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城之戰

重慶合川釣魚城護國門：護國門，是釣魚城八座城門中最為宏偉的一道險關，位于城南的第二道防線上，左倚懸崖絕壁，右臨萬丈深淵的嘉陵江，上書“護國門”和“全蜀關鍵”。據說，當年曾施以棧道出入，靠“過河拆橋”的方式通行（去時修復棧道，返回即拆掉），是扼守城內外交通的重要孔道，宋蒙雙方在這里經歷了上百次慘烈的戰斗，但此門一直未被攻破，不愧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雄險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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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城位于重慶市合川區東城半島釣魚山上，是南宋末年，宋蒙（元）戰爭的一處重要戰場，也是當今國內保存最完好的古戰場遺址。說其重要，是因為南宋軍隊在此堅持抗蒙（元）斗爭達36年之久，甚至在南宋朝廷降元之后，堅守在這里的南宋將士還堅持戰斗了三年，直至最后歸降，更為重要的是，蒙古大汗蒙哥于此殞命，產生了很大的政治影響；說其是國內保存最完整的古戰場遺址，是因為在那里，現存有總長8公里的城垣、8座城門，以及炮臺、墩臺、水軍碼頭、兵工作坊、軍營、武道衙門等南宋軍事及生活設施遺址，是了解宋（蒙）元之戰很直觀的一個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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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城因位于釣魚山上而得名，釣魚山位于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交匯之處，三江環流，僅有東側與陸地相連，雖然海拔在186-391米之間，不算很高，但山形陡峭，地勢險要，總面積約為2.5平方公里，山上地形比較開闊，有大片平地可以耕田，又有14個天池和近百口水井。這一切使釣魚城在戰爭中，具備了長期堅守的物質條件。當年蒙哥大汗帶兵圍困釣魚城，一日，南宋守軍將重15公斤的鮮魚兩尾及蒸面餅百余張拋給城外蒙軍，并致書蒙軍，稱即使再守10年，蒙軍也無法攻下釣魚城。

釣魚城筑城于宋蒙戰爭全面爆發之際的1235年，當時的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命人初筑釣魚城，不過當時各種設施還不是很完備。后來隨著蒙軍重點優先進攻巴蜀的戰略的實施，南宋朝廷也加強了巴蜀之地的防御。1243年，余玠出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他采納貴州遵義人冉琎和冉璞的建議，在釣魚山正式修筑釣魚城，遷合州及石照縣治于城中，原移治合州的利東路安撫使和駐防合州的興戎司移住釣魚城。釣魚城是四川山城防御體系的一環，所謂山城防御體系，即是根據巴蜀之地的地理條件，以險筑城，城塞一體，以城塞為點，以江河為線的一個網絡狀防御體系。1254年，釣魚城的主將王堅再次完善了釣魚城的防御體系。1260年，繼任的釣魚城主將張玨對釣魚城的外城進行了維修，使其成為了攻守兼備的一個軍事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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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243年到1279年這36年中，在釣魚城，南宋和蒙軍（元軍）大大小小進行了數十次戰斗，這其中最為著名，影響最大的當屬1259年釣魚城軍民與蒙哥的一次戰役，在此簡略介紹其經過。

宋蒙戰爭全面爆發之后，蒙軍兵鋒所指分別是長江下游的淮南、中游的襄陽和上游的巴蜀，南宋對蒙古的正面戰場就分為兩淮、荊湖和四川三大戰區，當時稱為三邊。成吉思汗之孫，拖雷長子蒙哥繼位之后，他在延續之前的對南宋的作戰計劃的同時，特別把四川戰場當做一個優先進攻的重點，其中原因，史學界普遍認為有以下兩點：其一，從社會經濟地位上來看，四川向來號稱天府之國、富庶之地，是南宋王朝的重要財賦供應來源，四川每年的收入接近南宋王朝的三分之一，每年供應的軍米約占南宋軍米的三分之一，占領了四川就等于切斷了南宋的經濟命脈；其二，從軍事戰略地位上來看，地處長江上游的四川是南宋王朝的大后方，蒙軍一旦占領了四川，就可以由蜀入楚，長江天險將不復存在，南宋半壁江山將直接暴露于蒙古兵鋒之下。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1258年，蒙哥決定親征四川，“圖蜀滅宋”。宋史專家顧宏義先生認為，對于蒙哥來說，也許還有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在此之前，其弟忽必烈完成了一次“斡腹”的壯舉，即從寧夏六盤上出發，迂回占領了西南的大理國，開辟了對南宋的另一個戰場，而蒙哥親征四川，亦含有與忽必烈爭功的意圖。事實上，蒙古內部包括一些人是反對先進攻四川的，在他們看來，四川的天然地形不利于蒙古軍隊作戰，山地、河流密布，不利于再搗江南，攻占臨安。后來忽必烈即位之后，果然改變了作戰的戰略重點，“先取襄陽，最后入蜀”，并最終滅亡了南宋。

在此先不論蒙哥和忽必烈戰略孰是孰非的問題，單說蒙哥的征蜀之戰。1258年4月，蒙哥聚兵六盤山，7月，兵分三路進軍四川。他親率主力經過隴州（今陜西隴縣）、寶雞入大散關，9月進駐漢中，隨即取金牛道進入利州。接著，移師西南，攻陷苦竹隘，力拔長寧（今四川廣元劍閣縣東南），招降大獲（今四川廣元蒼溪縣東南40里）、運山（今四川南充市蓬安縣東南30里）、青居（今四川南充市高坪區青居鎮）、大良（今四川廣安市東北60里）諸城，于1258年底、1259年初抵達了釣魚城下。當時蒙哥軍隊號稱有20萬，但這顯然是一個夸大的數字，據專家考證，應該在7萬人左右。釣魚城里的守軍有多少人呢？正規軍大概4600人，再加上地方武裝力量，總兵力在2萬人左右。蒙哥當然不會把這么一座小城，這么一些兵力看得太重。首先他派出了一個南宋降人晉國寶前去勸降，但被當時釣魚城主將王堅言詞拒絕，并把晉國寶給殺了。這個過程非常有意思，王堅先是根據“兩軍交戰，不斬來使”的慣例，放了晉國寶，然后又把他抓了回來，以“懲治叛臣”的名義給殺了。實際上，王堅是以此來向蒙哥表明自己抗戰到底的決心！

蒙哥被激怒了，在切斷了釣魚城與外界的聯系之后，對釣魚城發起了猛攻，但釣魚城內的軍民依靠險要的地形和高昂的斗志，數次擊退了蒙軍的進攻。期間，王堅還進行了一次極為大膽的“斬首行動”，派一支精干的小分隊偷襲了蒙哥所在的兵營，極大地挫傷了蒙軍的銳氣。時間轉眼就到了六月份，天漸漸熱了起來，久居北方的蒙軍不適應四川的天氣，軍營里疾病蔓延，由于沒有好的醫療手段，將帥下令以喝烈酒來治病，其結果是病沒治好，反而因為飲酒，軍隊的戰斗力大大下降。但即便如此，戰斗的形勢還是朝著有利于蒙軍的方面發展，在此期間，蒙軍擊退了前來支援釣魚城的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的援軍，并采取挖地道的方式，突破了釣魚城的外圍防線，釣魚城岌岌可危也！

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幾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改變了整個戰斗形勢。這年的六月，蒙軍征蜀先鋒汪德臣帶兵逼近了釣魚城西北內城，在他喊話要王堅投降的過程當中，被滾木礌石擊中，隨后不治而亡。汪德臣的死對蒙軍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更大的打擊卻還在后頭，是年七月，在最后的決戰當中，蒙古大汗蒙哥據說在親自指揮戰斗之時，被宋軍打死。蒙哥之死，是這次釣魚城之戰的一個轉折點，蒙軍再也無心戀戰，隨即主力撤兵，是年九月，南宋朝廷宣布合州解圍，由此，蒙哥由蜀圖宋的作戰計劃宣告失敗。

重慶合川釣魚城護國門下的絕壁棧道：釣魚城三面被嘉陵江、涪江、渠江包圍，形勢陡絕，倚天拔地，雄峙一方。護國門外的絕壁棧道是扼守城內外交通的險要之處，當年需施以棧道出入，如今，右側懸崖絕壁之上仍留有多處鑿孔架木而留下的大小石孔，掩映于寂寞的半壁青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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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蒙哥之死，歷史上有多種不同的說法。概括起來分為“非戰斗死亡”和“戰斗死亡”兩種。其中，“非戰斗死亡”又有以下幾種說法：一是氣死說，是說蒙哥敗于合州，非常憤懣，氣死了；二是嚇死說，同樣是說蒙哥敗于合州之后，驚魂未定，最后給嚇死了；三是病死說，是說蒙哥因為不適應南方天氣，得了病，加之嗜酒，最后死了；四是淹死說，是說蒙哥的坐船被宋軍給弄沉了，他掉到水里淹死了。這種種“非戰斗死亡”，與前后史實出入頗大，漏洞百出，比如氣死說和嚇死說，就帶有明顯的調侃性質，不足為信，史學界也不認可。史學界認可的是“戰斗死亡”，這其中又有多種說法，較為流行的有中箭而死和為砲石擊中而死兩種。在此基礎上，又有當場而死和撤軍之后而死兩種說法。問題的焦點就是蒙哥到底是不是死于釣魚城之戰當中，因為這關系到釣魚城的一個歷史定位問題。目前關于這個問題，還沒有定論，但依筆者之見，不管蒙哥是何種死法，是當場而死還是隨后而死，都是因釣魚城之戰而引起的，都可以說是死于釣魚城之戰當中，無損于釣魚城之戰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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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該如何評價釣魚城之戰的歷史意義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要講一下蒙哥死后，宋蒙兩方的局勢發展變化，因為所謂的釣魚城之戰，并不僅僅指蒙哥親征的這一次，而是一次前后延綿了36年的戰斗過程，只有通觀整個過程，才能得出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

先說蒙古這一方。蒙哥死后，龐大的蒙古帝國陷入了分裂，死訊傳出，當時正在進攻鄂州（今武漢）蒙哥的四弟忽必烈聞訊北返，在一些貴族的支持之下，于1260年繼承了汗位，而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在另一些貴族的支持之下，亦宣稱自己繼承汗位，兄弟倆拔刀相向，打了四年的內戰，最后是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了。之后忽必烈又與其他一些反叛的親王進行了多次內戰，內戰使蒙古人放松了對南宋的進攻，南宋獲得了喘息的機會。蒙古內戰基本結束之后，忽必烈才重新集中精力進攻南宋，不過其作戰戰略已經有了改變，不再把四川作為進攻的重點，而是力取襄陽，直撲江南，終于于1276年攻占了臨安，南宋朝廷投降。

同樣在1260年，遠征埃及的旭烈兀為了支持其兄忽必烈繼承汗位，率領主力回撤。趁此機會，埃及的軍隊反攻，留守的蒙古軍隊幾乎全軍覆沒。旭烈兀在返回的過程當中得知忽必烈已經繼承了汗位，遂駐軍不前，當得知進攻埃及的軍隊失敗之后，急忙提兵趕回，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對埃及實施報復行動，便卷入到了與金帳汗國和別爾哥可汗的戰爭當中，蒙古軍進軍埃及及北非的夢想破滅。

再看南宋這一方。蒙哥死后，合州解圍，釣魚城守軍主將王堅被調離，其后繼任者為馬千，馬千是一個沒有多大本事的人，1263年，他的兒子在運糧的途中被蒙軍俘獲，給他寫了勸降書，馬千甚至還準備歸降，就在這個時候，原釣魚城守軍副將張玨被任命為主將。張玨在釣魚城一直堅持抗戰到1276年。南宋朝廷投降之后，其他一些地方包括釣魚城的守軍并未投降，張玨甚至在釣魚城內建了一座皇宮，并派人到前往東南沿海尋找出逃的南宋王朝遺孤，以圖重振宋室河山，也就在這一年的12月，張玨被調到重慶任制置使，指揮重慶戰事，釣魚城由其部下王立繼任。重慶淪陷之后，張玨被元軍俘虜，在運往大都途中自盡。王立是個在后來歷史評價中頗有爭議的人物，一方面他堅持抗戰到了1279年，但另一方面，他最終還是開城投降了，理由是當時釣魚城實際上已經支持不下去了，糧食匱乏，已經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而攻打釣魚城的元軍將領原來是蒙哥的一名侍衛，曾揚言要對釣魚城進行屠城，為蒙哥報仇。為了避免屠城，王立在元西川樞密院副使李德輝和一位名叫熊耳夫人的女人的勸說之下，終于投降了。這位熊耳夫人，是兩年前被王立俘虜的元西川守將熊耳的夫人，王立將其認作了義妹，但也有人認為，熊耳夫人實際上后來成為了王立的一個小妾。至此，從1243年到1279年，釣魚城36年的抗戰結束。也就在這個時候，陸秀夫負南宋幼帝蹈海而死。王立投降后在元朝做了官，知合州事。后人由于立場的不同以及時勢的需要，對他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評價，有人認為他是“貳臣”、“罪人”，比如郭沫若1942年考察釣魚城后，寫下專文，在大加贊賞王堅和張玨的同時，痛斥了王立的投降行為，并對清末合州知州陳大文把王立、李德輝、熊耳夫人和余玠、王堅、張玨等人同祀于釣魚城忠義祠內極為憤慨。有人則認為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正統王朝，王立順應歷史潮流，為了解救一城人的性命而投降，更何況他后來任官合州，對安撫人民、合州的戰后重建有積極作用，不能輕易否定。

重慶合川釣魚城上的石照縣衙：石照縣衙是宋蒙(元)戰爭時期唯一一處延續到元的南宋地方政權機構，也是南宋的最后一座縣衙，縣衙內設有大堂、二堂、三堂，依次分布著監獄、廚院、知縣宅、西群房、虛受堂、思補齋及書房等建筑。南宋時期，在釣魚城長達36年的抵抗戰爭中，合州（今合川）州衙一直是抗戰指揮部，而石照縣衙則負責釣魚城民事案件和糾紛的處理。降元后，釣魚城中設施遭到元軍破壞，元朝十六年(公元1279年)，石照縣衙被元軍燒毀，后縣衙故址復為民居。

2009年間，石照縣衙舊址遵照原貌，經過兩個月的修繕、布展及環境整治，再現了宋代官衙的形制，體現出釣魚城戰爭時期因地制宜的獨特風貌，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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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釣魚城之戰的評價，史學界除了高度肯定南宋軍民堅強的抗戰意志之外，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釣魚城是全四川抗戰的一個關鍵點，其36年的抗戰，延緩了南宋王朝的滅亡，尤其是蒙哥死于釣魚城，更是直接使南宋王朝免受滅國之禍。

其二，釣魚城之戰中蒙哥之死，對世界歷史有著深遠的影響，使蒙古人進軍埃及及北非的軍事行動失敗，改變了世界中古歷史的格局，釣魚城因此被稱為“上帝折鞭之處”。

總之都是說釣魚城之戰無論是在當時的中國，還是世界，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客觀來講，這種評價有一定的合理之處，蒙哥之死，也的確影響重大，改變了很多事情，比如說，蒙哥當時如果沒有突然死去，按當時的情形，釣魚城肯定是守不住的，同時蒙哥的死，也對蒙古軍士氣打擊頗大，但要說釣魚城之戰具有影響全局的決定性影響，卻未免過于夸大。

首先，從宋蒙（元）的對抗整個形勢來看，四川其實并不是最關鍵的戰場，這一點，從后來忽必烈調整了蒙哥的戰略計劃，攻占襄陽之后迅速滅了南宋就可以看出。從四川的地理條件來看，的確不利于蒙古人發揮作戰優勢，而蒙古軍隊歷來的作戰方法就是打得下就打，打不下就走，如果繞不過去，就干脆不打了，他們對釣魚城的進攻就是這樣子的。事實上，早在蒙哥攻打釣魚城的時候，就有一名名叫術速忽里的將領提出了圍困釣魚城，然后順江而下直取荊楚，與忽必烈會合的作戰計劃，但卻遭到了嘲笑和反對。事后來看，即使蒙哥當時不死，這個計劃也是最為合理的，忽必烈后來實際上就是這么做的。

釣魚城能夠堅守那么多年，一方面是軍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另一方面也和蒙古人的作戰習慣和后來的戰略調整有關。

其次，守住了釣魚城，是不是就能挽救南宋？顯然不能，事實是南宋滅亡后，釣魚城還在堅守，但對戰局根本沒有什么實際的影響。

第三，蒙哥之死，在軍事上的影響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如果他的繼任者不如他，那自然另當別論，但事實上，繼任者忽必烈比他還要更為雄才大略，照此推論下去，蒙哥的死，反倒加速了南宋的滅亡。

重慶合川釣魚城古軍營：古軍營是釣魚城守軍——興戎司的住所，當年共有十多座營房，均為木質結構，其位置適中，道路四通八達，一有軍情，無論東西南北，軍隊即可迅速出擊。南宋祥興二年（公元1279年），王立開城降元之后，雄偉的校場和成片的營房被元軍焚毀，隨后又歷經七個多世紀的荒廢，僅留下依稀的殘跡可尋。1987年至1989年間，國家撥專款在遺址上平整了校場，恢復了部分營房。現在釣魚城的停車場，就是原來的校場，校場東南邊上，是古軍營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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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以上筆者的觀點，并不是要抹殺釣魚城抗戰的歷史意義，相反，它所具有的真正價值，我們后人更要倍加珍惜，將其發揚光大。

我們應該看到，釣魚城堅持36年的抗戰，具有偉大的象征意義，那種不屈不饒、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斗爭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精神資源的一部分，永遠激勵著后來人。釣魚城里有很多的石刻，最有力量的出自近現代的仁人志士之手。陳毅、郭沫若等人在釣魚城留下了題詩，其中陳毅詩云：“釣魚城何在？遙望一高原。壯烈英雄氣，千秋尚凜然！”英雄相惜之情，躍然石壁上。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在此舉行過一次黃埔軍校特別訓練班十周年紀念活動，還留下了一篇《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訓練班十周年紀念碑記》，在此舉辦黃埔軍校的紀念活動，顯然大有深意，不僅僅是抒發懷古之幽思，更是為了堅定抗日的信念！蔣介石、白崇禧和孫元良、張治中等人在此也留下了題字，蔣介石題寫的是四個字：堅苦卓絕！用“堅苦”而不是“艱苦”，既肯定了釣魚城堅持戰斗的精神，也是為了鼓舞中國軍隊抗日的信心。

南宋朝廷投降之后，釣魚城依舊進行著抵抗斗爭，這一點，就連元軍也覺得不可思議。李德輝在給張玨的勸降書中曾這樣寫道：“汝之為臣，不親于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這段話的核心意思就是說，你所在的朝廷都沒有了，皇帝和他的子孫都投降了，你一個外姓人，還抵抗干什么呀？

是啊，為什么要抵抗？

當然，必須要抵抗！

在這里，李德輝沒有想明白一個問題，在他的心中，這些抵抗者是在為南宋朝廷而斗爭。實際上不！他們是在為天下、為他們心目中的國家和基于這個國家之上的信念在抵抗，國家不屬于哪個朝廷、哪家哪姓，因而也不存在什么外姓人。這種國家概念在人們心中的生根，正是中國至今成其為中國的一個最深層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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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底的一天，筆者一行來到了釣魚山。正是冬天里最冷的時候，釣魚城里沒有什么游客，非常冷清，大霧彌漫，鎖住了嘉陵江，站在城垣之上，什么也看不到。但這霧中的釣魚城啊，恰如看不清面目的歷史本身，同時又給了我們無限的想象。大霧籠罩下的水軍碼頭，仿佛正有刀槍閃動，走在寂寂的跑馬道上，耳邊卻有馬蹄聲碎，轉過一個彎道，似乎就能遇上一隊正在巡邏的守城將士。

如今，釣魚城核心景區的面積不是很大，走走停停，大概一個小時就能看完，一路上，山體巖石，乃至臺階上的青苔綠得晃眼，給人一種深深的寂寞之感。據導游講，即使是在旅游旺季，來釣魚城的游客也不是很多，一年大概在20萬左右，她說：“我們這里地方太偏了！”

真的偏僻嗎？那為什么有人會到更偏的地方僅僅只是去吃一頓農家樂呢？！英雄就真的該這么寂寞嗎？！

在她的解說詞中，除了介紹釣魚城的戰斗遺跡，她還特別著重強調說：“釣魚山是一座佛教名山，有仙則名。”

總是這樣，在中國的大地上行走，幾乎每走一處，你總能聽到或這樣或那樣的神仙故事，總能看到那些對著虛無跪拜的人們——他們在拜什么又為了什么而拜呢？

為什么不說“有魂則靈”呢？！英雄魂！ 民族魂！

宋代單梢旋風炮：單梢旋風炮（砲）為宋代炮（亦稱拋石器、投石器）中之利器，守城時于城樓左右放置。單梢旋風炮的支柱是單桿設計，可以旋轉調整射擊方位，因而不必搬動炮架。單梢旋風炮需用數十人向前拉，一人固定施放炮石，亦可同時發射蒺藜火球、毒藥煙球，以及火雷等爆炸性武器。據宋人趙萬年《襄陽守城錄》記載，單梢炮的射程為250步。到了南宋晚期，宋代炮已經發展成對重式，即大部分拉的力量改由重物所取代，士兵可以先利用絞車將重物升起，裝上炮石后，只要釋放重物，就可以將炮石投出，這種方法除了大幅減少操作的人員，減少操作所需的空間外，對于投擲的準確度也大為提升，可以調整重物的重量來控制射程。在釣魚城戰爭中，守城軍民廣泛運用此類遠程拋射武器克敵致勝。

《釣魚城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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