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足叛逃球員：我更害怕回到伊朗 選擇回歸是對家人隊友的責任

北京時間4月3日，波斯灣權威媒體《半島電視臺》官網刊登對兩名伊朗女足球員的專訪。這兩名球員是莫娜-哈穆迪、扎赫拉-薩爾巴利，兩人都參與了“叛逃”以及申請庇護，然后又改弦易幟重回伊營。她們這次受訪說得很真切，以第一當事人的視角，還原了上個月澳大利亞女足亞洲杯，那場伊朗女足叛逃事件的核心節奏。

3月2日在亞洲杯首戰對陣韓國的比賽前，伊朗女足在奏國歌時保持沉默。此前兩天美國和以色列與伊朗開戰，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被殺死。一些人認為她們的沉默是對伊朗政府的抗議，伊朗國家電視臺稱這些女性為“叛徒”，一位主持人稱她們已成為“恥辱的巔峰”，并呼吁對她們進行“嚴厲”的處置。

球員們在接下來的兩場比賽中都唱了國歌，但媒體報道稱他們正受到伊朗政府和足球官員的監視，這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他們安全的擔憂。伊朗隊在小組賽三戰皆負后被淘汰，隨后包括哈穆迪在內的五名球員申請政治庇護，并獲得了澳大利亞當局頒發的人道主義簽證。第六名球員和一名后勤人員隨后也提出了政治庇護申請。

但在其他隊員于 3 月 10 日離開澳大利亞后，七名隊員中有五名后來改變了主意，表示他們將返回伊朗——其中包括哈穆迪。是什么讓他們回到伊朗，以及之后發生了什么？哈穆迪告訴半島電視臺：“我覺得任何一個錯誤都可能釀成大禍。每一步都必須三思而后行。”“這種兩難境地讓我一直感到焦慮，”她說，“因為每一個選擇都會帶來后果——對我的生活、我的家庭以及我的體育生涯都會產生影響。”

對于同樣撤回庇護申請的隊友扎赫拉-薩爾巴利來說，由于“媒體和社交媒體的騷擾和持續跟蹤，以及來自伊朗裔澳大利亞社區的期望和壓力”，她的經歷同樣充滿痛苦。薩爾巴利也是一名 32 歲的中場球員，她告訴半島電視臺：“每一步都受到了密切關注。”“我知道任何錯誤的決定都可能傷害球隊、家庭和國家隊的形象。”

兩名球員均未公開談論他們最初申請庇護的原因。半島電視臺就此詢問時，兩人均拒絕公開回答。然而，兩人都認為返回伊朗的決定與責任感密不可分；這種責任感是對家人、隊友和“國家義務”的承擔，而不是在平靜和安全的環境下做出的純粹自由選擇。如果說撤回庇護申請的決定很艱難，那么回家的旅程本身就是一場磨難。

對于哈穆迪來說，返回德黑蘭的旅程充滿了恐懼，她擔心這場風波會終結她的足球生涯，或者給她帶來嚴厲的懲罰。她回憶說，抵達時她感到“既好奇又驚訝，還有些謹慎”。他們在賽事期間就已備受媒體關注，而回到伊朗后，媒體的關注度更是有增無減。社交媒體用戶對他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一言一行都進行了實時評論。

《半島電視臺》報道說，伊朗女足返回后出現在國家電視臺，并恢復了正常訓練，重新融入了伊朗足球大家庭。目前為止，尚未有報道稱當局對他們采取任何行動。3月19日該團隊抵達德黑蘭，受到民眾英雄般的歡迎。數千人聚集在瓦利亞斯爾廣場，許多人揮舞著伊朗國旗。巨型人工智能生成的圖像被投射到大屏幕上，畫面中這些女性在國家地標的映襯下，向伊朗國旗宣誓效忠。“我的選擇，我的祖國。”上方的廣告牌上這樣寫著。國歌奏響時，所有球員都齊聲歌唱。

“球員們從澳大利亞回來后發生的事情，并不是一場可以用輸贏來評判的普通體育賽事，”伊朗女足國家隊前主教練瑪麗亞姆·伊蘭杜斯特告訴《半島電視臺》。哈穆迪和薩爾巴利仍然擔心此事會對他們的職業生涯造成影響，也擔心他們未來的每一個舉動會被如何解讀。哈穆迪說：“我更加意識到我周圍的社會和政治壓力，也更加認識到在面對危機時家庭支持和國家承諾的價值。”

上個月，最多的時候有7名伊朗女足球員選擇尋求庇護，最終只有法特梅-帕桑迪德、阿特菲-拉梅扎尼扎德選擇繼續留在澳大利亞。她們自3月中旬起已獲準與澳大利亞A聯賽女足球隊布里斯班吼獅一起訓練，球隊對她們持歡迎態度，提供訓練環境支持。但截至4月3日最新報道，尚未確認簽署正式職業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