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沒這么正，野史沒這么野

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遼三彩）

長期以來，我們受到“唐宋元明清”這種順序觀念的影響，習慣性的就會把北宋當做當時文化藝術的中心，而只把契丹人建立的遼朝當做一個軍事強大的北方鄰居，但軍事上的強大不代表文化藝術上的落后，反而，契丹在非常多的領域展示出了比北宋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更精湛的技術和更獨特的藝術成就。

就比如說瓷器，北宋瓷器以汝，官，哥，鈞，定為代表，追求的是釉色的溫潤如玉和造型的簡約典雅，是一種文人的審美，但遼代的瓷器有很大不同，遼三彩就是代表之一。

這個遼三彩啊，是一種以黃色，綠色，白色為主的低溫釉陶器，直接繼承于唐三彩，那唐三彩就不需要作者再介紹了，可以說世界聞名，源于唐三彩的遼三彩不僅繼承了唐三彩，還在唐三彩的基礎上發明了印花填彩的技法。

我們知道唐三彩的顏色是潑上去的，很隨意，顏色會流來流去，互相混在一起，就像水墨畫一樣，但遼三彩的印花填彩是手工一筆一筆的上色，非常規整的去涂釉料，是先用模具壓印，再填入各色彩釉，色彩界限分明，圖案規整華麗，可以說無論是工藝難度還是藝術效果都達到了新的高度。

契丹人還有很多為生活而服務的民族器型，比如雞冠壺，鳳首瓶，海棠花式長盤，并非單純用來觀賞，而真真實實是用來使用的。

尤其是這個雞冠壺，它的原型其實是皮囊壺，契丹人用皮革縫制出來，掛在馬背上攜帶水啊，酒啊之類，所以我們能看到雞冠壺有矮圓的單孔式，有瘦高的提梁式，扁平的腹部便于貼合馬的身體，穿孔或提梁便于固定，細小的口部防止液體灑漏，這是什么？這是用形式來服務于功能，想一下從某種角度來說，這種理念比現代工業設計中的功能主義早了近千年。

瓷器繼承唐朝，金銀器也基本上是全面繼承唐朝。

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有一個耶律乙之墓，這個耶律乙之是耶律阿保機的堂兄弟，通遼市奈曼旗有一個遼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這兩個遼代墓葬都曾出土了大量的遼代金銀器，這些金銀器明顯的展示出了錘鍱，鏨刻，掐絲，焊珠，鎏金這種當時的頂尖工藝，水準和唐代金銀器幾乎持平。

而且遼代的金銀器有種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感覺，一件金銀器上，你同時可以看到唐代的龍鳳紋，寶相花，還可以看到波斯的聯珠紋，印度的摩羯紋。

值得一提的還有契丹的玉器，他們開創了一種全新的玉器雕刻題材，也就是春水秋山玉。

（春水秋山玉）

契丹的玉器上，大部分展示出來的形狀圖案都是春水捕鵝，秋山射鹿，這是他們獨有的文化符號。

而繪畫領域，耶律倍的《東丹王出行圖》，胡瓌的《卓歇圖》，遼慶陵的《四季山水圖》，都是遼代藝術史上的精品，契丹人的美術感官是，既有宏大磅礴的氣勢，又有對一草一木的細膩觀察，尤其是遼代的墓室壁畫，成就巨高，內容涵蓋了出行，歸來，宴飲，備茶，狩獵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且能很好的反映當時的生活，比如遼代雖然不產茶，但是飲茶的風氣一點也不比北宋差，宣化遼墓壁畫中有一個十分精美的茶道圖，畫的就是在北宋流行一時的點茶法，其茶具之精良，程序之講究，完全不輸于宋人。

我們再說北宋的城市是什么樣的？比如汴京，它是封閉的里坊制向開放的街巷制過渡的典范，商業繁華，人口密集，電視劇里拍過很多，就不用作者再介紹了。

那遼代呢，幾乎沒有影視作品，大家不熟悉，所以有必要介紹一波。

遼代的五京，完全是另外一種城市規劃思想。

遼上京臨潢府分為了兩部分，北部是皇城，南部是漢城，皇城里邊不僅有宮殿，還有一大片的氈帳區，屬于是現代和傳統相結合了，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空間邏輯，卻能在一個城市里共存下去。

說了這么多，作者最后還想要總結幾個契丹政權的世界級別的成就。

第一，是契丹的喪葬藝術。

契丹人常用薄金片錘鍱出死者生前的面容，再用細銀絲編織成網衣覆蓋全身，也就是遼代墓葬中出土的那種金屬面具與銀絲網絡。

漢代的玉衣，是用玉片和金絲編綴，契丹的銀絲網絡則是用特別細的銀絲編織出來的非常柔軟的像衣服一樣的東西，不僅更貼合身體的形態，工藝難度也更高，別說漢代沒有，就是在中世紀的歐洲，伊斯蘭世界，印度，美洲，都找不到類似的東西。

人生在世，誰能永生？誰不會死？我們到最后都要面臨這個問題，那在喪葬藝術這個人類文明的普遍主題上，遼代貢獻了一種完全原創的，不可替代的表達方式。

第二，是南北面官制度。

當十一世紀的歐洲還在為教權和王權之爭混戰的時候，當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國正在分裂的時候，契丹人已經創造出了一套成熟的，能夠同時管理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多元治理制度。

這套制度超越了后來的元朝，元朝的疆域更加廣大，但在治理上遠不如遼朝精致，元朝更多靠的是軍事威懾和分封制，而契丹人是系統性的建設了雙重官僚體系，雙重法律體系，雙重禮儀制度。

我們說羅馬帝國也統治著多元民族，但它的策略是“羅馬化”，就是要強迫被征服者接受羅馬。

在世界政治制度史上，遼代的南北面官制，是古代帝國處理多元治理問題最成功范例之一。

（蒸餾酒）

第三，是在遼代晚期，中國古代就已經出現了制造蒸餾酒的作坊，這意味著中國高度白酒的歷史很可能要從遼代算起了，時間又往前提了。

我們都知道，西亞地區，特別是波斯地區，也就是伊朗一帶，是世界上最早掌握蒸餾酒技術的地區之一，考古學家還在美索不達米亞發現了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的蒸餾器，但這種蒸餾器最初主要用于提取香精，制作香水，而不是釀酒。

到了公元八世紀到九世紀，阿拉伯世界的煉金術士們，比如賈比爾·伊本·哈揚，就已經掌握了蒸餾葡萄酒來制作醫用酒精的技術，那這種技術隨著阿拉伯帝國的擴張就傳播到了中亞，進而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了中國。

所以，契丹人完全有可能通過草原絲綢之路接觸到這種蒸餾的概念，那么從遼代晚期出現蒸餾酒，就是在西域蒸餾技術成熟幾百年后，說遼代的釀酒技術受到啟發，是合理的。

為什么說是啟發，還不是照抄呢？

因為在遺址（吉林大安酒廠）發現的不是西域的蒸餾器，而是遼國本土制造的鐵質蒸餾器，這說明契丹人他不是在使用進口的產品，而是自己學會了這門技術，而且自己生產設備。

想一下，中國酒文化如此源遠流長，蒸餾酒技術沒有出現在北宋那樣手工業，工商業高度繁華的政權，為什么反而出現在了遼朝呢？

馬克思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說：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需求刺激生產，而生產會刺激技術革新。

北宋的確手工發達，商業繁榮，城市經濟高度發展，《清明上河圖》里的酒樓茶肆鱗次櫛比，北宋的酒類需求也很大，但是北宋的酒類消費，有幾個特點：

一是消費主體是市民階級，飲酒講究雅致，講究適度，文人詩酒唱和，講究的是微醺而不是大醉。

二是北宋的酒，主要是黃酒，果酒，米酒，酒精含量很低。

三是宋代有一個榷酒制度，酒是朝廷專賣，民間不許釀酒和販賣，朝廷更傾向于控制產量，穩定稅收。

（北山酒經）

換言之你要在這個環境里搞技術，研究蒸餾酒，你得不到支持，北宋有個叫做朱翼中的人寫過一本《北山酒經》，這代表北宋人民也研究酒的技術，但他們的方向就不是烈度酒，而是發酵和酒曲。

遼朝就不一樣了，契丹人好酒，從皇帝到百姓，從禮儀到日常，酒無處不在，契丹人可以說是嗜酒如命，遼世宗，遼穆宗，遼景宗，遼興宗，經常酗酒誤事，甚至為之喪命。

這種全民性的，高頻次的，已經成了儀式化的飲酒習慣，對白酒構成巨大且穩定的消費需求，而且契丹人講究豪飲，速醉，要喝的痛快，喝的爽，那怎么辦？那就必須提高酒精濃度——研究蒸餾酒唄。

當然，遼朝也有榷酒制度，但架不住濫酒酗酒的風氣已經到了制度，都無法攔住的地步...

參考資料：

《遼史》

《遼實錄》

《遼史紀事本末》

楊軍.中原王朝對契丹政權的影響.歷史研究,2025

張明星.鮮卑與契丹：基于喪葬文化視角探賾對漢文化的認同.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