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生態環境法典、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國家發展規劃法之所以具有標志性意義，不僅在于其回應了生態文明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現實需要，更在于它們通過法的形式把國家目標轉化為長期有效的制度承諾，從而把不確定的社會訴求、政策目標與治理要求，轉化為可預期、可遵循、可監督的法治秩序。
三部法律的通過，標志著“十五五”開局階段我國正在把高質量發展的重大命題，從政策層面進一步推向法治層面。它既說明發展要高質量，立法同樣必須高質量；也說明今天衡量立法水平，已經不能只看文本是否完備，更要看其是否能夠回應時代問題、塑造穩定預期、促進公平正義、服務長遠發展。
由此，高質量立法之所以是高質量發展的法治根基，就因為它不僅在保障發展，更在定義發展；不僅在維護秩序，更在塑造秩序。（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校長、教授）
原標題：《高質量立法不僅保障發展，更定義發展｜王永杰》
欄目主編：任思蘊
文字編輯：孫欣祺
本文作者：王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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