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立遺囑，從“避諱”到“掌控”

“在30歲的生日這天，我選擇立遺囑。”網友小七在社交平臺發布了一條動態。小七不僅明確了工作八年來攢下的存款歸屬，還特意為養了多年的寵物指定了新的“鏟屎官”，并預留了一筆飼養費。此外，他還希望將自己的相機、電腦、游戲賬號以及游戲裝備分別贈與好友，書籍則捐贈給公益機構。“如果意外先來，這些就是我存在過的痕跡。”小七這樣解釋他的決定。

小七的選擇并非個例。中華遺囑庫數據顯示，立遺囑人群平均年齡連續13年降低，2025年，30歲以下立遺囑人數較2024年增長42.3%，立遺囑人群年輕化趨勢顯著。

年輕人為何早早思考身后事？這一現象背后，反映了怎樣的生死觀？

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遺囑庫北京西城分庫項目負責人王賀認為，立遺囑人群年輕化，反映出年輕人生死觀從回避死亡變為坦然面對、理性規劃，將立遺囑視為對自己和家人的負責，同時也是自我意識從被動接受變為主動掌控，通過法律工具明確自身意愿，掌控人生走向。在財產構成上更多元化，虛擬財產成“標配”，涵蓋游戲賬號、短視頻賬號等，遺囑中會明確賬號信息與歸屬。此外，器官捐獻、個性化喪葬安排等內容也常出現在年輕人遺囑中。

數據背后的年輕面孔

曾幾何時，“遺囑”是垂暮之年的專屬，提及它總帶著一絲沉重與避諱。如今，越來越多年輕的面孔正在打破這一傳統認知，將遺囑視為一種理性的“生前規劃”。

2025年5月，網友小七在30歲生日當天立下遺囑。他坦言，聽聞身邊有朋友因意外事故離世，再加上相關新聞報道的案例，讓他意識到，意外與年齡無關。“立遺囑不是悲觀，而是為了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既是對自己生命的尊重，也是對家人的負責。”小七說，“在我父母那一代，都很忌諱討論‘死亡’。但我們這一代，和朋友可以很自然地探討，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在了，數字遺產該怎么處理、牽掛的事物該如何安置。”

小七告訴記者，像他一樣訂立遺囑的年輕人并不少見，大家都將其視為一份合法、可靠的保障。

記者在社交平臺檢索相關關鍵詞，年輕人對身后事的討論呈現出多元視角：有人仍秉持傳統觀念，應當懂得避讖，不應隨意提及；但也有網友表示，提前整理人生、安排身后事，是為了卸下心理負擔，更輕松地活在當下。

而年輕人討論的遺囑內容，早已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財產分配，充滿了個性化與人文氣息：“我的遺照已經選好了，是笑容最明媚的那張”“如果真有那一天，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向大海，去看看我沒來得及踏足的遠方”“希望我能悄無聲息地離開，所有財物全部捐贈，留給需要的人”……

近日發布的2025年中華遺囑庫“十大典型案例”中，一名00后的案例也引起關注。22歲的馮先生剛參加工作不久，自幼受姐姐悉心照料，工作后姐姐也多次為其排憂解難。為回饋這份親情，同時讓姐姐獲得長遠保障，他預約中華遺囑庫辦理遺囑，明確將自己的工資存款全部留給姐姐，此外還特意將使用7 年的游戲賬戶納入遺囑分配范圍。馮先生表示，不擔心自己遭遇意外，未來會繼續往賬戶存錢，這份遺囑既是對姐姐的感恩，也是想向社會傳遞遺囑作為法律工具的重要性。

這種觀念的轉變在數據中得到了印證。根據2025年中華遺囑庫白皮書數據，在2021—2025年間，遺囑訂立累計預約量總體呈穩步上升趨勢，截至2025年底累計預約量高達675537份，主要原因是人們立遺囑的意愿逐漸增強，遺囑觀念逐步在國人心中得到廣泛認同。立遺囑人群平均年齡連續13年降低，2025年，30歲以下立遺囑人數較2024年增長42.3%。

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遺囑庫北京西城分庫項目負責人王賀接受上游新聞采訪時表示立遺囑人群年輕化趨勢顯著，30-39歲群體占比穩步上升，已成為中青年核心。2025年該群體占比3.26%；40歲以下群體占比達4.59%。咨詢量和登記量更是爆發式增長，“00后”立遺囑人數2025年已突破200人，立遺囑平均年齡持續下降。

中青年立遺囑人群年齡分布圖。圖片來源/2025年中華遺囑庫白皮書

遺囑內容多元化 數字遺產被列入遺囑

白皮書顯示，提前立遺囑的年輕人有著鮮明的群體特征，其財產構成與傳統遺囑相比差異顯著。從中華遺囑庫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不同年齡段的立遺囑人，優先選擇的繼承對象有著較大差別。30歲以下的立遺囑人群中，77.37%會選擇將財產留給父母繼承——這與他們大多處于未婚狀態、或正處于組建新家庭的階段密切相關。而當立遺囑人成家立業后，選擇將財產留給子女或配偶的比例會逐漸遞增。

在財產構成上，年輕人的遺囑內容更多元化，打破了傳統的“房產+存款”模式，股票、保險、虛擬財產等均被納入其中。其中，最明顯的變化是虛擬財產成為年輕人遺囑中的“標配”，涵蓋游戲賬號、短視頻賬號、社交賬號等，遺囑中會明確賬號信息、歸屬人等內容。其次，寵物安排成為年輕人遺囑中的特點之一，不少年輕人會在遺囑中指定寵物監護人，并預留飼養資金，體現情感關懷。此外，器官捐獻、個性化喪葬安排等充滿人文溫度的內容，也常出現在年輕人的遺囑中。

所謂虛擬遺產，又稱數字遺產，是指自然人死亡后遺留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在的、具有經濟價值或情感價值的信息資源，兼具財產性與人格性的雙重特征。其中，財產型數字遺產包括虛擬貨幣、游戲裝備等具有經濟價值的數字資產；人格型數字遺產則涵蓋社交賬號、聊天記錄等承載個人隱私與情感記憶的信息。隨著數字生活普及，虛擬財產已成為年輕人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CNNIC發布的第5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5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1.25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80.1%。而這些數字記憶，隨著所有人的離去而變成數字遺產，區別于實物，這類遺產的處置具有特殊性。

小七的遺囑正是如此。按照他的遺囑，工作八年來攢下的存款全都歸父母所有，養了三年的小狗則交給堂弟照顧，并預留了一筆飼養資金，將自己的相機贈與指定的朋友。曾經拍過的照片和視頻則留給父母，“我暫時還沒有能力帶著父母出去旅行，如果有意外，希望這些照片能讓父母也看一看我曾經看過的世界。”

而他的電腦、游戲賬號及賬號內的裝備，則分別贈予不同的好友，書籍則全部捐贈給公益機構。“如果意外先來，我的數字遺產存在于網絡上，若不寫入遺囑，最終可能無人知曉、無力處置。把它們寫進遺囑，既是妥善處置自己的財產，也是留住我存在過的痕跡。”

部分網友關于立遺囑的觀點。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遺囑意義的根本轉變

對于當代年輕人而言，遺囑的意義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它不再是普通的財產分配工具，而是一種“生活掌控感”的載體，一種“負責任”人生態度的具體體現。當年輕人能夠平靜地討論死亡、從容地安排身后事，體現的不是一代人的悲觀，而是他們更加成熟、更加負責、更加從容的生命態度。

王賀將年輕人立遺囑的核心驅動因素總結為四點：一是風險意識提升，年輕人深刻感知意外無常，主動通過遺囑規避風險；二是財產形態多元，虛擬財產、知識產權等增多，需通過遺囑明確歸屬；三是家庭結構變遷，晚婚、不婚、丁克等群體增多，繼承需求更明確；四是社會觀念轉變，年輕人不再回避死亡，將遺囑視為理性規劃。

例如，在王賀過往接觸的案例中，33歲獨居互聯網產品經理小林，不婚無子女，擔心財產被弟弟爭奪、寵物無人照料、短視頻賬號無人接管，于是訂立遺囑，將房產存款留給父母、虛擬財產留給閨蜜，預留寵物飼養資金，并指定閨蜜為意定監護人，緩解了財產旁落、寵物無依的焦慮。

“通過提前規劃財產歸屬、生前照護（如結合意定監護）等，年輕人將不確定的未來變為部分確定，這能有效緩解焦慮，獲得內心安寧，讓年輕人感受到自己是人生的主人。”王賀說。

這份“掌控感”，也體現在對家人的愛與責任上。對自己，是尊重個人權益、實現人生意愿；對家人，是避免糾紛、保障家人生活；對在乎的事物，是妥善安排寵物、虛擬財產等，體現愛心與責任。這種轉變也反映了年輕人價值觀的進步，他們不再被傳統觀念束縛，將遺囑視為理性人生工具，甚至主動普及遺囑知識，傳遞責任意識。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年輕人主動立遺囑被視為一種更成熟的生命規劃意識，但據中華遺囑庫實踐，年輕群體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不少理解上的偏差。例如有少數年輕人為追求特立獨行、跟風打卡立遺囑，存在明顯認知誤區：一是將遺囑視為潮流符號，忽視其嚴肅性和法律效力；二是不了解法律規定，認為只要寫了就是有效遺囑；三是對立遺囑目的認知不清，忽視其保障權益的核心價值；四是認為立遺囑一勞永逸，忽視動態調整。

王賀認為：“立遺囑本身值得肯定，但需出于理性，真正實現保障自身與家人權益的目的。”王賀提醒，樹立正確觀念，重視遺囑的法律效力，理性立遺囑，不盲目跟風；其次，立遺囑前咨詢專業人士，了解法律要求，避免遺囑無效；第三是結合自身情況，制定個性化規劃，貼合實際需求；此外定期審視調整遺囑，妥善保管，確保與自身意愿一致。

上游新聞記者 張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