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父母欺負的孩子，就會被全世界欺負

春天，游園里，我看到了那個孩子。

她大約一歲上下，剛能扶著東西站得穩穩當當。坐在一輛塑料小車里，腿蹬著地面，身子往前探，眼睛望著一旁的花壇。花壇邊有幾只麻雀在跳，地上有落葉，有光影，有風。看了一會兒，她從小車里翻了出來，屁股著地，然后手腳并用，朝那個方向爬去。

速度不快，但很堅定。

身后的女人——大概是外婆或者奶奶——很快跟上來，彎腰把她撈了起來。孩子被抱回小車里，身體扭了一下，又往外爬。這次更快，像是已經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女人再次把他抱回來，語氣還是輕柔的：“別去，那邊臟。”

孩子沒有聽。又一次翻出來，這次連爬帶滾，已經離小車兩三米遠了。女人追上去，這回抱得緊了些，聲音也不再那么松軟：“你這孩子怎么這么不聽話。”

孩子在懷里掙扎，上半身使勁往外擰，小臉漲紅。女人換了個姿勢，把她箍在臂彎里，開始講道理：“你看那邊有什么好的呀，又臟又曬，回頭蟲子咬你……”孩子不聽，繼續掙，身體像一條被攥住的魚，彈了兩下，然后發出尖銳的哭聲。

女人的聲音變了，帶上了一層薄薄的抱怨：“你這個小犟驢，脾氣怎么這么差，隨誰啊這是……”孩子哭得更兇了，臉埋在女人肩頭，手還在往花壇的方向夠。但力氣漸漸小了，掙扎的幅度從甩動變成了微微的顫動，像一根被折彎的樹枝，慢慢失去了回彈的勁兒。

女人大概也覺得孩子哭得有些可憐，語氣軟了下來，帶著哄勸的調子：“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咱們不去那邊，回家給你拿好吃的，你想吃那個小餅干對不對？不哭就有餅干吃……”

孩子的哭聲斷斷續續地收了，身體還在一抽一抽的，但不再掙扎。她被抱回了小車里，眼睛還濕著，望了一眼花壇的方向。麻雀已經飛走了。

整個過程，大約四分鐘。

這四分鐘里，這個一歲上下的孩子完成了一次探索世界的嘗試，也完成了一次被禁止的體驗。

她想要去一個地方，被抱回，再想去，再被抱回，然后被告知她的性格有問題，她的反抗帶來了懲罰——不是打罵，是一種更隱蔽的體驗：你讓我不舒服了，你是不好的。

最后，一個誘惑被拋出來，她接受了，或者說是被轉移了。她的注意力離開了花壇，離開了那片她想親手摸一摸的地面，那些她想靠近看一看的麻雀。她得到了餅干，失去了什么，她自己不知道。

那一次探索的出走，留在了她的身體里。

很多人來訪者帶著各種各樣的困擾來的。有的人在關系里總是討好，有的人一遇到沖突就沉默，有的人其實很有能力卻總在關鍵時刻退縮，有的人心里憋著一團火，燒不出去，也滅不掉。

他們坐在我對面，說著說著就會繞到一個問題上——我好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或者，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我不敢要。

或者，我曾經知道，但現在不記得了。

我聽著他們說話，常常會想起游園會里的那個孩子。好像她已經長大了，就坐在我面前，可能三十歲，可能四十歲，可能五十歲。她不記得那四分鐘了，但那四分鐘的形狀，卻像一塊模子，把她很多部分的自己澆鑄成了現在的樣子。

一個人的自我是怎么站不起來的？

如果往回看，回到生命很早很早的時候，那個過程大概是這樣發生的：

一個孩子，在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探索的沖動。他爬向一個角落，伸手去夠一個東西，盯著一個陌生人的臉看。這些行為，在成年人眼里可能只是“亂動”，但在孩子那里，是他認識世界的方式，也是他認識自己的開始。他在這個過程中體會到“我想要”“我能做到”“我好奇”“我喜歡”。這些微小的感受，像一根一根的絲線，編織成“我”這張網。

可并不是每一次探索都會被允許。

有些探索是危險的，當然需要被制止。孩子要摸插座，要爬窗戶，要跑到馬路上，這些時候的“不可以”，是保護。

同時可能還有另一種“不可以”，它不是出于安全，也許還出于養育者的疲憊、焦慮、控制，或者僅僅是一種習慣——習慣了孩子待在身邊，習慣了孩子聽話，習慣了“我說了你就該照做”。

這種“不可以”落在孩子身上，一開始是困惑的。他想去花壇那邊，為什么不行？那里看起來很好啊。他不明白，所以他繼續去。然后他遭遇了第二次“不可以”，這一次帶著情緒——你怎么不聽話？你怎么這么犟？你怎么這么難帶？

孩子開始感受到一種新的東西：那不是外界的危險，那來自體驗， 來自內部——是自己的不好 。不是因為花壇那邊有危險所以不能去，是因為“我”想去，所以“我”不好。這是一種非常早期的、前語言的體驗。孩子還不會用“我”這個字，但他已經在感受“我”是被否定的。

再往后，如果這種模式反復出現，孩子可能會發展出一套策略。他會觀察養育者的臉色，在探索之前先看一眼，那個眼神是允許的還是緊繃的。他會試探，但試探的方式變得小心翼翼，帶著討好的味道。他會在被禁止之前自己停下來，假裝自己本來就不想去。這套策略，在童年時期，是有效的。它幫孩子避免了被否定、被抱怨、被懲罰的痛苦。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要想在這個家里安全地活著，就不要輕易伸出自己的觸角。

但，策略是有代價的。

那些伸出去的觸角，那些探索的沖動，那些“我想要”“我想去”“我想知道”的念頭，每一次被制止，被否定，被轉移，都會留下一道痕跡。一道痕跡倒也沒什么，但如果是從嬰兒時期就開始的、日復一日的、成千上萬次的禁止，這些痕跡就可能會疊加成一道圍墻。

圍墻里面，是孩子真實的渴望、真實的好奇、真實的憤怒、真實的悲傷。

圍墻外面，是孩子學會的、被允許的、被贊賞的、安全的摸樣。

這道圍墻的入口處，立著一塊看不見的界碑。上面寫著四個字：禁止站立。

不是禁止行走，是禁止站立。

站立，在這里不是一個物理動作，它是一種無形卻存在的心理姿態——直立，挺直，把重量落在自己的腳上，用自己的眼睛看方向，用自己的判斷做決定。這種姿態，在嬰兒時期就開始練習了。一個孩子從爬行到扶站到獨走，每一步都是“站立”的練習，既是身體的，也是心理的。每一次他掙脫大人的手自己邁出一步，他都在說：我可以。

如果在心理層面，每一次“我可以”都遭遇“你不行”，每一次“我想要”都遭遇“你不該”，孩子就會慢慢學會一個結論：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站著，我必須靠著點什么——靠著別人的認可，靠著別人的指令，靠著別人的情緒穩定，我才能存在。

這就是“癱軟”的來源。

這種癱軟不是天生的，是被一次次禁止之后，那些用來站立的肌肉——那些敢于渴望、敢于拒絕、敢于表達、敢于離開的肌肉——被反復切斷，反復萎縮，最后變成了一灘。

不止在咨詢室內，在我們身邊也有很多這樣的人。

他們在職場上，有不少自己的想法，但開會的時候不敢說。他們說“我怕別人覺得我太強勢”。他們在親密關系里，體驗著不舒服，但不敢表達。他們說“我怕對方不高興”。他們在父母面前，早已經成年，但父母一個眼神還是會讓他緊張，會下意識地報喜不報憂，會把自己真實的困境藏起來。他們說“我怕他們擔心”——但仔細聽，那個“怕”的底下，更深的是“我怕他們覺得我不好”。

這個“他們”，早就不是具體的父母、配偶、孩子了。這個“他們”已經變成了一個人內心的判官。這個判官坐在他腦子里，時時刻刻在審判他：你這樣不對，你那樣不好，你應該再乖一點，你應該再努力一點，你不應該有情緒，你不應該給別人添麻煩……

這個判官的聲音，是從哪里來的？

是從那一次次被抱回小車的體驗里來的。是從那一聲聲“你怎么這么犟”的抱怨里來的。是從那個“不哭就有餅干吃”的誘惑里來的。那些聲音被孩子吞進去了，消化不了，變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于是，一個人在不需要任何外人在場的情況下，就能完成對自己的圍剿。

他渴望做一件事，腦子里立刻有一個聲音說：你不行。

他想要離開一段糟糕的關系，腦子里立刻有一個聲音說：你不該。

他感到憤怒，腦子里立刻有一個聲音說：你不可以生氣。

這些聲音的源頭，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們已經自動化了，變成了一個人的日常。 他不再需要任何外部的禁止，他自己就是那個禁止本身。

這就是禁區。

不是別人劃定的，是自己心里那塊地方被圍起來，掛上牌子，寫上“禁止進入”。禁區里面，是那些被壓抑了很久的渴望——想要被看見，想要被認可，想要做自己，想要反抗，想要大聲說不，想要逃走，想要狠狠地發一次火，想要不管不顧地去做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這些渴望，在禁區里關得太久了，已經變成了一種模糊的、無法命名的東西。它們出不來，也死不掉，就蹲在禁區里，發出嗡嗡的聲響。那個聲響，有時候是抑郁，有時候是焦慮，有時候是莫名其妙的身體疼痛，有時候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疲憊。

還有時候，是怒氣。

那股怒氣很有意思。它不是沖著外面的人的，因為外面的人——父母、配偶、孩子、領導——看起來都“還好”，都沒有做什么過分的事。甚至有些人對自己還挺好的，讓自己感到內疚。那這股怒氣是沖誰的呢？

沖自己的。

沖那個“站不起來”的自己。沖那個“總是在妥協”的自己。沖那個“不舒服很久卻說不出口”的自己。沖那個“又渴望又被誘惑又被轉移”的自己。就像那個游園會里的孩子，最后不掙扎了，接受了餅干，但她身體里那股想爬向花壇的勁，去了哪里？

沒有消失。它變成了委屈，變成了不甘，變成了多年以后坐在咨詢室里的一句：“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就是覺得心里憋得慌。”

那股勁還在。

只是它被封在了禁區里，出不來，也找不到出口。它只能在內心里橫沖直撞，撞得人不得安寧，但又不知道撞的是什么。

有時候我想，那個孩子如果會說話，她在被抱回小車里的那一刻，大概想說：“我只是想去看一看。”

她只是想去看一看。

看麻雀，看綠葉，看光影，看風。那是她的好奇心、探索欲，是她和這個世界建立聯系的方式。那不是“不聽話”，不是“脾氣差”，不是“性格不好”。那是一個生命在生長過程中最自然不過的伸展。

但她被抱回來了。被抱回來的方式，不是一次，是很多很多次。每一次，她都在學習一件事：你的伸展是不被允許的。你的渴望是不受歡迎的。你的“想要”是給別人添麻煩的。等到長大，也許她就不再輕易伸張了。她學會了看臉色，學會了討好，學會了在別人開口之前先把自己的需求藏起來。她成了一個“乖”的人——乖順，乖巧，乖覺。

但乖，是站著的嗎？

不是的。乖，是彎著的。是把自己折起來，折成別人想要的樣子。

那些被折起來的部分，被禁止站立的部分，被壓在了禁區里，變成了一個人后半生不斷回去叩問的東西：我到底是誰？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為什么總是這么累？

游園里的那個孩子，后來怎么樣了？我不知道。她可能成了那個在幼兒園里乖順的小朋友，老師說什么都點頭，不惹事，不給別人添麻煩。她可能成了那個上學時成績中等的學生，不拔尖，也不落后，安安靜靜地坐在教室中間，老師幾乎感覺不到他的存在。她可能成了那個在親密關系里總是妥協的人，對方說什么她都“好的”“沒關系”“你決定就好”，直到有一天，對方也覺得他有點不對勁——她怎么從來不發脾氣？她怎么從來不說自己想要什么？她是真的沒有需求，還是她把需求藏到了一個連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她的心里，那塊界碑還在。上面寫著“禁止站立”。

可能在某個深夜，在某個獨處的時刻，在某個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瞬間，她模模糊糊地感覺到，自己心里有一塊地方，是自己從來不敢碰的。那塊地方關著一些東西，她不敢打開，不知道打開了會涌出什么。也許是憤怒，也許是悲傷，也許是一個很小的、很久遠的聲音，在說：

“我只是想去看一看。”

文獻引用：

D.W.溫尼科特（D.W. Winnicott）關于“過渡性客體”與“真實自體”與“虛假自體”的理論論述。

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在《天才兒童的悲劇》中對早期童年經歷與自我壓抑現象的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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