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書 | 甘肅人民出版社 《隴上學人文存·陳守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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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隴上學人文存（第十二輯）·陳守忠卷

作　者：陳守忠

ISBN ：978-7-226-06303-3

定　價：60.00 元

本書為《隴上學人文存》（第十二輯）之一。陳守忠，曾任西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西北師范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吐魯番學會理事等。本書共收錄陳守忠先生公開發表文章20篇，如《兩漢允吾、金城再考》《北宋時期秦隴地區吐蕃各部族及其各居地考》《王安石變法與熙河之役》《北宋通西域的四條道路的探索》等，較為全面、客觀地反映了陳守忠先生在西北史地、宋遼金元史等領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編選前言

陳守忠先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后甘肅省歷史教育和歷史學科發展的奠基性人物之一，先生在執教甘肅師范大學歷史系的同時，長期擔任系黨總支書記一職，是優秀的學術組織者和學術領導人，在學術研究上也有專精領域，是名符其實的“內行好領導”。《隴上學人文存》選編《陳守忠卷》，是對先生“學”與“行”的最大肯定，也是對先生誕辰103周年最好的告慰。

一

陳守忠先生，字子貞，號醒吾。1921年10月出生于甘肅省通渭縣榜羅鎮蘆子坪的一個農民家庭。1931年到1935年，先生在通渭縣高莊鎮私塾上學，1936年至1938年，在榜羅鎮小學上學，1938年到1942年，在隴西中學上學，1943年至1945年，在通渭縣高中部上學。通渭縣自然條件不好，文化教育落后，陳師家境一般，能入學讀書，完成中等教育，實屬不易。艱難的求學過程，磨礪了先生的意志，啟蒙了先生的家國情懷。陳師后來回憶說：“憶少年讀書時，鄉先輩告之曰：伏羲生于成紀，吾隴上為羲皇故里，自古為文物之邦。爾等若有成，毋忘桑梓！余牢記此言，由熱愛桑梓至熱愛祖國、熱愛祖國歷史，進而順應時代潮流，走上革命道路。”熱愛鄉土，熱愛祖國，熱愛祖國歷史始終是先生一生前行的動力。

1945年8月，先生赴蘭州投考西北師范學院，報的是史地系。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人群上街游行歡呼，第二天一早即上考場，心潮澎湃，印象極深。1946年8月，先生入學報到。恰逢西北師范學院校史上的轉折關頭，部分師生在袁敦禮院長的帶領下復校赴北平，有三百多名學生轉到北平師院。留西北師院的師生則按時開學上課，易價院長代表本院師生向復校北平者送了一面錦旗，上寫“還于舊都”四個大字，用的是諸葛亮《前出師表》中“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的典故。這一場景對先生觸動極大。入學教育時，教務長胡國鈺教授講授校史，歷數抗日戰爭艱苦條件下本院西遷的過程和使命，受此激勵，先生矢志愛國愛校，積極追求進步。1949年3月，陳先生以西北師院學生會負責人之一的身份，動員部分同學參與了“三二九”學生運動，并在事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時距蘭州解放還有82天，表現了先生為追求真理敢于奉獻生命的熱血與忠誠。

1950年7月，陳師留系任助教。1957年，中共西北師院黨委成立，各系建立黨總支，陳師從歷史系講師被任命為校黨委委員兼系總支書記。當時的系主任是金少英先生，金少英字公亮，浙江紹興人，192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先后在四川女子師范學院、四川大學、湖北師范學院、重慶大學、南京臨時大學等院校任教，中華人民共和國后任西北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陳先生十分尊重金少英先生，兩先生密切配合，共同努力建設歷史系。1958年，西北師范學院改為甘肅師范大學，當年師范院校稱師院、師專者為數較多，稱師大的僅三所，甘肅師范大學榮列國內第四所師范大學，可能是由于西北師院由教育部直屬院校改為甘肅省屬院校的緣故。1959年至1961年，蘭州大學歷史系合并到師大歷史系，教師、學生增加一倍，成為五百人大系，甘肅省的史學人物萃聚于此，知名教授、副教授有薩師炯、金寶祥、金少英、劉熊祥、龔澤銑、許重遠、張師亮、王俊杰、趙儷生、李天祜、周戒成、張孟倫、李學禧等，這是歷史系最鼎盛的時期。在金、陳兩先生負責歷史系期間，甘肅師大歷史系師資力量雄厚，是全校帶頭的系。金寶祥、劉熊祥、薩師炯、金少英領導著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中國近代現代史、世界史、中國歷史要籍及選讀四個教研室。20世紀60年代初教育部抓高校教材建設，西部師范院校編寫歷史專業教學大綱和教材的工作，教育部指定由甘肅師大牽頭。陳先生曾回憶過當年忙于編教材、寫講義的情形，系里各門課程均制定了教學大綱，寫成講義，打印發給學生。陳先生編寫了《中國古代及中世紀講義》第五編，四川師范大學張邦煒教授回憶說，該講義“參考價值大，我每次易地調動、多次本地搬家，始終舍不得把它淘汰掉”。1960年至1961年，甘肅師大歷史系連續兩年招收研究生，此前全國有資格培養研究生的師范院校僅有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三所，諸多師范院校還不知道研究生為何物。1961年秋，陳先生招收了第一位研究生張邦煒，指導其研究宋史，不久教育部出臺《高教六十條》，規定講師不能指導研究生，張邦煒老師改由金寶祥先生指導，但張老師始終是以陳師的開門弟子自居的。據張邦煒教授回憶，因金寶祥先生學術休假，陳先生督辦了余用心、張邦煒兩位研究生的論文答辯事宜，余用心的論文送鄭天挺、王毓銓等先生，張邦煒的論文送鄧廣銘、楊志玖等先生，華東師大束世澂、中山大學何竹淇、武漢大學李涵等先生也主動寄來了學術評語，兩篇論文的評語都寫得很好，評價很高，從研究生培養的水平就可以看到當時甘肅師大歷史系的學科底蘊。

為了配合教材編寫，甘肅師大歷史系還以《甘肅師大學報》副刊的形式，創辦了《歷史教學與研究》，起初以刊登歷史專業課程教學大綱為主，為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做準備，后來也發表學術論文，成為歷史系重要的學術平臺。金寶祥、趙儷生、陳守忠諸師合撰了長篇文章《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分期問題》，對中國古代歷史做了總體性探討，刊登于《歷史教學與研究》1959年第2期，影響很大。當時教育部還號召重視鄉土教材之研究，陳先生積極組織并參與了《甘肅史稿》一書的編寫。這一時期，陳先生還發表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順所領導的川峽農民起義》（《西北師院學報》1957年創刊號）、《不能容許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污蔑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作用》（《西北師院學報》1958年第2期“批判修正主義專刊”）、《歷史科學如何為當前的政治服務》（《甘肅師大學報》1964年第2期）等文章，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文化大革命”重創了先生的學術生涯，陳先生家被抄了九次，筆記、講義、書籍全部散失，本人被下放勞動。撥亂反正后，陳師重拾專業時已年屆花甲，他的大部分學術成果都是從這以后完成的。1977年大學恢復招生后，陳先生親自錄取了前五屆學生。他錄取時，不惟出身，不惟政審，不惟年齡，唯才是舉，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其中也出了不少人才。當然，恢復高考是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但在執行過程中，不是所有人都能打破思想束縛，將政策落實到位的，而陳先生做到了。

1980年秋季招生后，陳師任歷史系黨總支書記，主動提請由金寶祥教授任系主任，自己不再兼管系務。不久，上面有一條“專業對口”的政策，金、陳兩位先生抓住這一機遇，大力充實歷史系師資。到1983年，歷史系各門課程教師齊全，重新起步。此時，敦煌學熱初興，先生有感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不正常現象，挺身而出，奔走呼吁并負責籌建了西北師院敦煌學研究所，被推選為中國吐魯番學會理事和甘肅絲綢之路學會副理事長。1984年春，陳先生由教育廳批準轉任敦煌學研究所所長，他在擔任所長期間，積極組織學術活動，鼓勵扶植青年學者研究敦煌學，爭取早日改變國內敦煌學研究落后的狀況。如今敦煌學這門國際顯學正在故鄉蓬勃開展，蘭州已然成為敦煌學研究中心，先生生前也以此自慰，引以為豪，畢竟先生也是做出過貢獻的。

陳先生一生有兩大事業，一是長期負責西北師院歷史系的工作，從教材建設到師資培養，傾注了無限的精力，在特殊時期，盡力保護了專家學者，奠定了改革開放以后歷史系發展的基礎。二是在籌備和領導敦煌學研究所期間，為西北師范大學建設了敦煌學研究平臺，培養了敦煌學人才，并開枝散葉，分布到全國各地。

二

在40多年的教學科研實踐中，陳先生形成了自己的治學態度和風格，概括起來就是（1）重史實，講證據，主張寫歷史必須是《左傳》《史記》式的寫法，不能像《公羊春秋》那樣空言解經，反對空談理論，沒有根據亂擺觀點。（2）重史德，講真話，堅持正確觀點。（3）重調查研究，主張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反對閉門造車。總結先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兩方面：

（1）宋史研究。這方面的成果主要反映在所著《宋史論略》一書中，該書收錄了先生在各個時期撰寫的18篇宋史論文。綜觀全書，陳師對陳橋驛兵變、王小波李順起義、宋初集權措施、宋夏關系等研究頗深。其講史，重在論人，強調以民為本，贊揚愛國主義立場與大一統思想，盡管有意于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但主要還是傳統的道德史觀，褒貶忠奸，評述功過，自有其魅力。陳師撰文，很少講理論，都是用樸實的文字，得出簡單的結論，“其文雖不能馳騁，而辭則質；其事雖不能該博，而實則真”。

（2）西北史地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可分為三類：一是西北史研究，主要論文包括《王安石變法與熙河之役》（載于《甘肅師大學報》1980年第3期），《公元八世紀后期到十一世紀前期河西歷史述論》（載于《西北師院學報》1983年第4期），《北宋前期對秦隴地區的經營及其與西夏的關系》（載于《中國民族史研究》第2輯），《李憲取蘭會及相關城寨遺址考》（載于《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北宋通西域的四條道路的探索》（載于《西北師院學報》1988年第1期）等。二是甘肅境內秦漢長城研究，論文有《甘肅境內秦長城遺跡調查及考證》（載于《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隴上秦長城調查之二》（《西北師院學報》1984年增刊《敦煌學研究》），《甘肅境內的漢長城》（《西北師大學報》1990年第3期）。三是甘肅地縣建置沿革及古城址考，主要有定西市、通渭縣、會寧縣的建置沿革，被各縣縣志采納。還有蘭州市、榆中縣、臨夏州的一些遺址調查。

先生治地方史不僅成果豐富，還總結出了一套治學方法，即治地方史必須掌握充足的文獻資料，具備一定的考古知識，具有一定的地理知識，以及進行實地調查，四者相結合，才能有所突破。這是先生幾十年治學經驗的總結，也是身體力行付諸實踐的。以實地調查為例，先生晚年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以花甲之年跑遍了甘肅。先生曾回憶說他讀大學時，一直徒步往返于通渭、蘭州之間，對沿途見到的秦長城遺址印象深刻，早有探查的心愿，改革開放后，終于完成了這一心愿。1981年春、秋兩季，他與王宗元教授等一起徒步考察了臨洮、渭源、通渭、隴西四縣的長城遺跡，獲得實地印象。1984年5月到6月間，他又和李并成老師再次踏上秦長城考察之路，據李并成老師回憶，這次實地考察歷時一月，行程一千多公里，大部分路段是步行，穿越甘肅東部和寧夏南部，獲得大量發現。不僅將從臨洮起首，經渭源、隴西、通渭、靜寧、西吉、固原、彭陽、鎮原、環縣、華池等11個縣的秦長城遺址的走向及其遺存情況全線摸清，而且發現了不少以前人們完全不知道的新情況，搞清了上述秦長城的建造年代、歷史演變等問題。考察期間所經各縣均忙于編修地方志，陳先生都予以指導協助。1987年7月，應甘肅省文史館副館長張思溫先生之邀，赴臨夏回族自治州作歷史地理考察，經康樂、廣河、積石山、永靖等縣，主要調查古城遺址。他關于甘肅境內秦漢長城走向及形制，定西市、通渭縣、會寧縣建置沿革，灕水水系及漢白石、枹罕古城址考證，隴山左右宋代城寨遺址調查等方面的論文，都是在實地踏勘、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完成的，力求文獻記載和實地踏勘一致，十分可靠。

隴上前輩學者著名者有張介侯、慕少堂、馮國瑞等，趙儷生先生將陳師列為繼他們之后而做出過貢獻的隴上學者，在為陳先生《河隴史地考述》一書做的序中，特別嘉許他對西北地方史的貢獻，指出其選題行文中，“深深蘊藏著對自己鄉土的熱愛”。

三

1982年本科畢業后，我有幸考上陳先生的研究生，從此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我以前自認為是陳先生的開門大弟子，后來與四川師范大學的張邦煒教授熟識后，知道了張老師才是陳先生的大弟子，在他面前我只能尊稱師兄兼先生。在我之后，陳先生又招收了李華瑞、朱紅亮、趙忠祥三人。當時研究生招生規模很小，陳師離休又早，前后就招了我們5個人。其中，張邦煒、李華瑞接續了陳師宋史研究之路，成就最大。張師兄是受人景仰的宋史前輩，做學問高屋建瓴，影響很大。華瑞兄則著述等身，現為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名至實歸。朱紅亮、趙忠祥入職河北師范大學后，改為其他方向。入學不久，陳先生即給我提供了兩個學位論文選題，一個是“吐谷渾歷史研究”，另一個是“北宋陜西五路研究”，我選擇了前者，從此進入西北史、民族史研究領域，最終落腳在蒙元史階段，真是一題定終身。

從讀研究生開始，我才真正了解了先生的為人。先生嚴正端方，從無詼諧，看似難以親近，實則熱血慷慨，勇于任事發聲，更有一顆仁者之心。先生曾檢討自己的缺點是好剛使氣。而我認為這正是先生的可貴之處。先生治宋史，極為贊賞寇準、蘇東坡等人，推崇其人格與行事作風。先生對他們的認同也影響了自己的行事風格，“好剛使氣”的自況就是最好的說明。宋真宗景德元年，畢士安薦寇準為相，稱贊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宋真宗疑問道：“聞其好剛使氣。”畢士安申辯說：“準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陳先生自況好剛使氣，應是典出于此。寇準的“好剛”，在先生眼里是“剛正不阿”，而不是“剛愎自用”，只要有利于社稷，當說則說，當做則做。畢士安將這種秉性稱之為“忘身殉國”。寇準的“使氣”，使的也是正氣而不是邪氣，即“秉道疾邪”。先生也是這樣，1949年前，他冒著生命危險加入地下黨。1959年在反右傾斗爭氛圍下，直言家鄉通渭有餓死人的現象。1966年“文革”發動初期，在學校黨委擴大會上敢于給工作組當面提意見，都是這種品格的反映。面對撤職、批斗，始終沒有悔懼之色。20世紀中國社會大風大浪，那個年代的人性格大多剛硬，說話行事都很直率，先生的性格就很典型。他在課堂上大贊蘇東坡“大江東去”的豪放氣概，何嘗不是一種自我期許。

先生的仁者之心，不僅體現在治史理念上，堅持民為邦本，對人民抱有深切的關懷與同情，以民生民情衡量政治與社會。在現實生活中也是這樣，堅持公平公正，為群眾發聲，在能力范圍內包容保護人才。趙儷生先生曾回憶在西北師院歷史系時，陳先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落難者的關照，他用“仁者，人也”，來肯定先生的人性光輝，并引用傅青主“由來高格調，發自好心肝”來評價先生的品與學，說：“我研究顧炎武，不僅僅表他的‘學’，更著重表他的‘行’。今守忠同志，亦然。”兩位先生的友誼是在人性的考驗中結成的。在我的記憶中，趙、陳二先生互相敬重，當年轟動一時的趙門弟子答辯風波后，趙先生請陳先生主持了門下其他弟子的論文答辯。

陳先生還是一位優秀的學術組織者和學術領導人。20世紀50年代，甘肅師大歷史系創辦《歷史教學與研究》，為師生提供了教材編寫和學術研究的平臺。陳先生還積極組織并參與了《甘肅史稿》一書的編寫。1959年甘肅師大歷史系開始編寫甘肅史，適逢蘭州大學歷史系并入，人手充裕，系里先后調派36位教師和畢業班的50多名學生參與此項工作，成果定名為《甘肅史稿》，1964年由甘肅師大印刷廠鉛印，內部發行，它曾經是西北師大歷史系考研的必讀書。1981年，師大歷史系決定重新修撰甘肅史，分作古代、近現代史兩部，由郭厚安先生、陳守忠先生任《甘肅古代史》主編，1989年由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被譽為“甘肅通史類著述的發軔之作”，對認識甘肅歷史的特點有指導意義。陳先生在歷史系時，就組織翻譯了日本學者池田溫的《中國古代籍帳研究》，198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成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敦煌學者“經常捧著”的一本書。擔任敦煌學研究所所長后，又組織翻譯了蘇聯學者孟列夫的《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上，組織提交了由校內老師撰寫的9篇論文，會后以專欄形式集中發表在《西北師院學報》1983年第4期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1984年、1986年又兩次組織文章，以《西北師院學報》增刊的形式，出版了兩期《敦煌學研究》專刊，奠定了西北師范大學敦煌學研究的地位。當年科研經費支絀，陳先生能做出這些成績，完全是出于強烈的使命感、堅定的學術追求。

先生生活簡樸，極為自律，具有西北人特有的剛健質樸氣質。工作學習之余，習練棍術、太極拳，強身健體。愛好書法、秦腔，陶冶藝術情操。只有在與學生相處時，才說一些輕松的話題，多是一些與歷史有關的見聞。因為我治民族史的緣故，陳先生曾多次于聊天中提到一些有意思的聯想，在談吐蕃歷史時，先生說到幼時通渭民間用木椀和酥油炒面，可能是吐蕃“捻麨為椀，實以羹酪，并而食之”的遺風。說到曹瑋與唃廝啰的三都谷之戰時，提到三都谷可能就是今天甘谷縣的散渡河。談到宋代吐蕃大石族、小石族時，聯想到甘谷縣的大石、小石地名。回憶下放臨夏時觀覽山川，遙想王韶行軍路線。常常在不經意間潛移默化，讓學生體會到治學的樂趣。

古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張邦煒教授稱贊陳師不僅是一位嚴謹、嚴格的經師，更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師，我也深有同感。在先生103歲誕辰之際，寫出以上文字，不僅僅是為了回憶、彰顯先生的“言”與“行”，更重要的是鞭策我們繼承先師德范，將先生的治學精神發揚光大。

《隴上學人文存·陳守忠卷》收錄的文章大多成文于20世紀80年代，用詞用字的習慣跟今天有些差別，人名、地名前后文有不統一的情況。為保存原文的風貌，未以現在的出版規范修改，對不一致之處也未強行統一，一仍其舊，僅改了原文誤排的字詞。

本書的錄入編輯工作由2017級博士崔永利、2020級博士張宏、2021級博士高旗、2023級博士楊彥鵬完成，衷心感謝他們的辛勤付出。

胡小鵬

2024年3月13日

供稿：甘肅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