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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顧 蘇
沈寅的長篇小說《西津橋 東津渡》,以1949-1979年的江南水鄉為背景,描摹西津橋、東津鎮百姓的生活變遷。書中有大量吳語方言的運用,它絕非簡單的語言裝飾,而是其“詩意語言”建構中不可或缺的有機部分。方言在長篇小說中建構“在地詩意”,體現了一種深層的文學追求:即超越標準語有時難免的抽象與通用性,去捕捉和呈現那些唯有在特定水土中才能孕育的、更為精微與本真的“在地詩意”。這種詩意,不是漂浮于文本之上的修辭技巧,而是從生活的土壤深處生長出來的語言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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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不可復制的“地方感”,是方言賦予這部小說最顯著的地理標識。標準語描繪的風景是“通用”的,而方言描繪的,才是“這一個”。作者用當地的特定詞匯來對話:“萬萬覅囥床底下”“短辰光朆動出腦筋”“厾茅坑、埋灰堆,到辰光掏糞澆水、挑灰育秧,板定露眼,厾進湖里,亦有捉魚人,大面上厾脫了”。他不僅僅是在使用詞匯,更是在調用一整套與這個地方緊密相連的生活方式、歷史記憶和空間感知。“酸汪汪、辣蓬蓬、臭潃潃的腌莧菜水蠻開胃的”——其質感和力量、形態與它所承載的文學感染力,是標準語無法表達的。方言詞如同一個個精確的地理坐標,將敘事牢牢錨定在這片土地上,構建了一個無法被異地復制的、呼吸著的文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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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物的靈魂在方言中顯形,是實現“血肉化”最有效的途徑。人物的語言即其靈魂的肖像。“說的朆錯,我勒嶺上兜過來,?到低壩前,借口吃香煙,瞡了瞡身背后,看阿有野眼烏珠盯牢勒嗨”——通過這樣的語言,就能知道人物的籍貫、階層、教養。方言是他們無法剝離的社會皮膚與文化胎記。最私密、最真摯的情感,往往在一個人不假思索地使用母語時,才能得到最淋漓盡致的表達。無論是阿三哄女兒時哼唱的民間歌謠,還是市井街坊間的俚語笑罵,那種情感的粗糲、溫熱與直接,是經過標準語“翻譯”后會大大損耗的。方言,讓人物的喜怒哀樂從“被描述”變成了“自呈現”,從而獲得了更強大的藝術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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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活著的“語言化石”,承載著地方集體記憶與無意識,在時間的地層中埋下詩意的密碼。一個古老的方言詞,可能攜帶著數百年前先民的智慧、禁忌與世界觀。在小說中運用這些詞匯,就如同在敘事的地層中埋下了時間的密碼。它們讓當下的故事與悠久的歷史產生了隱秘的回響,極大地拓展了小說的歷史縱深感。這種詩意,是一種“時間的厚度”。特定的民俗、儀式、思維方式,往往保存在特定的方言表達里。通過方言,“出山水勿甜的,一股毛湖水氣……兩家子的眼烏珠,覅像黃鼠狼的賊眼一樣團圝轉”“聽勿懂的呆木?倲人,亦會朝上頭想”——吳海源的眼睛,笑得像切開一個小口的洋蔥。作者得以將一種地方性的生活哲學和世界觀,原汁原味地嵌入文本,使得小說的“詩意”不再是浮泛的抒情,而是有了堅實的、可考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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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的“陌生化”,是方言賦予非本地讀者的一種審美饋贈。讀者在遇到不熟悉的方言詞時,標準語帶來的流暢閱讀體驗會被暫時“阻拒”。這種短暫的停頓,迫使讀者放慢速度,去咀嚼、品味這個詞的發音、質感與可能的含義。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詩意的生成機制,它讓語言從透明的“工具”變成了可以被凝視、被欣賞的“客體”,增強了讀者對語言本身的審美自覺。這種恰到好處的陌生感,會激發讀者的想象力去填補理解的空白,從而參與到文本意義的共創中。這種經由努力后獲得的理解,往往比直接獲取的標準信息更具韻味,也更能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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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津橋 東津渡》中,方言的妙用,在于它成功地構建了一種“根系的詩意”。它讓小說的語言世界從標準語的“平原”上隆起,成為一座有著獨特地貌、氣候與生靈的“語言山川”。它不僅是工具,更是內容本身;不僅是風情點綴,更是小說的靈魂與骨骼。通過方言,作者不僅講述了一個關于特定地方的故事,更讓這個地方本身,以其最本真、最富生命力的方式,在語言中開口說話,成就了一種深沉、厚重、無法被復制的文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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