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從哈軍工畢業分配到東海艦隊，為戰臺風省水而剃成光頭

1969年十二月的松花江面已封了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五系的學員們卻在操場上做著海上信號旗的訓練。軍號一響，人群里那個叫徐鳴的高個子立正站穩，他心里清楚，再過半年，生活的底色將由白雪改成深藍。畢業名單很快下發：東海艦隊后勤輔助船大隊，地點寫著“上海北外灘·揚子江碼頭”。同窗湊過來拍他肩膀，“小子，海里可比江里難熬，你可要撐住！”徐鳴哈哈一笑，卻攥緊了口袋里那本還帶著墨香的《艦艇輪機管理》。

六月初抵滬，空氣混著潮氣和煤煙，悶得人直冒汗。六名新晉少尉各領一紙命令，分上不同的油水補給船。徐鳴的去處是一艘排水量兩千多噸的“微山湖”號，舷側編號“海油405”。這條船被歸在“輔助”序列，艙室卻并不寬裕：十來平方米擠八張三層鋪，上層擦舷窗的是班長，中鋪給老水兵，最底下一抬頭只見鐵皮的空隙，輪到新人。夜里悶熱，只有巴掌大的電風扇吱呀吱呀地轉，難得刮風時，一半人摸黑鉆到甲板睡一夜，第二天再裝作若無其事歸隊。

對吃喝也不能挑。廚師把菜盆往甲板上一擺，幾條長龍提著搪瓷盤子排隊。米飯、咸菜、南瓜湯，三個格子分門別類。夏天吃著出汗，冬天擠進艙底的長桌旁吞下一縷熱氣。洗澡更是奢侈——熱天拿水龍頭沖一沖算完成任務，冷風呼啦的日子只能排隊上岸澡堂，往返一趟半天就沒了。軍艦不靠碼頭便斷水，一桶淡水恨不得掰成兩半用，城里兵不習慣，農村兵卻能把肥皂都掰成小塊省著。

在哈軍工，輪機專業把教材講得天花亂墜，真刀真槍上艦才知“海軍”二字分量幾何。那時的心臟機艙遠沒實現自動監控，每隔十五分鐘就得手抄油溫水溫和轉速。悶嚷的柴油機轟鳴不止，空氣混著機油味，嗡嗡作響，讓人連方向都分不清。船體剛一進外海，山一樣的浪頭撲來，甲板不斷起伏。輪機兵卻沒有風景，只能靠立姿判斷船身搖晃。一次大修搞到深夜，大家爬出艙口，看見月亮冷冷掛在桅桿尖，才想起已經連軸轉了二十個小時。

1970年秋，新兵實習期滿，多數同屆調去機關或岸基，徐鳴卻留下，成了正式輪機兵。頑固的“旱鴨子”如今敢赤腳踩著滑膩的甲板檢查冷卻水管。連云港一役讓他第一次直面恐懼。當時船隊頂著八級東北風出長江口，主機海水泵突然止轉，動力全失。政委一句“別慌，先綁好”，便帶頭鉆進機艙。一個小時，汗水和海水混成一股線，等轉子重新啟動，舷側兩只潑滿嘔吐物的水桶說明了局勢的狼狽，卻也證明了輪機班救船成功的價值。

緊接著的1971年七月，南海生成的九號臺風北上。大隊指令所有油船向象山港內避風。彼時“微山湖”油虎大肚已空，淡水只剩五噸，折算下來全船若按平時用量撐不過三日。船長下口令：人發一杯水，洗臉兼刷牙，禁止洗頭洗澡。為防痱子，干脆集體理成光頭。“這頭剃下去，水就省一半。”理發兵舉著推子調侃，眾人哈哈，旋即各自埋頭，黑發紛紛落甲板。

進入象山港深處，船在10 號水鼓栓緊。夜幕降臨，風眼逼近，雨線犁過海面，能見度瞬間歸零。舷窗封死，所有水密門封閉，甲板被鎖得滴水難進。半夜，錨鏈被狂浪拉成弓形，鋼纜出現脈動，隨時可能崩斷。兩名老班長自告奮勇下水加固。“拽緊纜繩，別松手！”一句嘶吼后人影沒入浪里。幾分鐘像幾個世紀，一繩甩出，兩條身影被硬生生拖上船時，護甲全破，肩膀青紫，咸腥的海水混著血泡沫流進艙底，卻換來了船體的平穩。

臺風過境后三日，陽光終于照進舷窗。木凳椅子紋絲未動，說明那晚事先的“綁纜”發揮了作用。淡水壺見底，大家排隊等著領第一罐補給水，剃光的頭皮在曦光里泛亮。艦內廣播突然傳出命令，解除戰臺風警報，全船整理裝備，準備返滬。甲板上響起哨聲，人群收拾繩索、檢查閥門，一切回歸日常。

那場剃頭行動后來被當作節水典范，寫進了大隊簡報。可在徐鳴心里，更深的印記是海軍生活的另一面：孤懸海上時，任何機構和榮譽都離得很遠，能依靠的只有同艙戰友和緊急演練里熟到下意識的動作。正因如此，他對同學楊玉煥的遭遇格外感同身受——1972年二月，“東運201”在長江口與商船相撞沉沒，十幾名官兵圍著單薄救生筏苦撐四十多分鐘，終救回絕大多數兄弟，卻再也呼不醒兩位戰友。楊玉煥把木板讓給水性差的弟兄，那年他二十四歲，后來獲三等功。

七十年代中后期，中國海軍開始引進自動化設備，機艙逐步改造。徐鳴成了技術員，又做助理員、機修廠副廠長。1980年，他參與了某型艦柴油機遠程監控實驗，第一次讓輪機兵從每刻填表的噩夢中解放。到1989年脫下軍裝轉業進上海外經系統時，頭發已花白，但說起那顆臺風夜剃得锃亮的光頭，仍忍不住搖頭，“那一杯水，真能救命。”

2005年退休后，他整理舊日航海日志，不時拿給小輩們看。日志扉頁寫著一句鋼筆字：若有一天海浪平靜，請記得曾有人為此剃去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