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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南港演講,來了好多新老朋友,包括王德威、王汎森等大咖,偌大的課室竟然坐不下,還在外面過道及會客廳同步直播。不是因為我學問大,或講題《被選擇與被遺忘的聲音——魯迅“出口”能否以及如何“成章”》特別出彩,而是“物以稀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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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后兩天,我又接受文哲所出品的學術類播客“人文來風”的專訪,主持人是前所長胡曉真博士,希望我講點花絮,于是有了“我的南港故事”。
我第一次來南港訪問,是參加題為“寫實之外”的學術研討會,時在1993年12月。那時兩岸學術交流剛剛起步。也正因為難得,歸來后,我撰寫了一組短文,包括初刊《南方周末》1994年3月18日的《風雨故人》,以及發表在《讀書》1994年第6期的《臺灣行》,日后二者合并,收入我的《書里書外》增訂版(三聯書店,2019)。
重讀舊作,不慚愧,但感嘆——那組短文線條粗獷,筆墨倉促,姿態很不優雅,但留下了堅冰融化初期的忐忑與驚喜,還是很難得。文章寫得不好,后人可以不屑一顧,但我自己卻極為珍惜那第一眼的感受。
此后多次訪問南港,印象最深的還有另外兩次,一次是2007年10月初,參加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中國近世的百科全書”學術研討會。那是中文版《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陳平原、米列娜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剛剛推出、英文版開始修訂與改寫的關鍵時刻。這可不是簡單的翻譯或潤色,而是幾乎推倒重來,以求適應英語學界的閱讀習慣與評價標準。整個過程十分艱辛,我由此對西方學者的認真與嚴謹,多了幾分敬佩。
那次會議有個插曲,我在《追懷米列娜》(《文匯報》2012年11月14日)中曾略為提及:“正式開會那天,剛好碰上大臺風,本地學者無法出席,外面來的學者,在米列娜和瓦格納教授的帶領下,借用旅館隔壁的會議室進行研討。走出會議室,狂風暴雨中,米列娜因雨傘被風刮走,連帶也摔倒在地上。可她笑嘻嘻的,爬起來繼續前行。那年,她已接近75歲。”如今,米列娜、瓦格納這兩位杰出漢學家均已仙逝,但其大著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Changing Ways of Thought(editor:Milena Dole?elová-Velingerová,Rudolf G Wagner,Springer-verlag,Berlin,Heidelberg,2014)卻在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時至今日,常見后學追隨其研究思路,借討論清末民初編纂出版的眾多辭書,來探究近現代中國的知識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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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讓我印象極深的訪問,是2018年12月下旬,我出席文哲所舉辦的座談會,發表《從“觸摸歷史”到“思想操練”——我看五四及五四研究》,同時為“海風山骨——陳平原、王德威書畫聯展”揭幕。那次“業余文藝活動”很熱鬧,活動現場真的是高朋滿座。沒想到此后,因各種因素,難以為繼。這回我重訪南港,之所以受到熱烈歡迎,也是因很多學人視之為“好兆頭”。
我來南港,只要時間允許,一般都會參訪史語所的“歷史文物陳列館”以及近史所的“胡適紀念館”。二者的體量及藏品不可同日而語,但“看望胡適先生”,對我來說,不是學問,是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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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的參訪,由近史所前所長黃克武親自導覽,我對這座1962年12月10日創立,由故居、陳列室及墓園三部分構成的專題場館,有了更為深切的了解。包括常設展的更新、專題展的布置、故居如何保護、觀眾怎么吸引,以及胡適全集的編纂進度等,很多細節,須親歷者才能真切體會與表達。那天恰好有好幾撥附近中小學的學生前來參觀,工作人員忙著招呼與講解,顯得有點嘈雜。紀念館面積本就不大,加上已來過好幾次,故匆匆瀏覽,就拜謁胡適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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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墓園1974年擴建為胡適公園,1994年初,我曾專門撰文介紹。后來讀1999年季羨林先生以88歲高齡應邀訪臺后寫的《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深深震撼,自愧不如。看來研究者與親歷者,體悟的深淺就是不一樣。我只是紙面文章,季先生則更多歷史感懷,二者不在一個層面上。這回的拜謁,學乖了,再也不敢舞文弄墨,只在朋友圈曬幾張照片,引來不少點贊。
原標題:《夜讀 | 陳平原:我的南港故事》
欄目編輯:華心怡 文字編輯:吳南瑤 史佳林
來源:作者:陳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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