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靜評《從馬車到登月》｜人生過山車：〇〇一代與美國二十世紀

《從馬車到登月：20世紀美國，一代人的光榮與漂泊》，[美]小理查德·A. 賽特斯坦、小格倫·H. 埃爾德、麗莎·D. 皮爾斯著，萬麗瑩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337頁，89.00元。

《從馬車到登月：20世紀美國，一代人的光榮與漂泊》（下文簡稱《從馬車到登月》）是《大蕭條的孩子們》的姐妹篇。1962年，小格倫·H. 埃爾德（Glen H. Elder Jr.）從北卡羅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專業博士畢業，受邀參加伯克利人類發展研究所（Berkeley Institute of Human Development）對1920至1921年在奧克蘭市出生的兒童的追蹤研究，并在1974年出版了《大蕭條的孩子們》。因為奧克蘭項目較少涉及這些孩子的父母在大蕭條前后的生活，埃爾德就在伯克利人類發展研究所找到了伯克利指導研究項目。該項目追蹤了1928至1929年出生的孩子以及他們父母的情況，共有二百四十四個家庭參與，其中密集調查樣本組保存了一百十一對父母的大量詳細數據。這些父母生于1885年至1908年，被稱作二十世紀〇〇一代，受到了作者的關注。

之前有研究通過回溯生活史的做法，來描述個體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社會變化（比如《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1918-1920）》），對材料的處理容易受主觀影響。而伯克利指導研究項目對〇〇一代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生活進行追蹤，這讓《從馬車到登月》這一研究更為客觀與真實（第8、15、316-321頁）。

二十世紀〇〇一代早于“沉默的一代”（出生于1925年至1945年），也早于“美國最偉大的一代”（出生于1920年前后）。〇〇一代的特點是經歷了二十世紀大部分的社會變遷，包括：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城市繁榮，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二戰時期”因軍備建設而發生的再工業化，戰后二十年經濟的繁榮期（281頁）。寬泛而言，〇〇一代經歷了美國生活水平、科學技術的巨幅提升。本書《致中國讀者》序言以及第十三章提到，作者的同事，也是某位〇〇一代的后輩，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感嘆，時代變化速度之快堪比從坐大篷馬車到登月的速度。這成為中譯本書名的來源（英文原名是Living On the Edge: An American Generation’s Journey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直譯為“充滿冒險的生活：美國一個世代在二十世紀的旅程”）。

大蕭條時期的美國失業潮

作者還將〇〇一代稱作“鉸鏈”一代（hinge generation），認為〇〇一代像橋梁一樣連接了過去與當下的經驗。“這一代人的生命歷程開始于巨變之際，而這種變化狀態在整個20世紀都在不斷加劇，并且一直持續到了今天。”〇〇一代與之前世代的生活迥然不同，是美國最早步入現代社會的一代，具有典型性。今天人們的心聲在很大程度上與〇〇一代的心聲相似。〇〇一代之后的每一代人也都經歷了某種劇烈的社會變遷（304-306頁）。

社會變遷

社會變遷是研究二十世紀美國的母題。《從馬車到登月》伊始就引用林德夫婦在《中鎮》中提到的話“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很可能是人類制度史上變化最為迅猛的時代之一”。林德夫婦的《中鎮》（又譯《米德爾敦》）研究了1890年至1925年工業化對美國印第安納州曼西市謀生、持家、教育子女、消閑、宗教、社區活動等方面的影響，《轉變中的中鎮》則研究了大蕭條對社區的全面影響。林德夫婦尤其討論了各領域變化速度的不同，在物質已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文化的變化往往滯后。

與林德夫婦對社會變遷的橫切面研究不同，本書所涉及的社會變遷橫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描繪了連綿起伏的畫卷，并且尤為關注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分析。比如，在對夫妻關系的研究上，作者指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隨著夫妻日常活動的空間距離越來越大，夫妻之間通過交流與分享在彼此之間建立信任、理解的做法變得更加重要”。妻子對經驗分享抱著很大的期待，而“如果丈夫不分享自己的經歷，那么很可能造成夫妻關系不和諧”（94-95、101頁）。林德夫婦也曾提到生產階級夫婦“通常是一天勞作下來才碰面”，有家庭主婦對研究人員提到“我丈夫除了工作哪也不去，什么也不干，你跟他說話他也不接碴兒。晚上他一到家就坐在那里一言不發。我喜歡聊天和社交，可從他嘴里一句話也掏不出來”（《米德爾敦》，135頁）。林德夫婦的描述體現了工業化的影響，但《從馬車到登月》還認為這與婚姻向友伴模式的轉變相關，教育以及家庭生活的日漸“核心化”使夫妻對婚姻友伴性的要求更高（80、85、93、112頁）。而在代際關系方面，本書指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有關兒童的科學研究已走向成熟，育兒觀念發生巨大變化，父母和子女對彼此更為開放（第十二章）。

《中鎮 : 當代美國文化研究》，[美]羅伯特·S.林德、[美]海倫·梅里爾·林德著，盛學文、馬春華、李筱鵬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11月出版

在〇〇一代的經歷中，作者發現“沒有哪一個時代比遭遇了經濟大蕭條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對他們及他們家庭的健康幸福程度的影響更大”（289頁）。通過對大蕭條的細微研究，作者提出從生活成本以及家庭收入的變化來綜合考量大蕭條的經濟影響，畢竟很多家庭收入的損失少于生活成本的下降幅度（118頁），同時還區分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影響人們經濟安全的兩大因素，一是勞動者所處的經濟領域的脆弱程度，二是勞動者的市場價值，即影響勞動者可雇傭性的特征包括年齡、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另外的影響因素包括大蕭條之前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獨立程度，例如是否需要資助親戚，是否負債等（124-125頁）。

林德夫婦曾提到大蕭條時期，人們因為生意減少而延長商店開門時間來賺錢，并由此揭示美國工作等于金錢的邏輯（《轉變中的中鎮》，商務印書館，2024年，391頁）。《從馬車到登月》更為清楚地展現大蕭條時期人們生活艱難，“工作量大、工作時間長（有人會從日出一直工作到半夜）、責任重、收入低”（123頁）。〇〇一代一些沒有失業的中產階級男性，試圖通過“無償加班”來增加保住自己工作的幾率。自雇創業者也努力長時間工作來求生存。

對于大蕭條帶來的心理創傷研究，作者也給予了相當多的關注。比如，一些男性因長期失業或收入減少而無法養家、接受救濟，這讓人們感到羞辱（153、160頁）。林德夫婦也曾提到人們被長期失業和救濟帶來的羞辱打擊得士氣低落，并指出似乎“家庭內部的親密關系固執地抵抗著外面的變化”（《轉變中的中鎮》，207、278頁）。本書則更多采用情緒健康等概念進行分析，并指出雖然婚姻和家庭幫助人們度過難關，但還是有人未能從這些羞辱中真正走出來（159頁）。

《轉變中的中鎮 : 一項文化沖突研究》，[美]羅伯特·S. 林德、[美]海倫·梅里爾·林德著，梁文靜、王曉燕、高卉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10 月出版

本書還關注大蕭條時期“社會地位與家庭在社會交往和心理上的調試策略之間的關系”，研究“身處不同階層的各家庭所持的社會標準如何塑造了經濟損失的含義”（142頁）。這來自林德夫婦的啟發。林德夫婦注意到雖然人們在大蕭條的影響下困難增多，但還努力向鄰居呈現出勇敢堅固的外表（《轉變中的中鎮》，210頁）。具體而言，《從馬車到登月》引入了社會學家約瑟夫·卡爾關于美國社會階層制度的“經濟標準”和“體面標準”。卡爾認為上層中產階級人士傾向于經濟標準，而下層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家庭更在意體面標準（Joseph Kahl,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Rinehart & Company, Inc., 1957, Chap.7）。經濟標準進一步被分為“高標準”“稍高于一般標準”“一般標準”以及“樸素標準”，持這些標準的群體分別是上層中產階級家庭、下層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底層群體（145頁）。

有些下層中產階級和上層中產階級家庭擔心丟臉和被人嫌棄。但在需要降低生活標準的時候刻板地恪守原先的生活標準，會讓處境更加糟糕。另外，下層中產階級夫婦當中約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妻子所持的經濟標準高于丈夫。大蕭條時期妻子在標準上不靈活，夫妻在經濟標準和期待上的不一致，造成夫妻間的相互扶持不斷減少（147、161-162頁）。這意味著，生命脆弱，人們只有發揮主觀能動性、靈活應對社會變遷才有更大活力。

生命歷程

二十世紀美國的社會變遷對〇〇一代的生命歷程產生影響。《從馬車到登月》實際上將社會變遷和生命歷程結合起來，研究“在一個巨變的世界里，個體的生命如何被時間、地點和社會關系等因素塑造”（283頁）。本書的主要作者埃爾德是生命歷程理論的集大成者。

埃爾德曾對生命歷程理論演進的歷史進行梳理（Glen H. Elder, Jr.,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in Life Course Dynamics: Trajectories and Transitions, 1968-1980, Glen H. Elder, Jr. 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埃爾德在1996年總結了生命歷程理論的四大原則，認為關注生活與變化的社會之間的動態關系是生命歷程理論的特點，提出要將生命的發展放到社會變遷的框架中進行分析（Glen H. Elder, Jr., “Human Lives in Changing Societies: Life Course and Developmental Insights，” in Developmental Science, Robert B. Cairns, Glen H. Elder, Jr., and E. Jane Costello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98年，埃爾德在生命歷程理論四大原則的基礎上提出“終身發展”的第五大原則（Glen H. Elder Jr., “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al Theory,” Child Development，Volume 69，Feb. 1998, Issue 1:1-12.）這五大原則指導了本書的研究（第7頁）。

作者之一的小格倫·H. 埃爾德

第一大原則是“生活相關聯”，每個個體的生活都與他人相互關聯，并受到與他人關系的影響。比如，雖然林德夫婦也提到過大蕭條時期多家庭共同居住的情況（《轉變中的中鎮》，268頁），但《從馬車到登月》將此放在親屬之間的關系中分析。除了討論〇〇一代及其子女的生活之外，本書還考慮了住在附近的親屬包括父母、叔姑舅姨、成年兄弟姐妹等扮演的角色（203頁）。

第二大原則是“時間安排”（timing）（又譯“恰當時間”），關注個人經歷諸如婚姻、生育、長大離家等生活事件時間點對個人人生軌跡和各類關系的影響。《從馬車到登月》精妙地將社會變遷和人們的生活事件結合起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關注〇〇一代的教育、謀生和婚姻問題，大蕭條時期關注〇〇一代的家庭、夫妻關系與生育問題，二戰時期關注〇〇一代的工作和代際關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則聚焦〇〇一代的老年生活。反過來說，〇〇一代是在人生的關鍵時刻遇上了這些社會變遷，“青少年時期或成年早期遇上了‘一戰’；子女尚小時遇上了大蕭條；工作上最年富力強時遇上了‘二戰’；需要引導青少年或青年后輩走進成年時，遇上了社區的戰爭動員”（302頁）。

第三大原則是“歷史時間和地點”（historical time and place），關注人們所處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對其生活的影響。比如本書第二章回顧了伯克利〇〇一代的出生地、家族史和移民經歷。伯克利〇〇一代當中不到百分之十是舊金山灣地區或者伯克利的原住民（27頁）。伯克利〇〇一代的父母只有約百分之三十三是美國本土人，大部分都是國外出生的背景。在此情況下，作者認為與移民經歷相關的社會出身，包括文化和社會經濟地位，影響了人們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工作、教育、結婚生子的經歷，影響了人們在大蕭條爆發之前的生活處境甚至更遠未來的生活（47頁）。

而在分析人們不同的大蕭條經歷時，人們之前的階級地位成為“關鍵情境”（117頁）。不同社會階級進入大蕭條時期所攜帶的資源、期望和既有利益不同，教育背景、技能及其所在經濟領域的脆弱性成為人們進入大蕭條時期的資產或包袱（116頁）。“中產階級男性當中，沒有上過大學的、任職于特定行業的（例如金融業、服務業、制造業等）以及早在大蕭條來臨之前已經養家困難的男性，遭受收入減少的風險最高。”而工人階級當中，年齡大于大多數勞動者的，以及依賴公共救濟、失業、債臺高筑或接受親戚接濟的男性，遭受收入減少的風險最高（139頁）。另外，這與人們所處的出生隊列相關。一些夫婦處于較早出生隊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已躋身中產階級，進入大蕭條的時候大都實現了住房自有，且丈夫事業順利。而較晚出生隊列的夫婦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大都和父母同住，在進入大蕭條時期時就沒有那么多資源（284頁）。

第四大原則是“主觀能動性”，指個人自身的選擇和行為會影響他們生活的方向和結果。比如在女性工作的問題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人們的普遍觀念是“婚后的女性應當以照顧丈夫、孩子為首任，其他家庭之外的追求都是舍本求末”（72頁）。但當時，女性工作是一種潮流。而在“二戰”時期，更多女性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參加工作，雖然二戰結束后，強調女性屬于家庭的模式重新成為人們生活的指導框架（255-256頁）。這些都體現了〇〇一代的女性受到結構化社會語境和個體能動性的交互影響（90頁）。

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社會普遍存在 “優先雇傭已婚男性 / 已婚女性” 的就業偏見，單身失業女性因此發起抗議。

第五大原則是“終身發展”（life-span development），指人的發展和衰老是一個畢生的過程，即始于出生，終于死亡。比如，本書追蹤了〇〇一代的老年生活，發現一些中產階級女性，因為把丈夫在經濟重創后無法履行的一些家庭職責承接下來，獲得了韌性，老年更為自信和快樂。伯克利人類發展研究所原為伯克利兒童福利研究所，后來擴展到對青少年、成年直至老年的縱向研究，也體現了這一原則的影響。

結語

〇〇一代猶如坐過山車般經歷了美國二十世紀跌宕起伏的社會變遷，不乏驚險、興奮、緊張與掙扎。這些社會變遷同時是一種考驗，就像不是所有人喜歡坐過山車一樣，不是所有人都通過了這些考驗。面對外在的結構性情境包括社會變遷與地方文化等，個人不同的生活處境、性格品質、主觀能動性等都在發揮作用。

《從馬車到登月》對〇〇一代生命歷程的社會學和心理學分析具有新意。不過，生命歷程的概念更體現了人生縱向的綿延，雖然關注到個體與其他人生活的關聯，但受資料的局限，忽視了人們生活的整體性。除了謀生、婚姻家庭、教育、性別角色之外，宗教、消閑、政府機構、信息傳播、醫療保健等方面都可能對人們的生活發生影響，有待拓展和豐富這方面的研究。對于人橫向和縱向的研究綜合起來才更為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