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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二戰太平洋戰場上對日本的恨意,有的國家表現得特別直接。澳大利亞就是其中一個,他們的做法在盟國里顯得格外突出。
日本1945年正式投降后,澳大利亞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簡單接受,而是通過受降儀式和后續審判表達了強烈立場。這個國家真的是用行動把歷史賬算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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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后,新幾內亞科科達小徑的戰斗讓事情更嚴重。澳軍在叢林里推進時,多次發現戰友遺體被日軍切割取肉,因為日軍補給斷掉后采取了這種極端手段。士兵們親眼看到這些證據,徹底改變了他們對敵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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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慘的是1945年初的山打根死亡行軍。約2500名盟軍戰俘里絕大多數是澳大利亞人,被日軍強行趕進婆羅洲叢林。隊伍在沒有足夠食物和水的情況下前進,很多人在途中倒下后直接被處決,或者因為疾病和饑餓死去。
最后只有6名澳大利亞人幸存下來,存活率極低。這件事傳回國內后,整個澳大利亞社會都受到了沖擊,因為全國人口本來就不多,幾乎每個地方都有家庭失去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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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蘇里號戰艦簽署投降書,全世界大多在慶祝和平。但澳大利亞的回應不一樣。9月9日,在荷屬東印度的莫羅泰島,日軍第二軍司令田島房太郎向澳軍投降。
布萊梅作為盟軍西南太平洋地面部隊總司令,在儀式上明確表示,他不承認日軍是光榮而英勇的對手,同時指出日軍此前對盟國和中國發動的偷襲,以及對戰俘實施的暴行。這次受降成為二戰中少見的一幕,澳大利亞用這種方式表明,他們不會用常規禮節對待那些犯下罪行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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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澳大利亞沒有停手,而是積極推動審判。從1945年11月到1951年4月,他們在莫羅泰、拉包爾等多個地點舉行近300場軍事法庭審判,總共審理924名日本軍人。其中644人被判有罪,148人判處死刑,最終137人被處決。
這個處決比例在盟國里是最高的。無論軍銜高低,只要證據證明參與虐待戰俘,就會被押上刑場執行槍決或絞刑。日本戰犯一聽說要送到澳大利亞受審,很多人心里都發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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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澳大利亞法官威廉·韋伯擔任庭長。他在判決意見里堅持認為日本天皇對戰爭決策負有責任,盡管最后天皇沒有被起訴,但這個立場讓很多人看到澳大利亞的態度。
澳大利亞人是要把責任徹徹底底追究下去。那些被判刑的戰犯,無論是不是軍官,都按照證據接受懲罰,沒有因為身份放過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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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審判結束后,澳大利亞對這段歷史的記憶一直保留著。堪培拉戰爭紀念館到現在還有相關展示,讓后人知道當年發生了什么。
澳大利亞和日本后來在經濟和安全上有了合作,但普通民眾對歷史的看法沒有變。政府做生意是一回事,記住那些暴行是另一回事。這份恨意是建立在真實遭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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