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防侵權？除了版權聲明還有另類的“詛咒”防盜

封面新聞記者 文康林

近日，歌手單依純在演唱會上翻唱李榮浩作品《李白》引發版權爭議，隨后水木年華盧庚戌就《愛上你我很快樂》被翻唱侵權發聲，網絡熱曲《跳樓機》原唱利比發文維權，與此同時，AI短劇“偷臉”侵權也登上熱搜，讓版權保護再次進入公眾視野。

古代的版權聲明

其實，古人也會遭遇版權侵權問題，比如大文豪蘇軾就是受害者。蘇軾的作品在宋代極受歡迎，民間私刻盜印現象嚴重，蘇軾本人也多次抱怨。

他在《與陳傳道書》中吐槽：“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今所示者，不唯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這些盜版書商不僅粗制濫造，錯漏百出，為了湊字數甚至把別人的詩文摻雜進蘇軾文集，蘇軾看到后憤怒至極，想毀掉雕板。

宋代商貿繁榮，印刷術深入發展，書籍市場昌盛，盜版也隨之猖獗。古代社會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版權法”，但為了保護著作者和書商的利益，古人想出了一些版權保護措施。

清代葉德輝《書林清話》記載：“書籍翻板（即盜版），宋以來即有禁例。”除了在發現盜版后向官府提告，作者和書商還會在書籍刻印時就印上牌記、墨圖記、半身像、公告、牒文等版權標識。

宋刻本《東都事略》有方形牌記聲明版權

南宋時，四川眉山是當時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這里出現了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具有版權聲明性質的出版物《東都事略》。該書目錄后的牌記（版權標識）中，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16字，明確表達了出版者已向官府備案，并禁止他人翻刻。

古籍上的“翻刻必究”

從宋代到明清，刻書者為了保護版權，大致有在扉頁聲明版權，印上牌記聲明版權，以廣告或字號（商標）聲明版權三種方式。這些版權聲明一般就是刻上出版者信息，或“翻刻必究”等字眼。

另類“刻咒防盜”

寫書本是辛苦事，古代刻書和手抄本費時費力、成本又高，還面臨很高的盜版風險，刻書者為了保護版權，從“翻刻必究”逐步升級到罵街甚至迷信詛咒，出現了“刻咒防盜”，在書籍中刻上詛咒罵人的話，防盜版、防篡改、防偷竊、防借出不還。

比如清代《論學巵言》卷末牌記直接印有“翻刻此板，男盜女娼”。道光二十五年（1845）廣州蘇氏丹桂堂刻印的歷書《通書》中，寫有“如有假冒招牌者，男災女禍”。文人痛罵起盜版者來，完全不在意形象了，有的刻本印著“翻此板者即我子孫”，又有刻印“翻刻者子孫不昌”“盜版者斷子絕孫”之類。

清代刻書中的咒罵語

鄭板橋在其《后刻詩序》中曾這樣警告盜版者：“板橋詩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闌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清代筆記《更豈有此理》（清嘉慶五年刻本）中附有一卷《陰間秀才詩稿》，詩稿凡例中對翻刻盜版進行了極其惡毒的咒罵：“近今坊賈善于翻刻書集，惜費而嗜利，以致字跡錯謬，大異原板，使閱者以誤傳誤，埋沒作者一片苦心。射利小人，等于盜賊……已遣勾魂使者……水火、瘟疫諸司，密伺群坊叢集之所，稽察巡查。如再有不肖棍徒，翻刻是集者，立時勾魂攝魄……凜毋再犯。”

這些咒罵語要么直接人身攻擊，要么詛咒盜版者及其家族，在當時宗法社會注重家族延續、信奉因果報應和迷信氛圍下，確實能嚇退部分不法之徒。

“詛咒防盜”是一種跨文化現象

不僅中文典籍、日文典籍中存在“詛咒防盜”，阿拉伯文、希臘文、拉丁文的典籍中也廣泛存在類似用詛咒語加強“心理防盜”的事例。這類詛咒通常寫在書籍扉頁或書末的抄寫說明中，威脅盜書者遭神罰、疾病、酷刑、死亡，或永世詛咒。

亞述巴尼拔圖書館的泥板書（圖據北京日報）

公元前668–627年，亞述國王亞述巴尼拔（Ashurbanipal）的尼尼微宮廷圖書館里，大量泥板書上都刻有“藏書詛咒”。其中典型的一段是：“我已將抄寫員的珍貴作品謄寫在泥板上……無論誰帶走這塊泥板，或在其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與我并列，愿阿舒爾（Ashur）和貝利特（Belit）在憤怒中推翻他，并抹除他們在土地上的名字和后代。”

還有更狠的版本，詛咒盜板者被神明“用不可解除的、可怕無情的詛咒”懲罰，讓其“肉體被狗嘴叼走”、名字和子孫從世間抹除。

在中世紀的歐洲，抄寫員花幾個月甚至幾年抄一本典籍，價值不菲，書里也常常附帶詛咒，常見主題包括肉體酷刑、癲癇、地獄烈火等。如大英圖書館有一本1172年的德國典籍，其中有一段詛咒的話：“如果有人偷它：愿他死去……愿癲癇和發燒攻擊他……”

也有一些詛咒會給出改過自新的機會，如“刪改或毀損者，若沒能補償，就必受詛咒”，如果在侵權后能給出補償，就可以解除詛咒。

古代人用“詛咒”防盜的創意全球都有，核心邏輯一樣：東西太貴、太費工夫，就用神明或超自然力量來嚇唬小偷。而且在古人意識里，對靈魂的詛咒、對家族后代的詛咒往往比對肉身懲罰的詛咒更有威懾力。現代出版物版權頁上的“版權所有，侵權必究”，其實是繼承了這類“刻咒防盜”式版權標識的文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