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戰火紛飛，150多件伊朗國寶正在中國巡展

封面新聞記者 文康林

伊朗是個具有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有29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自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開始襲擊伊朗，持續不斷的戰爭使其文化遺產遭受重創，其中包括德黑蘭的戈勒斯坦宮（又譯古列斯坦宮、玫瑰宮）、薩德阿巴德宮殿群、伊斯法罕的四十柱宮等。

而與此同時，一批來自伊朗國家藝術博物館、阿巴斯博物館、玻璃與陶瓷博物館、德黑蘭大學穆卡達姆博物館與地毯博物館五大博物館的151件（組）珍貴文物正在中國巡展，已先后在四川大學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和內蒙古博物院與中國觀眾見面，帶領觀眾深入探尋波斯文明。

據悉，該批文物2025年1月25日亮相四川大學博物館，展覽名為“群星點亮的夜空——波斯文化藝術五千年”。最近一次公開展出，是以“流動的星河——波斯文化藝術瑰寶展”登陸內蒙古博物院，展出至今年3月31日，下一站展覽地暫未公布。

獅子是中伊交流的使者

黃金獅首授權環 攝影：封面新聞記者 李雨心

這批文物中有一件黃金獅首授權環，為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30年）的代表文物。授權環又稱“權力之環”，象征著權力的授予，授權時雙方各握一端。獅子在伊朗文化中被視作神和王權的象征，在這批來華展出的瑰寶中，從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理石獅首、青銅獅形御座腿，到薩珊王朝（公元224年-651年）的嵌金獅紋銀盤、青金石人首獅首紋黃金項圈，獅子形象的出現非常頻繁。

嵌金獅紋銀盤 圖據四川大學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青金石飾黃金項圈 攝影：封面新聞記者 李雨心

嵌金獅紋銀盤采用薩珊標志性的“火法鍍金”工藝，中心大圓框內雄獅盤踞，周圍6個小圓框內則環繞著鹿與公羊等動物。而那件青金石人首獅首紋黃金項圈更顯匠心，三顆碩大的青金石左右兩顆飾有獅頭，中間一顆刻畫著威嚴的人物頭像，專家推測為薩珊國王頭像。

獅子是中伊交流的見證者。我國本沒有獅子，漢代張騫通西域后，獅子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在文獻中又稱為狻猊、狻鹿、師子等。《后漢書》記載古代伊朗地區的條支國“出師子”，安息國多次“遣使獻師子”。

來通杯在中伊間“流動”

鳥形來通杯 攝影：封面新聞記者 李雨心

早在1萬年前，伊朗高原就出現了陶器。這批文物中有幾件陶來通，其中一件為公元12-13世紀的鳥形陶來通杯，其外觀造型為鳥，雙翅閉合、昂首翹尾，內部空心，背上開口。四川大學博物館副館長周靜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來通是古代歐亞大陸一種造型獨特、傳播廣泛的器皿，伊朗地區是來通的制作中心之一。從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薩珊王朝，是古代伊朗金銀器生產制作的巔峰時期，精致奢華的黃金來通杯大量出現。

來通杯 封面新聞記者 文康林 攝影

“來通”（Rhyton）一詞源自古希臘語，意為“流動”或“流出”。在宗教儀式、宴會慶典等重要場合，來通常作為酒器使用。大約在公元3-4世紀，來通傳入中國，在中國唐代較為流行，如陜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獸首瑪瑙杯、四川大學博物館收藏的唐代邛窯胡人抱角杯等，都是來通杯中的精品。

伊朗盛行的“仿中國瓷”

方形鳳凰云紋釉磚 圖片來自四川大學博物館網上展廳截圖

伊利汗國時期（公元1256年-1355年）的一件方形鳳凰云紋釉磚對中國觀眾來說有些眼熟，整個磚面是一只中國風的鳳凰，四周是中國常見的云紋和波浪紋，明顯可見中國元素在伊朗的影響力。公元7-8世紀，中國白瓷進入伊朗市場并廣受好評，伊朗陶匠開始仿制中國白瓷，通過刷裹本地的化妝土再燒制，形成獨特的“內沙布爾風格”陶器。

“內沙布爾風格”陶器 圖片來自四川大學博物館網上展廳截圖

從公元11世紀起，伊朗陶匠用白色黏土、玻璃粉末和石英砂合成砂玻陶土，由此制作的陶器胎體更精細，施釉工藝更加豐富多樣，品質接近中國瓷器，被稱作“仿中國瓷”。這批文物中如藍釉黑彩騎士陶塑、米納伊彩人物花卉銘文釉陶碗都出現了東亞面孔的人物，白釉藍彩描金人物花卉陶水煙壺外部釉下藍色彩繪圖案，是對中國青花瓷藝術的模仿。公元16-17世紀，伊朗工匠繼續仿造中國瓷器尤其是青花瓷、青瓷及其他單色釉瓷。進入18世紀后，伊朗本地制陶業無論在質量還是產量上都開始衰落，市場上充斥著從歐洲、中國和日本進口的陶瓷器。

波斯錦風行促蜀錦創新

波斯錦 圖片來自廣東省博物館虛擬展廳截圖

古老的波斯錦承載著波斯文明的卓越成就，以其獨特的圖案和精湛的工藝，向世人展現著古代波斯人的智慧。公元前1世紀，中國的絲綢就已輸出到了中亞、西亞和歐洲。薩珊波斯時期，波斯人也掌握了絲綢的織造技術，以波斯錦最為著名，并從公元6世紀起開始向中國境內返銷。波斯錦在織造技術上采用斜紋組織和緯線起花，圖案紋樣獨具風格，比較典型的是聯珠動物紋和花卉紋。

隋唐時期，波斯錦成為四川地區風行一時的新產品。四川大學博物館展覽與學術部主任陳長虹曾向媒體介紹，在這一時期，蜀錦生產開始仿照波斯錦的織造工藝和設計風格。

隋文帝對波斯錦十分喜歡，命成都人何稠研究制作，何稠指導生產的仿制錦比原品更加精美。唐代竇師綸將團窠聯珠動物紋與中國傳統吉祥花卉紋結合，創制出新的蜀錦紋樣，被稱為“陵陽公樣”。

織金錦成元錦主要品種

公元14世紀后，伊朗城市經濟逐漸復蘇，大不里土、亞茲德、卡尚等地開始大量生產精美的紡織品，生產技法有印染、織金等。織金是薩法維王朝（1501年-1736年）紡織業的頂尖技藝，在阿巴斯一世（1587年-1629年在位）時發展到頂峰。織工用金線或金箔包裹的絲線在布或絲綢上繡圖案，以顯雍容華貴。

波斯織金錦 圖片來自廣東省博物館虛擬展廳截圖

元代是絲綢之路最為壯觀的時代，元代絲織品（元錦）最重要的技法是流行織金技術。當時中國流行的織金技術分為兩種：一種稱為金緞子，是唐代時中國工匠就已掌握，并經由遼、宋、金進一步發展的本土傳統織金技術；另一種則是蒙古人西征過程中帶回的中西亞工匠（多為波斯工匠）傳播到中國的織金技術，稱為“納石失”（波斯語的音譯，文獻中也稱納失失、納石矢、納什失、納阇赤、納赤思等）。

南宋人陳元靚編的《事林廣記》，記載了元中書省每年新春貢禮中同時包含了納石失與金緞子，證明了二者并不相同。《馬可·波羅游記》中也可以見到，被稱為納石失的織金錦與一般的金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織金物。元代納石失織金錦主要由官方機構生產，用以制作貴族服飾，管理納石失局的人員也大都有波斯背景。

幾千年來，米底人、波斯人、希臘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土庫曼人先后登上伊朗高原，融合塑造出今天伊朗厚重而多元的藝術與文化。盡管這151組珍貴文物下一站暫未可知，保護這些流傳至今的物質文化瑰寶，是全人類共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