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戰火為何讓韓國“寢食難安”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總統李在明3月30日在濟州島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表示，中東局勢惡化導致的能源供應問題非常嚴峻，令其“無法入睡”。李在明這一言論，從側面反映出中東戰火對韓國社會的巨大影響。隨著中東沖突呈現長期化趨勢，原本一場“別人的戰爭”，正通過能源、金融、產業鏈乃至安全體系等路徑，多維度沖擊韓國。 中東戰火正在全方位影響韓國經濟與社會運行，最直接的沖擊體現在能源上。韓國94%的能源依賴進口，約72%的原油來自中東，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受阻后，韓國國內汽油價格上漲勢頭迅猛，能源成本上升也迅速向產業鏈下游傳導。韓國《中央日報》在3月30日的社論中稱，當下韓國“亟須樹立堪比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期的危機意識”。 能源成本飆升也在引發產業體系的連鎖震蕩。石腦油（化工輕油）是工業生產的重要原料，韓國石腦油約一半依賴進口，其中六成來自中東。據韓媒報道，石腦油的供應短缺已波及塑料制品、包裝材料乃至農業生產，甚至垃圾袋、醫用輸液袋等多類基礎用品供應出現緊張。隨著戰爭持續，供應缺口還將繼續擴大。 宏觀經濟和民生也受到相當影響。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已將韓國2026年經濟增長預期從2.1%下調至1.7%，并警告戰爭持續將進一步拖累增長。同時，通脹預期被上調至2.7%，意味著“滯脹風險”正在逼近。金融市場同樣劇烈震蕩。韓元對美元匯率盤中跌破1510比1關口，創下17年來最弱水平，資本市場遭遇大規模外資撤離，僅3月份外資凈賣出就接近30萬億韓元（1000韓元約合4.52元人民幣）。股市市值蒸發超過600萬億韓元，波動性顯著上升。能源價格上漲推動電價、燃氣費、運費、食品加工費等連鎖上漲，進一步壓縮居民實際收入，并使韓國最低工資談判更加艱難。美以伊沖突產生的沖擊正在快速傳導至韓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 此外，安全層面的外溢效應也成為韓國的核心關切。隨著美國在中東投入更多軍事資源，駐韓美軍的“戰略靈活性”可能被進一步強化，防空系統乃至其他兵力存在被繼續調往中東的可能性。這將直接觸動韓國的安全神經，使其對半島安全環境產生新的不確定預期。在極端情形下，韓國甚至可能面臨戰略抉擇：如果美國繼續施壓要求其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護航，韓國將不得不在“卷入中東沖突”與“損害韓美同盟”之間作出艱難選擇。這也是韓國所焦慮的兩難困境。 韓國經歷過上世紀70年代的中東戰爭沖擊，也曾遭遇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打擊，深知自身的結構性脆弱。從經濟結構看，韓國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體，對外依存度極高，任何全球性沖擊都會被迅速放大。其能源自給率僅約19%，對中東依賴尤為突出，一旦供給受阻，幾乎沒有多少緩沖空間。從金融結構看，韓元并非國際儲備貨幣，抗沖擊能力有限。在全球避險情緒上升時，資本往往迅速流出，導致匯率與資產價格雙重承壓，這也是此次危機中韓元貶值幅度顯著高于其他主要貨幣的重要原因。從產業結構看，韓國以制造業和出口為核心，而這些產業對能源、原材料和全球市場高度敏感。中東沖突不僅推高成本，還通過全球需求收縮對出口形成二次沖擊。 更深層的原因，則在于安全結構。長期以來，韓國安全高度依賴美國，而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的調整，使韓國不得不面對“被卷入”與“被忽視”的雙重焦慮。一方面擔心被拖入中東沖突，另一方面又擔心美國資源轉移削弱對半島的安全承諾。換言之，韓國的不安，并非源于單一經濟問題，而是多重結構疊加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并非在被動承受沖擊，而是在積極應對。這種“居安思危”的強烈危機意識，正是韓國過去幾十年能夠屢次擺脫困境并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政策層面，韓國政府已迅速啟動應急機制，包括設立跨部門經濟應對機構、擴大財政支出、限制部分能源產品出口、提高核電利用率等措施，以穩定能源供應和市場預期。同時韓國還采取燃油價格上限、能源補貼、公共部門節能等措施，以緩解物價上漲壓力。中長期戰略上，韓國也在加快推進能源進口多元化、電動汽車普及、自主國防能力建設以及戰時作戰指揮權回收等議題，試圖降低對外部環境的依賴。然而，若中東沖突持續更長時間，韓國政府可能面臨更為嚴重的治理挑戰，這可能會對即將舉行的地方選舉乃至2028年國會選舉產生負面影響，進而沖擊李在明政府的執政基礎。 炮彈落在中東，韓國日益不安。對于韓國而言，這場危機或許不僅是一場外部沖擊，更是一場關于發展模式與安全路徑的深刻拷問。（作者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