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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新之】
23年前的2003年的4月1日,時年46歲的藝人張國榮從香港文華酒店24樓一躍而下,罹患抑郁癥的他用這樣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離開人世前一年,他在朋友的宴會上遇到了老搭檔張曼玉,深受疾病折磨已經無法再像以前那樣勝任舞臺和電影工作的他,用落寞的神情對老朋友說:“我已經不夠英俊可以演你的情人”。
這種青春不再、美人遲暮的悲傷氛圍,彼時彼刻也正籠罩著亞洲金融危機后的香港。而他倆第一次在銀幕上飾演情人是上映于1984年的《緣分》,在這部42年前的電影里,你能看到今天的文藝青年們幻想的“港風”中那股“經濟上行期的美”,看到剛剛憑借港姐選美出道,青春無敵甜美可人的張曼玉,和張曼玉拍完戲回到家激動地和媽媽說的那個擁有“她這輩子見過最美麗的臉”的張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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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分》(1984)劇照
此時的張國榮憑借一首《Monica》成為了香港歌壇最炙手可熱的偶像歌手,《Monica》作為勁歌熱舞的開山鼻祖,港樂最具里程碑的流行歌曲,甚至讓《緣分》這部電影都為了迎合Monica×張國榮這個組合的“流量”把女主的名字臨時改成了Monica。1984年的Monica和Leslie(張國榮的英文名)這對CP,代表著那個年代的香港氣質——烈火烹油,鮮花著錦。
今天,當我們形容張國榮這個人物時,可能會有很多定義。最泛濫和誤解的莫過于大眾和一些一知半解的賬號愛用的“不瘋魔不成活”,然后配點《霸王別姬》的劇照,仿佛他生來就是一個沉溺于雌雄莫辨的角色,最終走向毀滅的藝術家。在我看來,如果非要用一個詞定義,我會用偶像,或者說愛豆這個詞。當你看完他從1977年到2003年長達26年的從業生涯,其豐富和跌宕,本身更像是一部“一個完美流行偶像是如何從最庸俗的起點進化到最高境界完成體”的傳奇爽劇。
經典開局:選秀出道
我們把時間調回到1977年,那時改革開放尚未展開,全國高考剛剛恢復,因為父親突發疾病而不得不中斷英國大學本科學業的張國榮回到香港,經歷了幾個月無所事事的打零工生涯,用一個非常基本款的方式開始了他的偶像生涯:參加電視臺舉辦的青年歌手選秀。而且這個劇本里也不缺那個經典要素,一個拉著他報名最后石沉大海的同學。
我們今天回看當年19歲初登選秀舞臺的張國榮,會因為過于濃重的時代感而顯得極其陌生——一個又黑又瘦、面孔稚嫩的小青年,頂著厚厚的長發,穿著今天看來略顯夸張風格的演出服,唱著一首“水蛇般長”的英文歌《American 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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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秀賽場演唱《American Pie》的張國榮
這簡直是70年代香港流行樂壇的生動寫照——那時的香港,說到流行樂,是完全西化的,從堪稱cosplay的服裝到全套的英文歌,而華語音樂還在不安的胎動期。最后,小歌手Leslie Cheung在麗的電視亞洲歌唱大賽香港區拿到第二名,也靠著電視選秀這一經典造星模式收獲了他的第一批粉絲。其中就包括給他獻花的7歲小朋友莫文蔚。順便說一句,這對輩分上算叔叔和侄女的歌手,在多年后爾冬升導演的文藝三級片《色情男女》中最終還是演上了情侶。
一階段:為少女造夢的“小鮮肉”
據說香港老一輩人在激勵年輕人吃苦耐勞的時候有一句俗話叫:“張國榮也得挨八年”;還有一句告誡年輕人踏實工作的話:“你以為你是張國榮,可以靠臉吃飯?”大約就是講的張國榮出道后到成為“流行巨星”期間的這段“偶像尷尬期”。
我們都知道,歌手選秀的名次也許是靠唱功實力,但出道后公司是否捧你則完全要看你的各方面條件,尤其是外貌條件夠不夠吃這碗娛樂圈的飯。那時的張國榮,除了一張漂亮的臉和相當拿得出手的背景人設,他的唱功和演技都很平庸。但對于想捧紅偶像割少女韭菜的公司來說,足夠了。于是張國榮很快成為今天很不討好的一類“小鮮肉明星”——有流量,有粉絲,甚至粉絲遍及東南亞,但粉絲對他的需求僅僅是用漂亮的顏值為她們造夢,在嘈雜昏暗的歌迷見面會上瘋狂的女粉會扒下他的褲子。看似資源咖,電視劇一直有演,但演的都是同樣的人設——憂郁、弱小,飽受原生家庭困擾,最終走向毀滅的富家少爺,或是柔弱的古裝小生。唱片一直在出,但沒有出圈的爆款歌,以至于參加拼盤演唱會只能唱別的歌手的歌曲。最令人崩潰的,是他被很多人認為是庸俗的,反智的,引導年輕人墮落的“劣質偶像”,甚至接到陌生的電話對他說:“拜托,你多去讀幾本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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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榮在《今夜不設防》中對黃霑、倪匡、蔡瀾講述曾經上臺被人噓,被人電話留言“多讀點書”的往事
其實和很多歷經浮沉的香港明星比,張國榮并沒有真正落魄過。但多年之后,已過而立之年、登上職業生涯第一個巔峰時的他,面對黃霑,倪匡和蔡瀾,依然會抽著煙皺著眉,繪聲繪色又委委屈屈地講述這段“經紀人不給力,情場總失意,工作沒起色”的歲月。也許正是這種不甘心讓他在偶像的外殼下不斷積累自己的業務水平,等待那個破繭成蝶的臨界點。
二階段:初代霸總,危險情人
縱觀香港娛樂圈從崛起到衰落的全周期,張國榮算是被娛樂工業包裝得最完美的“偶像產品”。他的代表作《Monica》的背后,是香港歌壇的蛻變——這個時代既是香港經濟騰飛、成為繁榮富饒的國際大都市的黃金歲月,也是香港在文化上逐漸孕育出真正“港風”的時期。無論是以傳統粵劇為表演底子的“音樂皇帝”羅文,還是年輕時組建西方樂隊的初代歌神許冠杰,在這個香港什么都快、什么都新的年代里,香港流行音樂正式開宗立派。而《Monica》正是這個門派里最里程碑式的作品。
一方面,的問世打破了抒情歌一統天下的局面,是華語流行音樂“勁歌熱舞”的鼻祖,在1984年香港的大街小巷都在傳唱著這個女孩的名字;另一方面,《Monica》又帶有那個時代港樂最濃重的印記,那就是買來最新、現成、工業更成熟的日本或歐美流行歌曲版權,加上港味十足的歌詞二創和香港明星的全新演繹,從而成為“港樂”。
也正是這一年,張國榮開始在歌壇影壇洗去青澀——他開始在一系列永載史冊的經典港片中飾演重要角色,如《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縱橫四海》《胭脂扣》。此時他的演技雖然還有進步的空間,但已經完全可以勝任商業大片中的主角,所飾演的人物也都成為影史的經典角色;同時在歌壇推出一系列流行佳作,如《不羈的風》《有誰共鳴》《無心睡眠》……他學習借鑒貓王的演唱技巧,并融合了傳統唱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唱腔——兼具醇厚高質量的中低音和如“金石之聲”的脆亮有質感的高音,無論是演繹激情澎湃有爆發力的快歌還是深情款款的慢歌情歌,都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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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榮在《英雄本色》中飾演小馬哥的弟弟阿杰,一個青澀的警察
他還開始了他的音樂創作生涯,至今還在我們歌單里的《沉默是金》就是由他作曲的——這首1988年的歌至今的傳唱率都很高,除了許冠杰充滿智慧和哲理的填詞,作曲也很有說頭:在西方音樂橫掃流行樂壇的年代,作曲用了中國古典的五聲音階和傳統樂器伴奏,可以說是“中國風”流行歌曲在當代華語的先導之作——這個年輕人不再是那個因為沒有自己代表作而迷茫的“流量明星”,他變得自信、不羈、光芒四射,才華開始難以掩藏地從四面八方迸發出來。
正所謂“紅氣養人”,1988年,張國榮成為第一位亞洲區百事巨星代言人,同時期的“百事巨星”還有邁克爾杰克遜,他在韓國代言To You巧克力并創作同名廣告主題歌,在韓國電視臺播出之后,明星效應讓這個寂寂無聞的品牌一夜之間家喻戶曉,銷量猛增300倍,至今依然是明星代言產品最經典的案例。他用發膠在腦后隨便一攏的發尾,成為全港男生競相模仿的“鴨尾頭”,這也成了他在20世紀80年代最紅時的標志(雖然鴨尾頭其實顯頭大脖子粗,但又有什么關系呢,帥哥的發型一定是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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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榮在80年代拍攝的百事可樂廣告與To You巧克力廣告
他的外貌氣質開始褪去年少時的青澀和一點點土氣,變得眉目如畫、顧盼生輝,兼有翩翩貴公子的復古優雅,和時代青年的叛逆與挑釁。80年代作為當紅偶像的張國榮,似乎成了香港這座城市的某種“形象代言人”,他作為偶像的“人設”不再是脆弱的少年,而成為了一種類似今天短劇中“霸總”式的矛盾復合體——他是白天高樓大廈車水馬龍里西裝革履的自信與摩登,英俊多金,元氣滿滿,是你深情又癡情的情人;也是夜幕下賽博朋克都市的邪魅與危險,風流多情、憤世嫉俗,是誘惑你卻又情債滿滿的渣男。
如今最能把這種流行偶像時期的張國榮人設具象化的歷史記憶,莫過于1989年香港亞視舉辦的“亞洲小姐”選美總決賽。擔任評委的張國榮還兼表演嘉賓,三首作品連演配合當時最棒的舞臺美術,把現場變成了個人演唱會:
第一首歌《滴汗》演繹的“花花公子”,性感從容,毫無包袱與造作地釋放男性魅力,伴隨著歌詞中的“Are You Ready For Love”如同羽毛拂過絲絨的聲線,他回眸一笑反身走上坐滿貂裘佳麗的敞篷跑車,車從舞臺緩緩開出,他與她們激情擁吻,這個放在今天依然無比大膽和驚艷的舞臺表演,只有香艷而沒有下流,朦朧的光影中仿佛飄滿了80年代少女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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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歌《暴風一族》張國榮又迅速轉變為一個重金屬雜音中跳著勁舞的憤怒“飛仔”,仿佛是城市夜幕警笛中騎著摩托載著少女狂飆的叛逆青年:
“拳頭無聊怒撞晚空/如象灰色鐵鏈撞裂街中的風 言行言談旁人沒法懂/唯在漆黑正中另覓我天空 I can break away …… 知不知我是惡夢 從無受控/愛發泄不愛被動 不理幾點鐘 街頭狂怒叫/要踢穿玻璃樽與規則的空洞 I can break away(世界要控制我偏偏放縱)”
極致的冷色調與暖色調的反差,就像天使與魔鬼的AB面。任何時代,一個具有如此屬性的男偶像都足以讓所有粉絲瘋狂,而第三首歌,他的代表作《側面》則又為這種反差帶來了另外一絲帶有勾引色彩的神秘,和香港這樣一個飲食男女之地的“接地氣”:
“猶如巡行和匯演 你眼光只接觸我側面/沉迷神情亂閃 你所知的我其實是哪面? 你清楚我嗎?你懂得我嗎? 你有否窺看思想的背面 和你每天如情侶相見/說愛說天偏偏講得太淺 ……”
這就是80年代末的張國榮,現代娛樂工業存在至今可遇而不可求的“偶像明星”和“大眾情人”,他作為偶像創造的盛景是今天的愛豆不敢奢望企及的。
三階段,飯圈大戰引發的“退圈”
張國榮花了10年時間,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香港青年走上了流行偶像的頂點,被當時的媒體稱為“天皇巨星”。但伴隨著如此盛景,危險和不安也在升級——以粉絲為基礎的偶像無一例外會伴隨的副產品——飯圈斗爭也在愈演愈烈。
“飯圈”是和“偶像”相伴相生的宿命——粉絲對偶像的愛會迸發出超越理性的非凡消費能力,推動整條文化工業鏈面子和里子的雙重繁榮。文化產品背后人們更愿意買單的是“愛”這種情緒價值。粉絲們因愛而團結,因為愛而希望偶像擁有最好的,包括但不限于“獎項”“資源”和“贊美”。然而這些好東西的總量是有限的,當紅的偶像可遠不止這一個,于是就必然有了粉絲們對于“這些應該給誰”的激情爭奪。
在這樣的情緒碰撞中,靠著吸食情緒而活的八卦記者很快發現,相比于“愛”,“恨”是更濃烈的情感,相比于“友好和諧”的氛圍,媒體天然會更喜歡“反目成仇”的戲碼,自然是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輿論手段助長了粉絲群體中日漸升溫的對立與敵意。
而被選中作為“對家”的明星,是同時代的另一位巨星譚詠麟。
即使兩人的音樂風格、偶像人設、粉絲畫像、成長經歷都大相徑庭,甚至論輩分都不算是同一世代的明星。這場“飯圈大戰”依然被冠以“譚張爭霸”,成為80年代后期香港樂壇全盛時期最具話題的標志性事件——相比于群雄逐鹿,各自為戰,這種“二王之爭”更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然而,這種飯圈“Anti文化”愈演愈烈直到失控后,所有人都嘗到了惡果:爭斗的起點是勁歌金曲獎的歸屬,當張國榮以“后來居上者”的身份在獎項上對已經成為“霸主”的譚詠麟構成挑戰時,臺下的噓聲,罵聲,甚至現場歌迷的大打出手都讓典禮的氣氛無比尷尬。在那個沒有網絡的時代,自然也不存在網絡暴力,暴力都是在現實世界直接進行的——大到香港街頭歌迷互毆,小到學生群體中以偶像為陣營的撕裂,所謂的“譚派”“張派”往事,在著名主持人汪涵的回憶中亦有記載。最后,粉絲的對立升級到直接給對家偶像寄冥幣,發出死亡威脅。
飯圈有句俗語,叫“粉絲行為,偶像買單”。很不幸,譚張二人最后都“買單”了,先是譚詠麟在1987年宣布“不再參加有競爭性的音樂獎項,將機會留給新人”,這樣,張國榮在接下來的兩年里包攬獎項的同時,仿佛被尷尬地“剩下”了,只留下了越來越濃厚的迷茫和自我懷疑——在這場所謂的“爭霸”中,他已經不可能“贏”了,就像兩個勢均力敵的江湖高手,一個人退隱江湖后,另一個也無法名正言順地自稱“江湖第一”,對方的支持者也會覺得你“勝之不武”。
另一方面,站在偶像生涯頂峰的張國榮也必然會對前途產生不確定性和悲觀:維持現有的職業道路,顯然已經“進無可進”,自己還年輕,但再過5年也不年輕了,未來的路難道就要不斷重復,直到漸漸老去,漸漸不紅了?作為偶像的“人設”是否還能包裹得住不斷成長的自己?自己的這份工作是否還有意義,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以上的問題是所有“當紅偶像”都會去糾結的東西,但能做到張國榮當年那樣身為一個繁榮市場里的頂流偶像,直接對自己的偶像生涯“掀桌”的萬中無一。1989年,他迎來了歌唱事業的最高峰,專輯《Final Encounter》銷量達到20萬張,在紅磡體育館連開33場演唱會后,他含淚宣布“退休”,永遠和自己的“完美情人”的形象告別,并把自己達到一個高峰的美留在了無數激動、瘋狂、依依不舍的粉絲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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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紅館被淚水和鮮花淹沒,再見了,瘋狂而美好的80年代!再見了,香港偶像明星張國榮!
新階段:告別溫柔鄉,奔赴新大陸
盛年退休,隱居他鄉,留給粉絲們自己最好最輝煌的一面……這樣的行為在娛樂圈不算個例,但大多是“女神”而非“男神”的標配——昔日山口百惠21歲巔峰隱退,傳奇至今被人談論;“長城大公主”夏夢攜夫飄然而去,留下金庸在報章上大發感懷——其中的原因無非那個時代,女明星的“花期”更短,職業的“玻璃天花板”更厚,巔峰嫁人、安享余生是比10年后去演新女神的媽媽更體面的結束。
但張國榮1989年從巔峰偶像生涯的急流勇退,更像是今天30出頭,工齡10年左右的職場人朝思暮想的“gap”——雖然在原有的職業生涯已經有所成就,但也因為不再有挑戰性而逐漸厭倦。于是想著辭職休息幾年,趁著還年輕,沉淀一下,學點自己喜歡的新東西,最好換一個賽道,否則再過5年徹底邁入中年,試錯成本就太高了。此時褪去光環的巨星仿佛又變回了一個接地氣的年輕人,他真的離開了香港,在加拿大住了下來,去大學選修了電影課程。沒錯,他想好好沉淀換的賽道就是電影。
所有的當紅明星都難免遇到“轉型”的課題,但就像我們普通人改行一樣,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當我們抱著“懷才不遇”的心情奔赴新賽道,最后往往發現做得還不如之前,類似于喬丹去打高爾夫,博爾特踢足球,黃磊做廚師……
然而時也運也,就在張國榮發現加拿大的田園牧歌也不過如此,西洋人的電影學院課程遠不如香港的“草臺班子”實踐課,消息從香港傳來——他演的《阿飛正傳》拿獎了!還是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這個獎項給予他的巨大自信不亞于當年的《Monica》爆紅——從此之后,他不再是那個因為相貌英俊且自帶流量而加盟電影的港樂巨星了,而是一個真真正正有表演實力、有藝術造詣的男演員。
張國榮的純演員生涯正好也覆蓋了王家衛電影創作力最旺盛的黃金時期,直到張重返歌壇的1997年,因《春光乍泄》兩人分道揚鑣,張一直是王電影世界里最瑰麗、藝術氣場最相合的寶石,也是當之無愧的男主角。
成為一個真正的表演大師,需要什么?第一步必須是“砸碎固有人設”。無數偶像明星希望轉型成實力演員,難以跨過的第一步就在這里。而張國榮在幾年前“年少輕狂”主動放棄的東西,即將在20世紀90年代為他贏得更多——他成為了史上轉型演員最成功的歌手,達成無數藝人夢寐以求的“雙高峰”。其中最無法繞過,也最典型的就是《霸王別姬》。程蝶衣這個角色是給他“砸碎流行偶像人設”最美好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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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別姬》獲得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項金棕櫚大獎,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中國影片
李碧華直言不諱,在寫作《霸王別姬》原著小說時,張國榮的外貌就是程蝶衣的“皮套”,照理說他從一開始就是程蝶衣的不二人選。但從一開始就讀了原著小說的張國榮也很清楚自己沒法演。因為彼時的他還是一個偶像明星,他背負的商業價值無法讓他冒著打碎“霸總”人設的風險去演一個被舊社會摧殘產生了性別認知錯位的戲子。
幸運的張國榮在歌壇隱退期不僅遇到了巔峰的王家衛,還遇到了巔峰的第五代內地導演。他帶著懵懂和好奇來到北京,徹底發現了新大陸——內地電影人更專業更系統的表演藝術體系、內地文藝工作者在艱苦的條件中對于藝術的專注和專業,以及和香港的西化時尚形成鮮明對比的厚重文化積淀,甚至是京劇藝術和普通話……這些都成為了得天獨厚的養料,讓他迅速成長蛻變,在20世紀90年代率先成為和所有香港藝人都不一樣的特殊存在。程蝶衣也成了他最得意、最標志性,同時標注中國電影高峰的永恒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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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北京拍攝《霸王別姬》的張國榮在北京電影制片廠門前的留影
此時的張國榮,作為一個“偶像”,已經不再是商業流水線上的“工業品”,而成為了藝術殿堂里的一件“藝術品”。
“香港不再容得下張國榮”
在20世紀90年代,張國榮依然在演港片,繼續創造經典角色和經典電影,不同的是他的角色必然伴隨演技的精進而更加豐富多元:《家有喜事》里的體貼搞笑的“娘娘腔”,《金玉滿堂》里投身廚師行業的黑道老大,《新上海灘》的許文強,《金枝玉葉》里的娛樂圈大佬,《槍王》里狠絕的殺手,《星月童話》里的臥底警察……部部都很精彩,沒有爛片紀錄。但他作為演員,在香港影壇的“大膽突破”卻開始逐漸被曾經的“人設”給束縛了。當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香港人就是習慣“那個”張國榮,在港片中,他飾演的角色自帶“女人看到他后一定會愛上他”的設定,突兀到無論他演什么,這個“規則怪談”甚至往往省去了很多情節鋪墊。“畢竟是張國榮”嘛,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年的酷拽霸總變成了成熟儒雅的霸總……香港市民甚至會在他飾演事業落魄的單身父親時抗議導演“怎么能給他穿這么廉價的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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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金枝玉葉》劇照
好在還有內地。他的“人設”在內地似乎因為《霸王別姬》變成了另外一個樣子,“偶像包袱”不適用于這片土地。以至于從90年代往后,大陸很多路人心中他是一個“不算很帥,但人很好,溫文爾雅,彬彬有禮,很有名氣的實力演員”。《霸王別姬》成功之后,各種角色的邀約紛至沓來,完全天馬行空但都極具挑戰。其中筆者覺得最驚艷的一次挑戰,莫過于他和當年還是大學本科生的梅婷搭檔的《紅色戀人》,張國榮飾演一位白色恐怖下堅貞不屈的共產黨革命領袖。這部電影雖然不算完美,但其中把革命者的浪漫、犧牲、堅貞不屈的信仰,以及國共兩黨在“四一二”屠殺之后造成的深刻創傷都進行了生動地展現。結合該片主創中江奇濤、張黎的名字,很容易讓我們想到后來的經典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紅色戀人》中的靳與秋秋,似乎是一對更符合人設的瞿恩和林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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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紅色戀人》劇照
顯然,張國榮在20世紀90年代的后半程到21世紀初,繼續著進化之路。志得意滿的他野心勃勃地要在音樂上繼續“升級”,讓自己的音樂道路也不僅限于“流行偶像歌手”。
1997年復出樂壇之后,他的音樂風格的藝術性極大增強了,其中的變化滿滿都是前7年他在藝術電影領域的生命體驗和藝術積累:《紅》的妖冶與迷離,《夢到內河》對于夢境和藝術的抽象演繹,《春夏秋冬》的人文溫度,《大熱》的氣勢磅礴,都標志90年代末張國榮的音樂已不同于80年代“拿來主義”改編的勁歌熱舞和都市男女情歌,變得更“高級”更“原創”更“先鋒”。
這些優質的音樂讓他繼續收獲獎項,但他更多地是在頒獎禮中以大前輩的姿態鼓勵后來者——王菲、陳奕迅、謝霆鋒、陳冠希、陳慧琳、古巨基……他得意地評價自己新出的情歌《左右手》,為自己“一把年紀還能吸引年輕歌迷成為新粉絲”而心情大好,覺得年過四十的自己不僅沒有淪為僅靠舊歌曲消費中年人往日情懷度日的老登,而是依然歌喉婉轉、容貌美麗,新歌依然能占據各大榜單,唱遍大街小巷……
帶著復出歌壇的順利與對藝術更深的理解,在千禧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張國榮雄心勃勃地開始籌備他的《熱·情》演唱會。他親自擔任藝術總監、憑借他的電影造詣在國際上的名氣請到了讓·保羅·高緹耶為自己設計定制全套的演出服裝,提前很久進行身材管理,把微胖的身材練成了一身精瘦的古銅色肌肉。整場演唱會有一條完整清晰的美學邏輯,用全新的編排串起他經典的老歌與新歌:從綴滿羽毛的天使,到徜徉人間的凡人,到頭頂逆十字的路西法,象征柔美的長發與象征陽剛的胡須,象征力量的肌肉與象征飄逸的裙裝,兩種風格的美在一個本身具有美學天賦的人身上融合,今天回看這種打破二元對立界限,追求藝術突破的理念依舊先鋒,先鋒到你會忽略這些是26年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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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榮在《熱·情》演唱會上的造型之一
這種先鋒感與前瞻性,在結尾的“安可”部分,那首穿著浴袍、赤足演唱的《我》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
“快樂是/快樂的方式不只一種 最榮幸是/誰都是造物者的光榮 不用閃躲/為我喜歡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 ……”
這是《我》最好的一個版本,在歌者帶有強烈個人表達性的演唱中,那種對于個人主體性的贊美,對于多元性的包容,對于追求理想的光明磊落達到了高潮。這樣的表達在今天已經成為更廣泛的共識和讓無數年輕人深深共鳴的時代思潮,以至于今天無論在網絡的哪個角落,如果有人說一句“我就是我”,后面一定會有人接“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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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張國榮的音樂生涯完全脫離了上一個時代的印記,引領了新千年最潮流的表達。
然而當他滿懷“這樣的創作只有在我身上可以實現”的自豪和對“大家發現張國榮變得更強”的期待奉上這個作品時,天塌了。
此時的香港已經不是80年代那個蒸蒸日上,對一切新銳事物都熱情擁抱的大都市了,它變得庸俗、市儈、短視,香港的娛樂記者、“狗仔隊”也“進化”成了為了迎合低級趣味搞個大新聞而無所不用其極的存在。他們用極盡夸張的文字渲染他“扮女人”“像貞子”“陰風陣陣”甚至以拍到張國榮的“裙底風光”為樂(于是他把服裝改成了褲子……)在這種充斥著低俗的差評中,高緹耶怒斥香港媒體品位低下,宣布“再也不與亞洲藝人合作”。張國榮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敗感。
新的開始,但很快結束了
遭遇挫敗的張國榮依然是香港人氣很高的大咖,他參加的活動依然一呼百應,人潮洶涌,但作為已經“升格”為藝術家的他來說,他的“心氣”變了。就像10年前逃離飯圈那樣,“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不能再糾纏下去,他需要一方天地重啟,需要呼吸新鮮空氣,需要找到新的靈感繼續前進,而此時廣闊的祖國內地,又一次成為他的充電站。
《熱·情》演唱會來到了內地巡演。這一次,他接收到的是來自觀眾和官方媒體的雙重肯定。巡演的上海站在上海八萬人體育場連開兩天,這場演唱會的觀眾互動部分錄音今天還能在網上找到。
張國榮:“怎么樣,讓·高緹耶的衣服還是很不錯的對不對?不愧是天下第一哈~” 全場一起:“對!” 張國榮:“很高興能穿到他的衣服,也很高興能在這里唱歌給你們聽!”
而央視對于這場傾注了他心血的演唱會也給出了“從表演形態,藝術理念,服裝道具,觀眾反響都代表著中國演唱會的最高水準”的很高評價。
在上海、杭州、昆明、南京等地巡演期間,張國榮這個“香港人”有了大量的時間飽覽祖國的大好河山,在大多數人都不認識他的松弛環境里讓自己的心態和體驗都慢下來。不久之后,他把這段時間拍攝的照片出了一本寫真集,在這本集子中,他穿著最普通的黑白條T恤,卸下了所有偶像的裝飾,像一個普通的游客一樣,在西湖泛舟,在上海的咖啡店里翻雜志,在公園蹲著圍觀老大爺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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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是他在北京與天安門廣場紅旗的合影,當時恰逢國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飄揚著紅旗,他也被這種氣氛所感染,把寫真集的名字命名為《慶》。在寫真集的前言里,他寫道:
“慶幸能在過去的一段日子,練就一身本領,能讓我在若干不能預計的情況下一一應付自如! 亦慶幸有一群不可多得的追隨者,歷年來給與我無限的支持及信任! 更慶幸能夠看到擁有幾千年文化的這塊土地正逐漸邁向一個新紀元! 紅旗飄蕩,國泰民安。 《慶》”
張國榮的一生都活得非常緊湊,似乎并沒有過真正的“gap”。2000-2003這2年(拋開最后重病和2000年大量的巡演,大約只剩一年多到兩年的時間),他除了拍攝兩部小成本影片,工作中最大的部分是逐步把精力放回電影,并且將未來的眼光放在了內地即將如火山噴發般的電影市場。
關于華語電影的未來和出路,他其實早就有比同時代電影大咖更清醒和敏銳的認識。他曾經在訪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你問我遺憾呢,其實我真的是沒有什么憾事。反而是有一件事,我覺得挺開心,就是我沒有去好萊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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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不知道馬上97年了,大陸有很大的潛能,他們的市場很快會有打開的時候,我想到了那個時候美國都要過來求我們拍不拍戲。所以這么大的市場,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一套班底。有段時間香港拍了好多爛片,現在留下來的這班人呢,都是真正有實力的,臺前也是,幕后也是,這樣的一群人我們應該要自強,去拍一些好的東西,去達到國際水準,這樣不是更好?對不對啊?”
和后來香港電影人北上那種“只要內地資本和市場,但男主只能是香港演員”的思路不同,在最后的時光里,張國榮傾心竭力籌拍的第一部電影《偷心》,擔綱主演的也全部都是大陸的新生代演員——胡軍、寧靜。此時正是中國電影工業起飛的前夜。
但是最后的這一次“超前”的努力,也因為種種原因,沒能成功。屬于“導演張國榮”的故事戛然而止了。
結語
隨著張國榮離世的時間線距離我們越來越遠,大眾對于他的討論中“悲傷”“惋惜”的情感逐漸淡了。但張國榮作為一個“傳說中的人物”對于中國流行文化工業的影響力卻并沒有因為他是一個“故人”而消退。因為他所創造的產品,絕大多數成為了具有文化流傳度且不可復制的“孤品”;而他從1977年出道以來的職業道路也像教科書式的孤品一樣,描摹著一個藝人職業生涯的“完美”道路。
如何出道,如何沉淀,如何飛升,如何面對粉絲與恩怨,如何處理感情問題,如何在巔峰期轉型,如何跨界,如何用藝術性增加自己的厚度,如何突破世俗的偏見為自己破局……每一個章節單拿出來,都值得今天依然需要面對這些問題的偶像后輩們學習和仰望。
另一方面他的“完美”也一定程度來源于幸運,天賦和努力又恰好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卡點”——20-30歲遇上了香港流行樂壇的巔峰,30-40歲遇上了中國第五代導演和香港黃金時代導演的創作巔峰,千禧年的自我進步又差一點跨入了內地電影市場的高速列車之門,可惜最后一關稍稍踏空了一步。
他偶像生涯的終點是將自己從里到外打造成了一件“藝術品”,但一種宿命式的悲劇感又使得,當他作為一個鮮活肉體生命的容器無法再滋養和承載“藝術”的訴求時,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結局。“我聽人講過,這個世界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只能一直飛啊飛,飛到累了就在風里睡覺……這種鳥一生只可以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的時候。”這句《阿飛正傳》里張國榮的經典臺詞多少有點像一句讖語。
但藝術與記憶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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