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美國對伊朗軍事打擊違反禁止使用武力原則

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此后，白宮將該行動表述為消除其所稱迫在眉睫的核威脅、摧毀伊朗彈道導彈能力、削弱其所支持的武裝網絡并打擊其海軍力量；美國隨后向安理會提交了援引《聯合國憲章》第51條的來函，又將該行動說成是為保護美國在該地區的武裝力量、保障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自由通行、保護地區盟友和伙伴，并在對以色列行使集體自衛時采取的必要措施。美國試圖借助《聯合國憲章》第51條的自衛表述，把現行國際法并未承認的情形納入自衛范圍。這是對現行國際法的侵蝕。

從現行國際法的結構看，《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項確立了禁止使用武力這一基本規則。按《聯合國憲章》文本與國際法院判例，第51條以武裝攻擊為門檻，保留個別自衛和集體自衛。國際法院在尼加拉瓜案、石油平臺案和剛果領土武裝活動案中一再強調，自衛以武裝攻擊為前提，并受必要性和相稱性約束。武裝攻擊因此是自衛權的啟動條件；必要性要求除立即訴諸武力外別無其他有效手段；相稱性則要求武力的規模、對象和目的限于制止、擊退或者排除有關武裝攻擊。

按這一標準，美國目前尚不足以證明2026年2月28日的打擊符合第51條的要求。即便作最有利于美國的假定，可以討論在極其嚴格的條件下針對迫在眉睫武裝攻擊的預先自衛，美國也仍然必須證明，在該具體時點，伊朗針對美國或者以色列的武裝攻擊已經具體化并迫在眉睫，以致除立即動武外別無選擇；而美國對外公開說明并未完成這一證明。相反，美方主要訴諸長期敵對歷史、核計劃風險、導彈能力擴張、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活動以及一般性的地區威脅。長期風險、能力增長和一般安全關切，不能當然等同于已經發生或者迫在眉睫的武裝攻擊。更重要的是，美國公開宣稱的作戰目標本身就指向摧毀導彈能力、削弱其所支持的武裝網絡和打擊海軍力量，這更接近于對伊朗實施總體性的能力削弱，而不是為排除一次具體、迫在眉睫的武裝攻擊所采取的嚴格限縮的防御性措施。美國國際法學會會長2026年3月2日聲明也指出，美國政府并未提出伊朗即將發動攻擊的證據，因此不存在支持這種預先自衛主張的國際法基礎。美國同時援引的“習慣國際法”，也不能當然證明存在一條獨立于《聯合國憲章》、足以放寬單邊用武門檻的習慣規則。

至于美方將此次行動界定為自2025年6月以來持續敵對狀態的最新階段，這種說法也不能補足其法律依據。既有敵對狀態本身不會生成新的單方面訴諸武力的許可。武裝沖突法規范的是沖突發生后應如何作戰，使用武力法規范的則是國家在何種條件下才可以訴諸武力；前者不能倒過來為后者提供授權。更何況，聯合國秘書長在安理會明確指出，美以打擊發生前，美國和伊朗剛剛完成又一輪間接談判，并已為下一周的會談作準備。在這種情況下，認為和平手段已經窮盡、除立即動武外別無選擇，難謂成立。

同樣不能成立的，是把伊朗核保障監督問題直接改寫為美國單方面訴諸武力的依據。國際原子能機構2025年5月報告指出，伊朗未就若干未申報地點和材料問題提供技術上可信的解釋，并認為這些問題與伊朗早年未申報結構性核計劃有關；但同一報告也明確表示，沒有可信跡象表明伊朗仍在實施此類未申報的結構性核計劃。隨后，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于2025年6月認定伊朗構成對保障協定義務的不遵守，并要求其緊急糾正。即便如此，這類問題的法律后果首先也應當是核查、報告、理事會處理以及在必要時進入安理會程序，而不是由美國單方面將保障監督爭議轉化為對伊朗本土發動軍事打擊的許可。把保障監督上的不遵守直接推導為單方面訴諸武力的依據，混淆了保障監督義務違反的法律后果與使用武力法上的授權條件。即使轉入國家責任法層面，反措施也不得影響國家負有的不以武力相威脅或者使用武力的義務。

因此，美國是在試圖把長期風險、歷史敵意、核擴散擔憂和既有敵對狀態等，重新包裝為觸發自衛的迫在眉睫的武裝攻擊敘事；但這種敘事并不符合現行使用武力法。美國試圖借此次行動及其事后法律說明，把原本未為現行法承認的情形納入自衛例外，將本應受到嚴格限制的例外擴張為強國可以反復援用的常規手段。若這種說法被默許，受到侵蝕的就不僅是某一個國家，更是《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項對國家訴諸武力的共同約束。對這種做法，應當明確指出，美國這次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構成對《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項所確立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則的違反。

來源：何田田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