展和家庭發展都是有利的。

我爸媽的觀念還是知識能改變命運，覺得讀書對孩子和家庭的將來都是好的，不讀書沒啥出路。他們希望我好好讀書，將來能考上好大學。

小雨來自西部農村，她和姐姐是村里的第一批大學生，她還是村里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父親在外出做藥材生意時結識了一些朋友，這些朋友都培養子女考上了大學。

對于父親來說，走出農村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他關于社會的知識，使他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這也是父母從小就教育小雨要好好學習，將來考上好大學的重要原因。

在我們小的時候，我爸媽就常跟我們說就是砸鍋賣鐵也要送我們讀書。我覺得這個和我爸的一些經歷有關，我爸以前是做藥材生意的，他在外面結識了一些朋友，那些朋友也都是做生意的，他們都培養子女讀了大學。我爸平時跟我們交流的時候，就常常說他的朋友的幾個孩子都上了大學。

教育是勞動階層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重要途徑，這種觀念是他們對社會生活的常識性理解。

現實生活和社會境遇使他們認識到上大學，特別是考上好大學的重要性，因而他們會比較容易對子女考上好大學寄予厚望。

（三） 職業期望：找到好工作

初次就業是個體職業生涯的起點，也是寒門子弟能否改變命運的一個關鍵環節。

因而，職業期望成為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的直接延續。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具有經濟價值，學校教育的生產價值體現為它是對未來進行生產、獲取收入能力的一種直接投資。

高等教育投資仍然具有較高水平的收益，利益獲得原則是家庭教育投資的主要動力。

勞動階層家庭投資高等教育最根本的動力來源于他們對未來收益的期盼。勞動報酬最容易被個體用來度量教育效益。

對于勞動階層家庭而言，貨幣收益是教育收益最直接的體現，也就是子女在接受教育后所獲得的薪資報酬。小光的父母希望小光通過教育將來能獲得一份經濟報酬豐厚的職業。

他們希望我好好讀書，將來有一個比較輕松又掙很多錢的工作。

小露的父母也希望她能通過教育獲得一份經濟報酬較好的工作。同時，父母還覺得工作是她可以區別于村里的家庭主婦而實現獨立的重要途徑。

他們覺得我好好讀書的話，將來起碼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能養活自己。

因為我們村里的女性基本都是在家里當家庭主婦，他們覺得女生有個工作就挺好的，他們眼中的女強人其實就是這么簡單。

除此之外，職業類型也是勞動階層父母考慮的重要因素。

在一個注重分類的社會，職業類型是具有決定性的關鍵分類，與生活有關的一切都以此從其他因素中被區分開來。

職業類型成為個人的社會位置（placement）和自我評價的主要因素。

例如，通過職業類型，個體可以找到相應的定位，對于比他優秀的人，他可以給予尊敬;而對于比他差勁的人，他有權期望或要求其順從。

同時，職業類型也是個體在職業生涯中的自信與猶豫、自滿和自責、驕傲及羞辱的首要來源。

此外，社會關于職業類型的文化傳統也是影響勞動階層父母職業評價的重要原因。我國社會古代就有“勞心者”和“勞力者”的職業化分，也就是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劃分。

受到特定社會文化的影響，小光的父母將職業分為兩類，一類是靠力氣吃飯的工作，一類是靠知識、頭腦吃飯的工作，也就是坐在辦公室里的工作。

對于勞動階層而言，教育是獲得腦力勞動職位的重要途徑，因而，父母寄希望于他能夠好好讀書，將來靠知識、頭腦吃飯。

我們那把工作分為兩類，一類是靠力氣吃飯，一類是坐在辦公室里的。

我爸媽就希望我以后能找一份坐在辦公室里的工作，靠知識、頭腦吃飯。

經濟報酬、個人獨立和職業類型是勞動階層父母評價職業的主要指標，勞動階層父母的理想職業類型是經濟報酬較高的腦力勞動，這也是他們對子女的職業期望。

（四） 生活期望：過上好生活

教育作為一種獲得更好生活預兆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

對于勞動階層父母而言，他們對子女的學業行為、學歷和職業期待的最終落腳點是子女的未來生活，他們把教育和職業視為獲得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徑。

小雨的父親見證了朋友的子女通過上大學、工作而過上好生活，這也讓他認識到教育和職業對于生活狀態的影響。

因而，父親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向小雨傳遞上大學、找份好工作可以過上好生活的價值觀念。

在父親的影響下，小雨很早就內化了這類價值觀念，認識到自己要努力學習才能走出山村，擺脫繁重的體力勞動。

我爸平時總跟我們說他朋友的孩子上了大學，都去哪里工作，生活得挺好。所以我從小就知道我要努力學習，跳出那個小山村……

在勞動階層父母看來，讀好書和讀不好書對未來生活的機會與生活狀態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小光的父母也經常跟他說讀書與未來生活之間的聯系，讀好書生活機會會更多，生活狀態也會相對輕松；讀不好書生活就不夠順暢，會經歷較多的困難和挫折。

我爸媽經常跟我說，讀好書將來可以有很多機會，以后的路就比較輕松。讀不好書，生活就只好磨了。

勞動階層父母對子女的生活期望與目前家庭的生活狀態是相互聯系的。

社會經濟地位低下總是與不良的身心健康狀態和艱難的生存環境相聯系, “辛苦”“受罪”是小露的父母在經年累月的生活中最直接的體驗，而對于他們這類出身勞動階層的家庭來說，“好好讀書”是下一代能改變生活狀態的最主要的途徑。

因而，他們會傾向于希望子女好好讀書，希望子女能通過教育而擺脫辛苦的生活，不要像他們一樣辛苦，過上更美好的生活。

我爸媽希望我能夠好好讀書，將來不要像他們一樣辛苦、受累，希望我能過上好一點的生活。

勞動階層家庭的生活狀態使他們希望子女將來能夠過上較好的生活。他們對“好生活”的認識可能是粗淺的，甚至是模糊的。

他們可能無法細致地描繪“好生活”的具體圖景，但是能擺脫繁重的體力勞動就是比較輕松的生活，就是好一點的生活。

他們深知體力勞動的辛勞，所以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不要像自己一樣受累，這是一種寄托了父母強烈情感狀態的教育期望。

（五） 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缺乏子女個人理想的相關內容

有研究者指出，勞動階層的論述被“實際”與“立即”所主宰，而中產階層的論述被“理想”與“優勢”所主宰。勞動階層父母關注的是當下生活的需要與利益滿足，中產階層父母則可能比較關注個人理想。

小風談到父母對自己的期望，讀書的最終目標是以后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以保證能養活自己，卻從來不會談人生理想。

我父母不是想著我以后掙大錢，也不是想著我要當多大的官，他們就希望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每個月有固定的工資，可以養活我自己就行了。

他們根本不會跟我談什么人生理想和價值，他們從來沒談過這些，可能農村父母對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這樣。

但是像我們學校那些北京和上海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就會跟他們談人生理想，談他們將來要做什么。

勞動階層父母和中產階層父母在子女教育期望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勞動階層父母的教育期望止于穩定的工作，中產階層父母對子女的期望更多則是幫助子女實現人生理想。

穩定的工作可以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人生理想則是在滿足基本需要之后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03

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的特點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的生產者，受到自己的生產力的一定發展以及與這些發展相適應的交往的制約。

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皇且庾R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p>

現實生活的具體情境和生活經驗使勞動階層父母逐漸形成了對教育的認識，意識到教育對個人職業和生活發展的重要性，清楚地知道“讀好書”和“讀不好書”所帶來的兩種不同的生活結果，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勞動階層父母逐漸形成和發展了他們的教育期望。

結合勞動階層大學生的個人敘事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勞動階層父母的教育期望具有工具理性取向、實用主義取向和家庭主義取向的特點。

（一） 好好讀書在根本上是為了好生活：教育期望的工具理性取向

經濟學中有關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設，社會學理論也認為人是具有理性的。韋伯指出，處于“傳統主義”下的農民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是追求為得到夠用而付出得最少。

也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卻期望代價最小化。但是，由于政治、文化、物質等現實因素的限制，勞動階層的理性是一種“有限理性”，即工具理性。勞動階層父母對自身階層劣勢和社會資源占有不足有清醒的認識，在工具理性的影響下，勞動階層的理性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之上的理性，相對于其他群體更有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強烈訴求。

我國素有重視教育的文化傳統，“學而優則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傳統觀念在人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也使人們意識到通過教育改變自身劣勢社會地位的重要性。

同時，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教育越來越成為社會地位獲得的重要途徑。

因而，勞動階層父母傾向于把教育當做是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重要工具，這是工具理性的具體體現。

勞動階層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包含“好好讀書—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過上好生活”等內容，體現了他們期望子女通過良好的學業行為取得較好的學業成就，由此實現高等教育獲得，進而得到較好的職業并實現社會地位獲得以實現過上好生活。

對于勞動階層父母而言，教育是實現社會地位獲得的重要途徑，但是卻忽略了子女的個人理想，這正體現了其教育期望的工具理性取向。

（二） 關注當下生計而難謀長遠發展：實用主義取向

有研究者指出，勞動階層更關注現實的和短期的事務，缺乏長遠打算。他們的生活直接依賴于勞動性生產活動，很少涉及思考性的學術性知識，這種疏離使他們關注短期影響或是立即可以實現的利益。

這也使得他們對子女成長缺乏計劃與遠見，表現為他們對工作的評價主要基于工作所產生的收入以及其他可能帶來的立即滿足和工作保障，但并未把工作視為子女在向上發展的生涯中的一個階梯。

本文的研究資料驗證了上述觀點的部分內容，但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的根本目標是社會地位獲得，他們關注的是子女獲得經濟報酬較高且較為輕松的智力性職業，希望子女過上較好的生活。

他們確實把工作視為獲得報酬和生活保障的途徑，但這并不等同于他們沒有把工作視為個體持續發展的階梯。

值得指出的是，勞動階層父母把工作視為生活保障，這并不足以說明他們只重視短期利益而缺乏長遠規劃，而是體現了他們具有實用主義取向。

教育期望的實用主義特點表現為他們把工作視為生活保障的重要方式，因為只有在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礎上才能謀求進一步發展。

（三） 光宗耀祖：家庭主義取向

家庭主義是以家庭利益為本位的家庭認同，強調以家庭的整體存在為前提、以家庭的發展為優先。

家庭主義是我國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之一，體現為對“家”的守護和重視。

“家”乃“承世之辭”，“承世”表達的是生命的世代相續，是無限生命延續的承載者。對于勞動階層父母而言，子女則是他們生命的延續，子孫后代是家庭發展的希望所在。

在家庭主義的影響下，勞動階層父母的教育期望不可避免地具有家庭主義的特點，這表現為他們將子女的發展視為家庭整體利益的實現和家庭的發展。

由于自身的教育經驗和生活經驗，他們認識到了教育對于個體社會地位獲得的影響，認識到不同受教育程度所導致的個體社會地位的差距，他們不希望這種差距延續到子女身上。

因而，他們期望子女可以通過教育改變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態。他們希望子女的社會地位能夠超越家庭目前的社會地位，并將子女社會地位的獲得視為家庭的發展。

同時，家族取向文化也是家庭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

家族取向文化使勞動階層父母把考上名校所能達到的稀有價值的社會象征，作為所謂彰顯家族榮耀的重要事件。

這也使得勞動階層父母對子女考上好學校寄予厚望，希望子女能考上名校為家族爭光。

結語

父母的教育期望對子女的成長與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從社會階層的維度研究教育期望是教育社會學的重要主題。

勞動階層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處于相對的劣勢狀態，這種社會狀態并沒有制約勞動階層父母的教育期望，相反，在社會結構中長期處于弱勢反而激發了他們改變現狀的愿望，刺激了他們對子女寄予較高的期望。

理解勞動階層父母的教育期望要回歸到他們所處的具體生活脈絡和社會情境之中，回歸到日常生活世界來探討其教育期望。

根據勞動階層大學生的回溯性敘事可知，父母的教育期望并不局限于對子女學歷的期待，而是包含更多的內容，包括學業行為期望、學歷期望、職業期望和生活期望。

根據勞動階層大學生的個人敘事，可將其父母的教育期望描述為：“好好讀書—考上好大學—找份好工作—過上好生活”，但缺乏對子女個人理想的關注，這實際上是勞動階層基于當下生計需要而難以謀求個人的長遠發展的真實寫照。

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的這四項內容是相互聯系、互為一體的，體現了學習、考學、工作和生活四者對于勞動階層子女所具有的條件性、連續性和整體性意義。

第一，所謂的條件性意義是指前一項內容的滿足皆為后一項的前提條件，即對于勞動階層而言，只有滿足好好學習的條件，才有可能考上好大學；只有滿足考上好大學的條件，才有可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滿足找到好工作的條件，才有可能過上好生活。而所有的前提性條件都是為了達到過上“好生活”這一最終目的。

第二，連續性意義是指學習、考學、工作和生活四者是勞動階層子女借以實現向上社會流動通道中的“站點”，四者共同構成勞動階層子女的晉升之道，這條道路與“站點”對于勞動階層而言，普遍是清晰可見而且可循的。

第三，整體性意義是指四者互為一體，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勞動階層子女都難以通過教育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內容中的條件性、連續性與整體性反映了底層式“望子成龍”的真實內涵。

基于對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具體內容的分析可知，其教育期望是在現實生活情境和生活世界中逐漸形成的，具有工具理性、實用主義和家庭主義的特征。

勞動階層面對當下的社會階層的實際情況，將教育看做是擺脫辛苦勞作和改善生計的前提條件的工具理性取向；

同時又將“過上好生活”視為是受教育的最終目的而難以兼顧個人的長遠發展的實用主義取向；

以及勞動階層的教育期望所附著的家庭關懷和情結所體現的家庭主義取向，這三者集中體現了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所具有的底層式“望子成龍”的特點。

勞動階層父母的教育期望具有其特定的階層色彩，也有抹不去的階層烙印。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中的“好好學習”“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過上好生活”，學習、考學、工作與生活四者之間的條件性、連續性和整體性體現了“底層式”教育期望的基本內涵以及對于教育的強烈依賴。

勞動階層對于學習、考學、工作與生活這四個方面所期望的“好”，在根本上是為了改善基本的生計而難以提升到個人長遠發展的層面，這也體現了“底層式”教育期望局限于生計層面的特點。

透過勞動階層教育期望的內容與特點這一扇窗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勞動階層子女的教育和整體情況。本研究以勞動階層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通過其個人敘事來分析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的內容與特點，呈現了勞動階層父母教育期望的脈絡與整體特征。

但不足之處在于缺乏勞動階層父母本人的敘事，難以體現父母與子女在這個過程中的動態互動以及可能對教育期望產生的影響。

后續研究可增加勞動階層父母的視角，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勞動階層的教育期望。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