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丨斷頭臺是如何被砍掉的

How the Guillotine Got Axed 在美國，死刑正卷土重來。法國成功廢除死刑的運動，能給我們帶來哪些啟示？

作者：勞倫·柯林斯

2026年4月1日

插圖：Simon Bailly

自1981年法國廢除死刑以來，斷頭臺幾乎已絕跡。巴黎警察總局博物館僅藏有一枚斷頭臺刀刃，而卡納瓦萊博物館展出的最接近實物的展品，是一座兩英尺高的斷頭臺模型和一對造型夸張的黃銅斷頭臺耳環。在巴黎十一區，羅凱特街與克瓦福班街交匯處，路面上仍能隱約看到五處長方形凹痕——那是19世紀下半葉立在羅凱特監獄外的斷頭臺基座留下的印記。（這座斷頭臺曾處決數十人，包括向議會大廳投擲炸彈的無政府主義者奧古斯特·瓦揚，以及為報復瓦揚被處決而炸毀咖啡館的埃米爾·亨利。）如今，這一刑具已成幻影，可它曾真切、甚至觸手可及地存在，人們親昵地稱它為“寡婦”“國家剃刀”“雪茄剪”，或干脆就叫“機器”。

斷頭臺最初以發明者外科醫生安托萬·路易的名字命名為“路易泰”。18世紀80年代末，他設計出這一裝置，靈感大概率源自英國的絞刑架、蘇格蘭的“處女斬”和意大利的斷頭斧，由羽管鍵琴制造商托比亞斯·施密特打造。路易與施密特的行動，是聽從了醫生約瑟夫-伊尼亞斯·吉約丹的建議。吉約丹本人堅決反對死刑，卻希望在死刑存續期間，讓行刑更人道、更高效。

法國大革命前，死刑方式依階級劃分：貴族由利劍利落斬首，其他罪犯則根據罪行輕重，面臨絞刑、溺刑等各式刑罰。吉約丹敦促國民議會實現刑罰民主化，主張“同類罪行應受同種懲罰，不論罪犯身份地位”。為此，他提議打造新型刑具。他有句名言：“刀刃落下，頭顱瞬間分離，人即刻殞命。”“他只會覺得后頸掠過一陣清風，幾乎毫無痛感。”

1792年，法國首次公開以斷頭臺執行死刑。盡管吉約丹初衷高尚，行刑場面卻混亂不堪，嗜血的民眾蜂擁而至，織婦們在一旁嘲諷起哄。一次行刑中，劊子手的兒子登上斷頭臺高舉頭顱，不慎失足墜落身亡，平添一條冤魂。這臺機器還配有駭人的附屬裝置：防血濺擋板和刑臺底部承接滾落頭顱的柳條筐。

行刑是世襲職業，巴黎的行刑權近兩百年都被桑松家族壟斷。1847年，嗜賭勝過行刑的亨利-克萊芒·桑松，把家族的斷頭臺典當了。戴布勒家族最終接手，還催生了新潮流：頑劣的罪犯開始在后頸紋上“我的頭顱歸戴布勒”的字樣。斷頭臺曾隨處可見，直至1939年，數百人聚集在路易·巴圖廣場，圍觀連環殺手歐仁·魏德曼被處決。有人在廣場高處的公寓里暗藏攝影機，拍下喧鬧的圍觀者一邊啃著香腸三明治、開著葡萄酒，一邊在數次拖延后，看著刀刃落下斬向魏德曼后頸的畫面。這場鬧劇令法國顏面盡失，總理一周內便下令，此后死刑均在監獄內秘密執行。但死刑的恐怖痕跡仍在：阿納托爾·戴布勒用一系列灰色亞麻布筆記本記錄行刑經歷，節選內容于2000年集結成書《被斷頭者》。書中能看到死刑犯的入案照、戴布勒手繪的標記（紅圈黑叉代表行刑完成），還有猝不及防出現的多張被斬下的頭顱照片。

法國廢除死刑后的四十五年間，斷頭臺幾乎再未現身。它最后一次使用是1977年在馬賽，處決了犯有謀殺罪的突尼斯人哈米達·然杜比。主導廢除死刑運動的司法部長羅貝爾·巴丹泰認為，這臺刑具不僅處決過路易十六、瑪麗·安托瓦內特、丹東、羅伯斯庇爾，還處死過數百名阿爾及利亞革命者，以及1943年因在瑟堡附近實施27例墮胎而被處決的瑪麗-路易絲·吉羅，是法國歷史不可磨滅的重要部分，不應被銷毀。在他的敦促下，“讓民眾直面這臺死亡機器”，兩臺斷頭臺被納入國家民俗文物館藏得以保存。但巴丹泰堅持一項附加條件：因其極度敏感的性質，二十年內不得公開展出。

2010年，其中一臺斷頭臺在奧賽博物館“罪與罰”特展中亮相，但主辦方擔心其視覺沖擊力過于強烈，決定用黑紗將其遮蓋。2013年和2019年的展出也采取了同樣措施。今年秋天，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將2024年逝世的巴丹泰安葬進先賢祠——法國安葬國家英雄的圣殿。此次入祠儀式正值政局動蕩之際，三天前，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宣布辭職，成為法國十三個月內第四位總理。但對巴丹泰的致敬卻意外地毫無爭議，左右翼政客爭相將他歸為己方陣營。報刊亭擺滿紀念特刊，鑄幣局發行了紀念幣。為紀念這一時刻，馬賽的歐洲與地中海文明博物館決定，將一臺斷頭臺完整公開展出。

巴丹泰反對死刑的初心，源于他慘痛的家族經歷。1928年，他出生于巴黎，父母西蒙·巴丹泰與夏洛特·羅森伯格均為來自比薩拉比亞的猶太移民。夫婦倆經營有方，開了一家名為“巴黎-紐約”的皮草店，搬入奢華的十六區。十一歲時，小羅貝爾就學會了為波斯羔羊皮或臭鼬皮大衣縫制衣領。1941年，臭名昭著的展覽《猶太人與法國》在貝里茨宮開幕，羅貝爾與弟弟前去觀看， 他們對著那些旨在幫助公眾“識別猶太人”的鷹鉤鼻石膏模型嗤之以鼻 。次年，他的舅舅在冬季自行車賽場圍捕行動中被捕，數月后，法國警方又帶走了他體弱的祖母沙因德萊·巴丹泰。祖母在前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運牛車上離世。1943年2月，巴丹泰一家隱居里昂。一天，父親西蒙出門后，在納粹軍官“里昂屠夫”克勞斯·芭比策劃的突襲中被捕。羅貝爾見父親未歸外出尋找，險些自己也落入魔爪。

一位歷史學家后來寫道，死于索比堡集中營的西蒙，“留給兒子一份對共和國近乎偏執的熱愛——這個誕生于大革命的國度，曾賦予猶太人平等權利”。羅貝爾成為企業律師，迎娶了哲學家、陽獅廣告集團繼承人伊麗莎白·布勒斯特-布朗謝，后轉而投身刑事辯護。他的一位律所合伙人推測，他接下死刑犯辯護案，是想為律所賺得盆滿缽滿的重大經濟案件“做出道德補償”。巴丹泰的妻子說得更直白：“他終其一生都是那個被撕裂、被擊碎的少年——恕我直言——一邊是幸存的創傷，一邊是活出生命價值的渴望。”1972年的一樁案件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他未能救下自己辯護的一名死刑犯。該犯與獄友計劃越獄，過程中殺害了一名護士和一名獄警。作為辯護律師，巴丹泰親眼目睹了他被處決。次日清晨的火車上，他決心畢生致力于廢除死刑：“從那一刻起，我成為死刑絕不妥協的反對者。我從理性認知，轉為狂熱的抗爭者。”

1976年，巴丹泰加入帕特里克·亨利的辯護團隊。亨利是一名推銷員，在學校綁架一名七歲男童并將其悶死。孩子早已遇害，亨利卻連續數周欺騙受害者父母與公眾，索要一百萬法郎贖金。當時，美國最高法院已暫停執行死刑數年，看似即將廢除死刑。可法國民眾卻群情激憤——“法國陷入恐慌”，一位電視新聞主播如此宣告，二十四小時內，三名部長呼吁處決亨利。

巴丹泰明白，圍繞威懾力、人權法與司法誤判的空談辯論毫無用處，試圖喚起公眾對被告的同情也無濟于事。他認定，唯一的勝算，是讓法官直面自己親手剝奪生命的直接責任，直面死刑這場“血腥彩票”。他后來寫道：“要竭盡全力，把他們帶到斷頭臺前，讓他們看著眼前這個年輕人，告訴他們：現在，由你們決定，是否要讓他在監獄庭院里身首異處。”他的結案陳詞，將廢除死刑塑造成必然結局：

時間會流逝……

死刑終將被廢除，而你們將永遠獨自面對這份判決。

你們的子女會知道，你們曾判處一個年輕人死刑。

你們終將看到他們看向你們的眼神！

出乎所有人意料，法官赦免了亨利，巴丹泰的論點也逐漸獲得法國民眾認同。即便如此，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任命他為司法部長時，仍有63%的法國民眾支持死刑。巴丹泰并未退縮，發表了一篇如今聞名的演講，敦促國民議會阻止“黎明時分黑幕下的秘密處決”。法案最終以363票贊成、117票反對通過，法國死刑就此終結。（巴丹泰還在同性戀非罪化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兩年后，克勞斯·芭比在玻利維亞被捕并引渡回法國受審，因戰爭罪行被判終身監禁——正是因他曾迫害之人的兒子不懈努力，芭比才躲過了斷頭臺。巴丹泰認為，芭比的結局是“文明的真正勝利”。

2024年，全球近兩百個國家中，僅有十五個執行了死刑，為有記錄以來最低。無需多言，美國是其中之一。

在特朗普支持者圈子里，支持死刑的風潮與顏值優化、冰浴一同興起。至少七個保留死刑的州——佐治亞、愛達荷、印第安納、俄克拉荷馬、南卡羅來納和得克薩斯——議員已提出法案，將選擇墮胎的女性以謀殺罪起訴。“在人世間，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剝奪其生存權，”牧師杰夫·德賓在“轉折點美國”活動中宣稱。埃隆·馬斯克近期表態：“證據確鑿的殺人犯，應如歷史慣例般處以絞刑。”（他這番言論附和了一條稱贊死刑能“剔除犯罪基因”的帖子。）帕蘭提爾技術公司聯合創始人喬·朗斯代爾去年營收近二十億美元，為聯邦政府監控移民等事務提供技術支持，他也跟風發聲，主張罪犯犯下三起暴力罪行后“迅速”絞死，并聲稱“是時候重拾男性領導力了”。簡直是男權圈子的狂歡。

科技圈暴徒對死刑的狂熱追捧，很大程度上源于唐納德·特朗普。這位總統至少從1989年起就癡迷死刑理念，據稱他當時花費八萬五千美元在報紙刊登整版廣告，呼吁恢復死刑，而那起案件正是后來被定罪的中央公園五人案。（他寫道：“搶劫犯與殺人犯，必須承受痛苦。”）即便中央公園五人案最終沉冤昭雪，也絲毫沒有消減他對死刑室與電椅的執念。身為最高刑罰決策者，他赦免的火雞比死刑犯還多，為洗錢者和叛亂者減刑，卻從未放過任何一名死囚。他第二任期上任后的首批舉措之一，便是簽署名為《恢復死刑與維護公共安全》的行政令。（其中羅伯斯庇爾式的回響，大概率并非刻意為之。）11月，民主黨議員呼吁軍方拒絕執行非法命令時，特朗普用大寫字母發出死刑威脅：“叛國行為，可處死刑！”與此同時，以色列本周也有議員——部分人佩戴著絞索形狀的領針——通過法案，將絞刑定為巴勒斯坦籍致命武裝分子的默認刑罰；專家表示，犯下同類罪行的以色列猶太人，大概率會免于一死。

美國民眾對死刑的支持率為52%，創近六十年新低，可2025年死刑執行數量卻大幅飆升，從25起翻倍至47起。2014年蓋洛普民調詢問民眾認為最人道的死刑方式時，65%選擇注射死刑，9%選擇槍決，5%選擇絞刑，4%選擇電椅，4%選擇毒氣室。2022年，亞利桑那州為死囚弗蘭克·阿特伍德提供了使用齊克隆B的選擇——這種氰化氫氣體，正是納粹在大屠殺中殺害逾百萬人的兇器。一個猶太團體提起訴訟阻止該計劃，亞利桑那州最終改用注射死刑。行刑人員難以在阿特伍德血管中置入靜脈針，他甚至主動給劊子手支招：“試試手背上的血管？”面對酷刑式行刑、種族歧視、冤假錯案（1973年以來已有超兩百名死囚沉冤得雪）等問題，二十一個州出臺所謂保密法或其他條款，降低死刑執行的透明度。

公開展出斷頭臺的理由之一，是讓法國人銘記死刑的恐怖。堅定的廢死刑主義者維克多·雨果曾寫道：“人或許能對死刑漠然置之，不置可否，直到親眼見過斷頭臺。”巴丹泰本人也曾對這臺機器心生敬畏，他說：“它高高豎起兩根細長的支架，完美詮釋著死亡，仿佛死亡本身。”

不久前，我乘火車前往馬賽，在歐洲與地中海文明博物館觀看斷頭臺。博物館館長皮埃爾-奧利維耶·科斯塔在門廳迎接我，帶我穿過館藏民俗藝術與傳統文物的常設展廳。我們走過馬戲團海報、風向標與還愿牌，最終進入展區——這里將迎來超十萬名參觀者直面這臺刑具。館長介紹，展出的這臺斷頭臺使用于1872年至1977年。檔案中關于其處決對象的記載寥寥，僅提及它“在二戰期間使用頻繁，尤其用于處決抵抗戰士”。工作人員在無說明書的情況下，用四十個零件將其組裝完成。科斯塔表示，博物館希望呈現出“它被輕輕束縛的模樣，如同一只被捆住、無法再作惡的怪獸”。即便如此，他補充道，已有數名參觀者僅看一眼便暈厥。

斷頭臺獨立置于展廳中，顯得冷峻而孤寂。它高得出奇——十五英尺的木質與鋼鐵結構，在我們頭頂赫然聳立。它被安放在一個小平臺上，平臺上有個禁止踩踏的腳印標識，仿佛踏入斷頭臺是每位參觀者的心愿。科斯塔將其比作怪獸，恰如其物理上的壓迫感，可我卻因另一重認知感到寒意：這臺斷頭臺無比冷漠，對人類賦予它的種種情緒毫不在意，它只是一件工具，而非兇獸。我仿佛看到的是一架無人機，或是一輛無人駕駛汽車。律師兼作家康斯坦斯·德布雷在其新作《議定書》中談及美國死刑時寫道，第一把電椅誕生于托馬斯·愛迪生的實驗室。德布雷寫道：“尋找最佳殺戮方式，本就是一種執念。”

湊近細看，我發現科斯塔與同事撤掉了承接頭顱的柳條筐，不愿陷入“血腥獵奇”。科斯塔后退一步，凝視著斷頭臺，目光落在寒光閃閃的厚重刀刃上。“我們公開展出它，是對的嗎？它太過暴力了。”他頓了頓又說，“但重要的是，要宣告這場戰役已經結束，我們已經勝利。”至少，全球已有超八十五個國家實現了這一點。可在美國，死刑的鬧劇仍未讓支持者感到惡心，這場“血腥彩票”仍在繼續。?

本文作者：勞倫·柯林斯自 2008 年以來一直是《紐約客》的專職作家。她的著作包括《他們偷走了一座城市：威爾明頓的白人至上主義政變及其遺留問題》（2026 年 7 月）。

說明：本號刊發來自各方的文章，是為了獲得更全面的信息，不代表本號支持文章中的觀點。由于微信公眾號每天只能推送一次，本站目前在騰訊新聞發布最新的文章，每天24小時不間斷更新，請在騰訊新聞中搜索“邸鈔”，或在瀏覽器中點擊：

https://news.qq.com/omn/author/8QIf3nxc64AYuDfe4w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