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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8日深夜,一名懷有雙胞胎、孕期28周的美國籍孕婦在大邱突發早產癥狀。然而,從出現陣痛到最終進入醫院,整個過程長達約4小時,期間未能在大邱及周邊地區找到可以接收的醫療機構。最終雖抵達醫院完成手術,但雙胞胎中一名新生兒死亡,另一名出現腦損傷,目前仍在重癥監護中。
事件發生后,韓國急救醫療體系問題再次引發關注。根據報道,當晚急救人員先后聯系大邱地區7家大型醫院,均以“缺乏婦產科醫生”或“新生兒重癥監護設施不足”為由拒絕接收患者。救護車在出發點停留約50分鐘未能轉運,之后患者家屬自行駕車跨區域轉移,并在慶北、忠北一帶多次與急救系統接觸,但信息傳遞不暢導致時間進一步延誤。
從時間節點來看,患者于凌晨1時39分撥打119,約5時35分才抵達盆唐首爾大學醫院,期間經歷兩次與急救隊交接、跨區域轉運及多次醫院拒收。在最終送達時,孕婦已出現羊水破裂與血壓下降等危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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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件并非孤立個案。數據顯示,韓國急救醫療機構因“無法接收患者”而拒診的案例正快速增加。根據國立中央醫療院數據,相關案例從2023年的5萬8520件增加至2025年的11萬9990件,兩年間增長超過一倍,反映出急救系統承載能力持續下降。
從結構上看,高危分娩體系問題尤為突出。韓國地方地區婦產科資源持續萎縮,尤其是具備新生兒重癥監護(NICU)能力的醫院數量有限。部分地區甚至難以滿足基本分娩需求,更不用說處理早產、多胎等高風險病例。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具有多重疊加特征。首先,婦產科屬于高風險科室,醫療糾紛風險高、賠償金額大,導致醫師流失嚴重。其次,低出生率背景下分娩數量減少,醫院運營收益下降,進一步削弱相關科室的供給能力。數據顯示,韓國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0.7~0.8區間,醫療需求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
此外,法律與制度因素也在影響醫療機構行為。業內指出,在缺乏完整救治能力的情況下接收患者,一旦發生醫療事故,醫院需承擔較大法律責任。這使部分醫療機構在面對高危患者時選擇“回避接收”,從而在急救鏈條中形成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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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系統運行角度看,急救體系的核心問題在于“有調度、無承接”。119能夠快速響應并完成初期轉運,但當區域內醫療資源不足或信息不暢時,患者無法及時進入具備救治能力的醫院,導致黃金救治時間被消耗。
韓國保健福祉部已表示,將擴大急救轉運體系試點項目,優化區域間協同機制,以提升患者轉送效率。但從現有情況來看,問題不僅在于轉運流程,更在于高危醫療資源本身的不足。
整體來看,此次事件反映出韓國醫療體系在特定領域出現“結構性空缺”。在人口減少、醫療資源配置變化及法律風險上升的背景下,高危分娩與急救體系正面臨更為復雜的挑戰。這類問題若未得到系統性修復,類似事件仍有可能重復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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