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校方出手：教授絕食38天后被停職！竟只因反對助戰(zhàn)加沙

外界認為，大型科技公司在以色列對加沙的軍事行動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這促使理工科學生開始組織起來，呼吁建立一個更具倫理道德的科技行業(yè)。

過去，理工科畢業(yè)生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工作趨之若鶩，但如今情況已大不相同。自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展開軍事行動以來，其高度依賴由谷歌、亞馬遜和微軟等昔日“夢中情企”開發(fā)的人工智能與監(jiān)控系統(tǒng)。

如今，許多學生和科技從業(yè)者對參與強化以色列軍事機器的前景感到不安。他們正齊心協(xié)力，試圖在科技領域構建另一種未來。

位于這場組織運動核心的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生，這里距離硅谷僅有數(shù)英里之遙。2025年8月27日，該校電氣工程與計算機科學系講師高培林發(fā)起了一場無限期絕食抗議，以此反對在以色列對加沙的軍事行動中濫用科技手段。

這場絕食抗議持續(xù)了38天。抗議者要求校方承認其在以色列對加沙及約旦河西岸的軍事行動與占領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承諾切斷與美國軍方的物資或資金聯(lián)系。此外，他們還呼吁學校將符合國際人權法的倫理標準制度化。

盡管高培林因健康原因暫停了絕食，但他的訴求凸顯了加州大學系統(tǒng)長期以來與軍工復合體的深度糾葛。2024年5月，加州大學系統(tǒng)披露其在某些資產(chǎn)上投資了320億美元，而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者一直呼吁校方從這些資產(chǎn)中撤資。

從2005年到2022年，加州大學各分校的研究項目共獲得了56億美元的資金支持。這些資金主要來自美國國防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雷神公司、通用原子公司、波音公司以及以色列國防部。數(shù)據(jù)顯示，在2017年至2022年期間，加州大學各分校累計獲得了1428項由軍方資助的研究撥款。

“我們所創(chuàng)造的技術背后隱藏著許多道德問題，它們究竟是被用于造福人類，還是被用于占領、種族隔離和軍事屠殺？”高培林表示。

他指出，這些爭議正發(fā)生在谷歌、亞馬遜和微軟等學生們夢寐以求的企業(yè)中，也與學校的投資流向密切相關。“當你保持沉默時，實際上就是在做出一種政治選擇，表明你默許這一切的發(fā)生。”

在絕食抗議期間，伯克利分校的師生們紛紛加入高培林的行列，開展了為期一天的聲援罷課行動。部分學生還自發(fā)成立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理工人”組織。

該組織一直致力于倡導將科技勞動用于社會公益，而非國家暴力。他們邀請前科技從業(yè)者舉辦宣講會，并組織互助活動以支持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

在高培林宣布絕食抗議一個月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向特朗普政府提交了一份包含160名師生的名單，外界指控這些人員參與了聲援巴勒斯坦的組織活動。高培林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發(fā)言人丹·莫古洛夫在發(fā)給《國家》雜志的電子郵件聲明中寫道，學校“始終堅定不移地致力于保護言論自由和觀點的多樣性”。

然而在同年12月，校方管理層以“將教室濫用于政治宣傳目的”為由，對高培林做出了在2026年春季學期停薪留職的處罰決定。

自其被停職以來，“支持巴勒斯坦的理工人”組織發(fā)起了一封“要求恢復高培林職務的公開信”。目前該信已收集到近2000個簽名，簽署者主要為教職員工、學生以及社區(qū)成員。

“我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作為頂尖研究機構的印象已經(jīng)大為改觀，”該校學生、“支持巴勒斯坦的理工人”成員莉拉·梅塔哈維茨坦言。

梅塔哈維茨將這種觀念的轉變歸因于一種日益深刻的認知。她發(fā)現(xiàn)，學校的大量研究被直接用于改進炸彈、飛行器和面部識別系統(tǒng)，而這些技術正是以色列和美國政府用來直接針對巴勒斯坦人和無證移民的工具。

為了推動問責制，“支持巴勒斯坦的理工人”的活動人士一直在其網(wǎng)站上匯總有關加州大學財務狀況的研究報告。他們繪制了學校的投資版圖，列出了教職員工的工資清單，并開發(fā)了一個可搜索的“抵制、撤資與制裁”名單。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生、該組織成員斯蒂芬·沖田認為，讓這些研究數(shù)據(jù)更加公開透明，是維持撤資運動生命力的關鍵所在。

“當校園扎營抗議發(fā)生時，我第一次感到我們確實有希望帶來真正的改變。”沖田表示，“因為我們能夠將矛頭直指資金流向，而這正是任何社會運動都需要瞄準的核心目標。”

在伯克利分校，“支持巴勒斯坦的理工人”與阿卜杜·穆罕默德等前科技從業(yè)者共同舉辦了宣講會，向學生揭示大型科技公司在種族隔離政策中所扮演的共謀角色。此外，他們還舉辦了替代性職業(yè)宣講會，為科技領域的就業(yè)提供不同的可能性。

2024年，穆罕默德因與“拒絕為種族隔離提供云服務”組織的成員一起，在微軟總部外為巴勒斯坦人組織守夜活動而遭到解雇。

“每一位計算機科學專業(yè)的學生在決定去哪里工作之前，都需要深入了解科技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因為我們在學生時代接收到的唯一信息就是‘科技向善’。”穆罕默德聲稱。

他進一步指出：“科技確實可以造福社會，但我們從未被告知它也可能作惡。在很多時候，科技往往淪為作惡的工具。”

為了支持符合倫理的替代方案，“科技助力巴勒斯坦”孵化器通過營銷推廣、導師指導、資金支持和網(wǎng)絡資源等形式，扶持那些直接或間接聲援巴勒斯坦的項目和初創(chuàng)企業(yè)。

由巴勒斯坦裔澳大利亞企業(yè)家伊薩姆·希賈齊創(chuàng)立的社交媒體平臺就是該孵化器支持的項目之一。這款應用程序致力于打造一個沒有隱形限流和審查制度的平臺，目前其全球用戶數(shù)量已突破250萬。

“科技助力巴勒斯坦”還與前科技從業(yè)者合作，為工人和學生提供組織渠道。前谷歌員工哈桑·易卜拉欣曾在谷歌紐約辦公室參與“拒絕為種族隔離提供科技”靜坐抗議時被捕并遭解雇。

如今，他開始構建名為“科技促進解放”的網(wǎng)絡平臺。該平臺旨在為科技領域的學生和學生組織者提供資源，幫助他們與前科技從業(yè)者建立聯(lián)系，從而在該領域構建符合倫理的替代方案。

易卜拉欣表示：“‘科技促進解放’正試圖做的一件事，就是說服學生們保持這樣一種觀念：組織運動并不會隨著畢業(yè)而終結。”

盡管面臨著校方與外界的強力打壓，學生和科技從業(yè)者仍在繼續(xù)組織抗爭。對于高培林而言，對自由未來的堅定信念與現(xiàn)實需求，始終是他前行的道德指南針。

“正如當下許多其他社會正義議題一樣，通往另一種未來的道路必然要經(jīng)過巴勒斯坦。”高培林指出。

他認為，對于這些科技公司和大學來說，巴勒斯坦問題無疑是一塊試金石，檢驗著它們究竟愿意為何種價值觀挺身而出。“我們之所以有這么多人在這里組織起來，甚至不惜押上自己的職業(yè)生涯或身體健康，正是因為巴勒斯坦人民所展現(xiàn)出的持續(xù)堅定與頑強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