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君：數字權力的法理構造 | 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602

【作者】周尚君（西南政法大學科技法學研究院教授，法學博士）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6年第2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錄）。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揭示數字權力的性質、形態及其內涵，是邁向數字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基礎性理論問題。權力是在社會關系中具有支配作用的行動能力，長期以來一直是公法學研究的基本范疇。數字權力是基于源代碼、算法運行的計算網絡與作為算法決策基礎的大數據，在數字化決策力和運行基礎上自主創生的新型權力運作形態，亟須被納入法理范疇。需要注意的是，數字權力不能簡單等同于國家權力的數字化，或傳統社會空間中數字化的權力，而是以作為空間生產權的網絡權力、作為要素控制權的數據權力、作為技術決策權的算法權力、作為信息聚合權的平臺權力為基本形態的新型社會公共權力，它本質上是一種工業文明向數字文明轉軌過程中的權力形態。

關鍵詞：權力；數字化權力；數字權力；自創生權力

目次 一、引言 二、數字權力是公共權力 三、數字權力的基本形態 四、結論

一

引言

自古以來，信息與權力之間就存在著內在必然聯系。在中國古代社會，信息是施政的基礎，廣四方之視聽，決天下之壅蔽。傳統中國高度重視對信息渠道的經營和對信息內容的處理，儒家經典有大量關于“王言”的描述，“以文書御天下”是古代中國國家官僚制度的一個顯著特征。時至今日，信息的內容和載體都已經發生重要改變，幾乎所有的社會信息都已經成為電子信息，幾乎所有的社會信息傳遞都已經采取數字化方式。網絡社會理論家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說，“所有已知的社會都是以信息和知識為基礎并將其作為權力、財富和意圖的源泉”，“我們的社會是以扎根于信息技術中的權力為特點的，是一種全新的科技范式的核心”。當前，數字化信息技術的社會應用，已經深入拓展了信息與權力互動的邊界，改造了權力的空間場域、作用機制和監督機制，誕生了已廣泛分布在經濟場景和社會結構之中的“數字權力”。但是，對于數字權力是什么、不是什么，其性質、形態及其內涵，還遠未獲得有效的法理解釋。

當前，數字權力顯然躍出了公權力主體、憲法結構及其監督邏輯的公法經典領域。在權力主體上，數字權力的主體超越了國家公權力的主體范疇。數字權力的主體既有國家，更有平臺組織、企業法人、公民個體?！肮差I域私權力”與“私人領域公權力”交織存在。權力主體的多元化使建立于主權理論基礎上的公權力國家專屬性邏輯及其“自洽性”被重新解開，現代國家權力生產運行機制需要進行新的解釋。微軟人工智能首席執行官穆斯塔法·蘇萊曼（Mustafa Suleyman）就指出，難以遏制的技術浪潮引發的是大規模權力的再分配，造成權力集中化和分散化并行的矛盾局面。在權力結構上，數字權力超越了傳統“公共領域—私人領域”二分的規范結構。比如，擁有監督權、定義權以及影響相關者實質權益的數字平臺，無法用一般的“私權利”或“社會權利”概括其“權力”性質，數字平臺實際擁有的是“具有管理監督性質的私主體權力”。但是，“私主體權力”或“私權力”這一概念在語詞組合上就存在著明顯矛盾，用“私權力”指涉數字權力顯然消解了現代公法史上形成的“公權力”概念及其公私二分關系，甚至直指國家與社會二元契約論的邏輯虧空。在權力監督上，對數字權力的監督制約超越了“權力—權利”的約束關系。以公民權利來監督國家權力的傳統二分法無法應對復雜的新型權力機制的監督需求。因此，目前亟須破除對數字權力的各種模糊的理論想象和公私數字權力合作的大規模盲目擴張，在辨別數字化賦能加持或改造后的權力與自主生成的數字權力類型與機制的基礎上，系統梳理數字權力的概念、屬性、基本形態和規范公法法理，重新思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復雜關系，在社會事實基礎上發掘數字權力賴以運行的制度條件，并建立相應的法治約束。

二

數字權力是公共權力

對數字權力的認識，首先源于如何界定權力。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將權力界定為一種行動可能性，即“在一種社會關系內部某個行動者將會處于一個能夠不顧他人的反對去貫徹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可能性”。他將權力這個社會科學的“無定形”，從眾多難以界定的概念中通過經驗定性識別出來。韋伯還區分了基于利害狀態的支配和基于權威狀態的支配。后一種類型的支配奠基在支配者所要求的絕對服從義務上，而無視任何個人的動機或利害關系。對于經歷了“公共服務的概念正在取代主權的概念” 的現代公共權力理論而言，韋伯的定義實際上為人們重新理解權力預留了一條向社會領域和社會事實敞開的現實路徑，即不僅僅局限于從主權國家意義上理解“國家公共權力”。在主權國家之外，可以從社會關系及其社會屬性意義上理解“社會公共權力”，進而系統解釋數字權力所開啟的國家與社會的新的互動局面和形式。

（一）數字權力的概念界定

關于數字權力的既有解釋主要有三條進路：一是其認為數字權力是權力的新形態，可以界定為一種有別于公權力的“私權力”；二是其主張數字權力是公權力的數字化，與傳統公權力只是工具論意義上的差別；三是其表示數字權力是一種事實權力，而非規范權力，稱之為“權力”并不一定適當。

實際上，數字權力是基于源代碼、算法運行的計算網絡與作為算法決策基礎的大數據，在數字化決策力和運行基礎上產生的新型權力運作形態。作為一種新型權力，數字權力不等同于既有權力的數字化，比如數字政府建設中政府權力的數字化，或者數字技術強化了的國家權力。馬長山明確提出，數字權力是傳統權力體系之外的權力新樣態，是基于契約的二元論向“三方論”（即政府、社會、平臺三方）的轉型。實際上，雖然傳統權力的數字化使之實施強度和方式不同于傳統公權力，但它的性質仍然是傳統公共權力。在數字社會中，傳統權力將面臨要么被數字化從而具備更強行動能力，要么不被數字化從而逐漸失去行動能力的劣汰性選擇。被數字化后的傳統權力，仍然是一種傳統的國家公共權力，仍然是建立在契約理論基礎上主權權力的規范表達，只不過是被強化了的國家能力，需要發展出更加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正如賈恩弗朗哥·波齊（Gianfranco Poggi）所言，國家具有制定規則的自主能力，國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實施人口、領土、資源控制，是基于國家主權的一種規范表達。作為新型權力的數字權力，是一種基于網絡、數據、算法、平臺等要素，通過數字化技術而獨立自主創生的、能夠自主分配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的新的力量。

這種自創生的數字權力，是數字技術改造社會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和分配方式形成的，集中表現為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技術和控制力。與它相比，權力的數字化或數字化權力，是數字技術強化了的傳統國家權力，主要表現為一種權力賦能，是一種數字國家能力。數字權力目前雖然只是社會科學意義上的事實概念而非法定權力，是一種描述性的權力，而非規范論的權力；但基于科學技術支持的現實支配力量，數字權力已經強大到不僅可以強制性地支配個人、市場和社會，甚至形成了與國家權力相匹敵的單向強制性的權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鄭戈從私主體角度提出，“大數據基礎上的智能算法造就了新的權力形態，也呼喚著新的權利保護模式”。當前，數字權力已經具備法律意義上“公共權力”的大多數特征，諸如支配性、強制性、擴張性、排他性和權威性等，對應新權力形態的權利保護模式呼之欲出。

（二）數字權力的基本屬性

從社會關系角度解釋權力，數字權力的運行呈現出三重屬性：網絡屬性、行動屬性、強制屬性。首先，網絡屬性是一種社會關系屬性。作為一種社會關系中的力量，數字權力必然運行在一定的網絡結構中，數字權力和傳統權力一樣是作用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權力的實現同樣依賴權力行使者的意志和被權力行使對象的承認或服從。正因為如此，社會性也成了多米尼克·邁爾（Dominik Meier）批評亞里士多德的權力觀的主要維度。他認為亞里士多德的權力定義，僅僅“以成功且富有目的性的行動為基礎，這只能夠應用于僅存一人的世界”。其次，行動屬性即權力歸根結底體現為一種行動力，一種將意志轉化為作用力的能力，包括決策力、執行力、監督力等。韋伯的“權力”概念就是從具有實現自我意志的可能性能力角度展開的。在他看來，權力意味著一種實現自我意志的能力，它具有支配、強制的意涵。權力的疏離感就是處于被支配、被強制的狀態而不能實現自我意志的感受。

數字權力的實施，同樣是將意志力轉化為作用力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更多不是一種物理行為，而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思想和行為互動的過程。有學者將這種行為解釋為“定調權力”（conditioned power），包括對權威的認同、文化力量、信仰等。權力的強制屬性，意即權力的運行以強制甚至暴力為后盾，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權力的運行等于暴力。傳統主權理論的最大優勢就是將國家作為權力實施的合法機體和強大后盾。國家被認為是控制特定人口、占有一定領土的自主性權力組織，其自主性源自國家主權和自我制定規則的能力，基于主權理論的現代國家被認為是權力生產和權力運行的源泉。數字權力沒有改變將強制力作為實施后盾的基本屬性，但它改變了權力實施過程中對以暴力為主要特征的強制力的高度依賴。通過高度解析每個“單體”，數字權力發生作用的機制不僅可以做到高度精準、潛移默化，而且有望實現以解析權接管強制權。

（三）公共權力與準公共權力

根據行政法的經典邏輯，公共行政是根據法定權力展開的，而法定權力又是權力機關賦予公共行政機關的。雖然公共權力允許“附隨性”權力的存在，但行政法的目的是保證公共權力始終在法律邊界內行使，從而保護公民權利，防止權力濫用。也就是說，公共權力的邏輯前提是法定性。然而，事實卻是先有公共權力的客觀存在和實踐展開，才有納入法定軌道的規范性過程。規范建構往往是曠日持久的邊界試探和政治力量博弈的過程。因此，如果堅持從法定性前提出發，數字權力的公共權力屬性就始終無法得到正視。這是歷史事實與理論構造的邏輯倒錯。先有歷史，然后才有理論界定。如果沒有對歷史事實的認可，就沒有理論概念的界定和構造。所以，如果必須從法定化出發，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公共權力，數字權力屬于尚未被法定化的公共權力。

早在20世紀初，公法學家萊翁·狄驥（Léon Duguit）就提出，公共服務的概念正在取代主權概念。他認為，作為人格化主體所擁有的主觀權力的主權概念，無論是歐洲中世紀的君權神授觀，還是人民主權的公意學說，都缺乏現實的客觀依據，無法為權力理論建構起牢固的公法學基礎。他提出建立以社會事實為基礎的客觀法理論，即權力理論應當建設在以社會共存、社會團結和社會連帶這樣一些基本的社會事實基礎上。現實情境中，政府并非先天就是“集合性人格”的代表，只有在公共服務功能被充分實現的前提下才是合法的。“這些帶有宗教性質的、形而上學的信條已經逐漸衰落了。政府控制的權力如今不再是一項權利，而純粹是一項采取行動的權力?！睔v經一個多世紀，狄驥宣稱的主權概念必將被公共服務觀念取代的斷言，雖然并未在所有國家公共權力的觀念體系中完全兌現，但他從社會事實而非形而上學假說出發理解社會公共權力的努力值得被重視。

時至今日，數字權力作為客觀法意義上的一種基本的社會公共權力再次出現。以數字電商平臺為例，有人認為其與傳統的集貿市場、商業中心等市場組織、市場經營者沒有本質的區別。劉權敏銳地注意到，數字電商平臺已經承擔起了公權力機關才有可能承擔的“行政職能”，它們早已不再是提供居間信息服務的商業經營者，而是以保護競爭、管制價格、監控質量、披露信息等方式扮演著市場規制者的角色。劉權從“新的生產力組織者”角度，提出平臺的三項“準公共權力”，并通過這三項權力實現規制網絡市場的公共職能：一是立、改、廢平臺規則，行使“準立法權”；二是實施具體的管控措施，行使“準行政權”；三是在線解決糾紛，行使“準司法權”。然而，面對這一“準公共權力”，劉權采取了一種折衷主義的立場。平臺權力事實上塑造的是有組織的“私人秩序”，雖然具備組織性，但仍然是“私人性”的；同時，平臺權力明顯不是私人之間的民商事平等關系，其具有單方性和強制性。

因此，需要進一步解釋“準公共權力”的“準”之內涵。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數字權力絕非私權力，它具有非常明顯的公共性。“準公共權力”既是事實層面的認可，也是規范層面的過渡性表達。在事實層面，通過搭建數字化平臺、改造社會組織模式、規制市場行為等方式，數字權力承擔起了公共權力的許多基本職能，以數字行動能力推動著數字時代公共權力內涵和外延的不斷豐富與快速擴張。也就是說，事實層面不得不承認傳統公共權力概念的不敷適用。在規范層面，關于數字權力作為獨立公共權力的規范建構和公法約束尚未形成，亦未出現系統性、有組織的理論建構，數字權力的社會公共權力性質具有理論上的過渡性。而且，需要特別關注的是，部分自創生數字權力的行使者、平臺權力的實施者，目前主要依賴類似于私人特許的職能，或者探索公私合作主義的共治模式來實施有關公司業務，在數字權力實施過程中對權力規范建構和法治約束的需求同樣非常強烈。

三

數字權力的基本形態

新技術的社會化應用往往生產出新的權力形態和機制，這并不是一個新鮮話題。技術本身不生產權力，技術也不等于權力。掌握技術并將它運用于社會場景之中，也僅僅只是具備了生產權力的條件。然而，數字社會調整的不僅僅是社會生產力，更系統性地建構新的經濟生產關系和政治社會關系。數字時代的網絡技術、數據科學技術、算法規則、平臺控制模式等，為創生新的權力形態和機制提供了強有力的條件，構成了網絡權力、數據權力、算法權力、平臺權力等數字權力的基本表現形態。

（一）作為空間生產權的網絡權力

空間是權力生成的基本場域和實施對象，對空間的生產控制、政治塑造、法律規范、文化建構是提升權力能力的重要方式?？臻g既是物質資料生產和再生產的憑借，又是社會關系生產和再生產的對象和產物。中國在先秦時代就構建起以天、地、人三位一體為基本結構，以解釋“天人關系”為根本旨歸的包含宇宙天象、方位地形、禮儀人倫在內的復雜的空間體系。這種空間體系建構是一種抽象的邏輯建構，類似于法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謂的“一種邏各斯意義上的抽象的東西”。歐洲世界直至近代以后，才開始把空間納入憲法和政治上的領土范疇，并賦予其政治實體和法律意義。列斐伏爾從馬克思主義生產理論的角度提出物理空間、精神空間、社會空間三類不同性質的空間形式以及對應的基本屬性：自然性（物質資料的生產實踐）、精神性（景觀、符號、色彩等范疇化的空間規劃）、社會性（社會關系和日常生活的空間）?？臻g不再僅僅作為觀念的產物，而是政治經濟的實體產物，是生產出來的。按照列斐伏爾的理論，再結合迄今關于空間的歷史實踐，馬克思的生產理論獲得了巨大發展。這種理論認為資本主義正是通過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空間關系和全球空間經濟，才存活到了20世紀。在他們眼里，世界歷史歸根結底就是創造和發明空間的歷史。由此，空間成為具體的、時間性的、歷史性的社會空間。

網絡空間是一個技術空間，更是一個新的社會空間。互聯網作為一張無所不在的“網”，不僅是技術之網、信息之網、數據之網，更是社會之網?！堵槭±砉W院技術評論》發表的技術報告認為，數字網絡打開了通向“新底土”的通道，這里有等待被發現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稱之為“作為領土的網絡空間”。事實上，網絡空間這張“社會之網”跨越國家邊界，包含了主體、客體、平臺、活動四大要素，包含了物理層（網絡基礎設施與技術硬件問題）、邏輯層（代碼、算法與技術軟件問題）、應用層（內容層、技術產業化與社會化應用過程中帶來的社會問題）三個層面。網絡社會科學的奠基人曼紐爾?卡斯特，沿著韋伯的經典定義，將權力界定為能夠使某些行為者以有利于自己的意愿、興趣和價值觀的方式不對稱地影響其他行為者決定的能力。他認為，有必要“根據網絡社會的特有結構重新定義權力與反權力”。由此，他創造性提出了著名的網絡社會“四項權力”：在網權（networking power），即通過網絡把關來通過或阻止相關人員進入網絡的權力；網內權（network power），即通過網絡形成的源頭制定網絡協議而確立的權力；網絡化權力（networked power），即在網絡內部擁有的根據特定目標來決定網絡運行方式的權力；網絡創制權（network-making power），即根據特定目標編制和再編制網絡以及連接和轉化不同網絡的權力?？ㄋ固刂赋觯@四項權力的行使者看似為網絡本身，但它既不是抽象的、無意識的網絡，也不是機器，而是圍繞項目和利益組織起來的人。列斐伏爾1968年在都市化浪潮正盛的時節發表《進入都市的權利》，對城市空間的權力生產機制給予了恰如其分的描述，卡斯特所提出的網絡權力，實際上可以對應列斐伏爾的學說，近似于一種“進入網絡的權力”和空間生產權。

（二）作為要素控制權的數據權力

當今世界已經被全面數據化。事實上，世界已經新增了一個數字開發層，整個世界已經成為巨大的數據生成器。人類作為數據生產者的同時，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數據消費者和被數據分析的對象。從經濟視角看，數據本質上是一種資源要素，是數字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產資料，并且數字化在數字經濟市場中顯著提升了傳統生產要素的經濟效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開辟了一條認識資源要素的政治經濟學新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薄叭藗兯_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對于當今認識作為資源要素的數據以及由此產生的數據權力（data power）具有巨大的啟發意義。當數據從一種信息存儲方式演變為社會生產力并進而影響和重塑生產關系時，數據權力就應運而生了。

數據權力是一種資源要素的控制力。倫敦大學學院歐拉·林斯（Orla Lynskey）明確提出數據權力的概念，她認為科技公司所擁有的權力既能夠影響公共政策議程，又可以憑借占據數據生態系統的戰略位置將競爭者逐出市場。數據權力是一種多維權力，尤其體現為解析用戶的權力和影響意見形成的權力。針對數據控制和處理的性質、范圍、內容和目的，以及給自然人的權利和自由帶來的風險，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要求數據控制者和數據處理者采取適當的技術和組織措施。但是，即便歐盟在數據控制和處理上給予了諸多限制，例如，數據主體可以隨時撤回同意，享有知情權、反對權、被遺忘權、數據可攜權以及要求數據的假名化，控制者必須承擔合規義務等，但并未扭轉數據權力客觀上為數據公司所控制和處理的事實。

作為資源要素控制權的數據權力，其實施過程具有廣泛性、普遍性和跨域性。微軟公司紐約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凱特·克勞福德（Kate Crawford）從廣泛的政治體系和社會經濟結構角度審視人工智能，從而發現人工智能在技術之外的政治和社會本質。她認為，人工智能既不人工，亦非智能。人工智能既是具身的，也是物質的，是由自然資源、燃料、人力、基礎設施、物流、歷史和分類構成的。她甚至認為“人工智能是權力的代理”，“人工智能是一種理念、一種基礎設施、一種產業、一種行使權力的形式和一種觀察的方式；它也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資本的表現，由供應鏈環繞整個地球的巨大的開采和物流系統所支持”。數據權力的實施，同樣是經濟、政治、文化和各種社會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數據“越多越好”成為一種信念，數據開始被描述為一種消耗資源、一種需要被控制的流量、一種需要被利用的投資。數據權力實際上具備三個特征：一是在數字環境中數據權力無處不在，具有廣泛性；二是海量的數據有利于數據權力對用戶的控制，具有普遍性；三是數據權力是跨不同數據集聚合數據的能力，具有跨域性。數據與權力在數字環境下已經變得如此緊密交織，以至于美國達特茅斯大學塔克商學院院長、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馬修·斯勞特（Matthew J. Slaughter）和橋水基金首席執行官大衛·麥考密克（David H. McCormick）明確提出“數據就是權力”的口號，并呼吁美國為數字時代制定新的國際規則。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民族國家與暴力》中提出，權力是通過資源“控制”（containment）而產生的，這種資源包括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配置性資源指對物質工具的支配，包括物質產品及其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自然力量；權威性資源指對人類活動本身的支配。隨著越來越多的數據被提取、改進而變得有價值，數據成為燃料和“新石油”。因此，一方面，算法把人的活動通過數據痕跡表現出來，以評分統計和排序實現價值的提取，數據由此開始轉化為具有配置性資源特征的生產資料和資源要素。另一方面，基于對每個人的身體、情緒、行為的持續不斷地觀察分析，建構起來的關于人類本身的龐大數據集，使得數據由此開始轉化為具有權威性資源特征的權力。數據越多，每個人的特征就越清晰；數據越豐富，“單體”就越多；網絡化程度越高，個體化程度也就越高。權力的構成包括要素（暴力壟斷和資源占有）、認知（合法性與意識形態）、行動（將意志轉化為客觀行為的能力）三個層面，數據權力實現了數據資源占有、塑造民眾認知、提升治理能力三重功能。歸根結底，數據權力是一種數據資源的要素控制權。

（三）作為技術決策權的算法權力

算法既是任務篩選工具、把關選擇和簡化工具，更是自動化決策工具。算法呈現為“無需明確的人工干預即可根據統計模型或決策規則自主作出決定”的一系列指令。這是一種將復雜的事務從雜亂的世界中提取出來，進而簡化為提取某些系統邏輯，同時放棄其他邏輯的過程，這種提取、簡化和放大的技術化和社會化過程本身就成為新的權力來源。

自動化的算法決策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和法律問題。英國法律與人工智能跨學科教授凱倫·楊（Karen Young）系統歸納出其中的三種類型：一是決策程序類問題。比如，決策的責任主體缺失，即對于系統實時輸出結果的準確性和質量，人類并不具備實施有效監督的能力，從而也就沒有真實存在的責任主體。決策參與度、正當程序和申辯機會缺失，即算法剝奪了受影響的個體表達意見和反駁決策的權利，當然決策者也由此喪失了獲取相關關鍵信息的機會。又如，不合理或不公平的歧視性輸入變量或算法。決策和算法透明度缺乏，即對于機器學習算法，尤其是以神經網絡和反向傳播為基礎的算法，即使是它們的開發者也很難進行充分解釋。算法決策避免了人為因素，也就剔除了決策程序中的道德價值。也就是說，剔除了決策過程中決策者基于同情、道德或仁慈對規則的彈性適用。二是決策結果類問題。比如，算法決策錯誤或不準確，即群體性標簽往往忽略個體的特殊性；算法偏見和歧視，這包括算法會復制和擴大已有的社會歧視和缺陷；模仿人類特征和情感反應涉及社會倫理的問題。三是算法個性化服務類問題。系統利用數據挖掘技術和強大的算法工具，向用戶提供個性化服務，這種個性化實際上是系統所有者推斷出來的用戶喜好，必定會優化能夠為系統所有者帶來最大商業利益的變量。比如，算法設置為最大化延長用戶瀏覽時間，實際上是一種引誘和操控行為。又如，系統地普及算法決策，有發生全民數據監控的巨大風險，從而損害人權和憲法基本權利。

算法權力本質上是一種基于算法技術的決策權力。算法對海量數據進行收集、存儲、篩選、加工，算法的表達和邏輯決定了數據的使用和表達，算法成為數字化表達的權力源泉。同時，通過算法與數據的互動，以算法大量掌握數據，這種掌握數據的算法能力和程度遠非其他方式所能比擬，其海量和高速的技術能力也是權力生產的源泉，同樣產生算法權力。算法權力使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一定程度上成為通過算法的“數據關系”。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今天，我們不難發現，兩個朋友分明就在同一個物質空間里，卻需要用微信來互相交流。這恰恰說明，在大數據時代，更能產生實際效果的交流，是由數據上的虛體對虛體的交流，這些交流的結果本身也成為一串龐大的數據”。

與國家基于主權的憲制性安排、程序性決策權力相比，算法的技術性決策權力展現的是一種未經規范授權的、將技術優勢轉化為社會控制能力的機制。事實上，這也是國家能力與社會自主能力之間相互塑造和存在張力的體現?！皣铱赡苡兄谒茉焖鼈兯度氲纳鐣?，但它們也持續被社會所塑造。”實際上，國家能力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能力，是國家意志對社會生活的作用力。比如，在古代中國社會，“凡政府比較有效掌握編戶齊民之時，人民負擔比較均等，社會也比較穩定。反之則政權不伸，政府與豪強世家爭奪人口，庇蔭擴張，匿戶風行，戶籍制度破壞，齊民負擔轉重，結果不是國家積弱，就是社會混亂”。傳統中國國家治理的社會基礎是“編戶齊民”，治理能力高度依賴對轄區內不同主體和事物身份性質的統一識別和定位的“認證能力”。“編戶”和“齊民”是指有戶籍的平民?！妒酚洝へ浿沉袀鳌贩Q“編戶之民”，《漢書·高帝紀下》稱“編戶民”，《漢書·食貨志下》稱“齊民”。古代中國“編戶齊民”的戶籍管理制度體現了國家在認證能力上的進步。因為只有建立在可靠事實基礎上，才可能開展有效的國家治理。當前算法權力實現的是將這種認證能力從“編戶齊民”的治理哲學轉化成了“編碼齊民”的數字化技術?！熬帒簟背蔀椤熬幋a”或代碼化后，國家的認證能力及其技術水平實現了質的飛躍。

（四）作為信息聚合權的平臺權力

信息與權力之間存在相互支撐的密切聯系，信息能夠生產、強化和造就權力。掌握信息和掌握權力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而數字平臺尤其是超級平臺目前已經成為超大規模信息聚合的微縮社會。馬克·艾略特·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說，臉書（Facebook）更像一個政府，而不是一個傳統的公司；它在這個龐大的社區中實際制定政策。同時，數字平臺又是一個掌握了海量數據的社會實驗室，其通過注冊和認證用戶，收集、占有、整理海量信息，按照平臺需求和邏輯設置算法對個人和社會進行解析、分類和利用。

對數字平臺及其權力的性質給予恰當解釋并非一目了然。從平臺權力的事實起源出發，數字平臺是掌握支配權力的“社會組織”?？柵彗辏≒. D. Culpepper）和瑟倫（K. Thelen）提出“平臺權力”的概念，認為它是科技企業所享有的一種新型政治權力，不同于其他企業的政治影響力。這種權力形式源于平臺對人們所依賴的關鍵服務的訪問權限的控制，能夠將市場力量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機制。劉晗認為，數字平臺既非傳統的市場，又非單純的企業。平臺擁有信息、技術和資本優勢，在社會關系中占據優勢地位，其存在內部的等級結構與外部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平臺對內部常常采取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對外部常常展現為中介組織?？梢哉f，平臺掌握了市場準入權、資源調配權、實際規制權。余成峰進一步指出，數字平臺兼具有監管對象和監管主體雙重復雜屬性，作為監管對象，它不僅是企業型組織，還扮演著市場基礎設施的公共物品提供者角色；作為監管主體，數字平臺已經成為市場組織者和管理者，具備強大的數據挖掘和算法能力，對第三方公司和用戶精準管理與控制；通過認證、積分、評級、推薦等推行平臺監督機制；數字平臺還通過制定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自治規則體系實現規則創制功能，所有這些行為造成了公私界限交融、權力高度彌散的后果。

數字平臺是數字權力的聚合中心。組織是具有社會結構和文化的小社會。作為特定“社會組織”的數字平臺，不僅意在尋求特定商業化組織目標，而且具有高度正式化的社會結構。數字平臺基于疊加利益和自然人、法人、資源、信息流的高度聚合，建立起具有聯盟性質的正式組織。同時，開發和建設數字平臺本身就意味著采集和擁有數據，平臺進而掌握了基于數據要素的控制和處理權。而且，在這個小社會中，數字平臺通過排列優先級和隊列來排序它的成員和用戶。它通過控制反饋循環進行排名、評分和實施獎懲。面向數字用戶的平臺，實際上重新組織和定義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其中甚至包括瑪麗安·弗爾卡得（Marion Fourcade）所說的類似于“公民”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關的權利。她將這種“公民”參與權及其參與的順序稱之為“序數權”（Ordinal citizenship）。這種權力解構了傳統上以物理空間為載體的權力運行場域，體現出權力運行的“場域隱遁”，使權力運作隱藏于技術之后。也就是說，數字平臺權力不僅僅主導和定義了網絡社會運行過程和機制，而且這種運行通過數據壟斷、算法決策、資源調配等，對社會行為主體形成實際控制力和支配力。作為一種新型權力形態，數字平臺權力源于技術賦權、資本賦權、社會賦權。這種權力具有一種自然壟斷性、高度隱蔽性、全面滲透性、去中心化與再中心化并存的特征。

四

結論

權力起源的特征有三：一是權力結構上的空間穩定性，即形成相對穩定的空間范圍，從而為權力提供比較明確的地域界限（類似于近代以來國家憲法所設定的“疆域”和“邊界”）和空間場域；二是權力關系中的社會互惠性，即具有義務性甚至強制性的社會互惠交往形式；三是權力功能下的支配有效性，即通過調動不同主體的支配優勢而實施權力。也就是說，權力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力量，而不是一種自然力量。數字化把現代社會拉進了一個“只有連接才能生存”的聯網社會、一個“代碼即法律”隱形架構下的規制社會和一個高度解析的單體化微粒社會。理解數字權力，關鍵在于理解“數字”，進而理解數字社會運行的底層規律。數字社會中的“數字”，不僅代表技術手段，更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知識生產邏輯。數字權力是基于數字化技術所創生的新型權力形態，它借助數據控制與算法決策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對社會主體產生了深度的支配力。

在傳統“公私二元論”視野下解釋數字權力，往往會出現“數字私權力”和“數字公權力”并存的矛盾局面，甚至出現“公共領域私權力”與“私人領域公權力”交疊存在的抵消現象。這意味著，依賴“公私二元論”面臨雙重危險：一方面，削弱數字權力作為獨立概念的理論價值，使之簡化為傳統權力在數字工具作用下的形態變化；另一方面，限制了對數字權力獨特屬性與實踐邏輯的深入揭示，忽略了這一新興概念的復雜性與自主性，并止步于“數字化權力”。數字權力的出現可能意味著獨立于傳統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第三領域”權力的崛起。因此，在社會科學關于權力的定義基礎上，尤其是韋伯的定義實際上為我們重新理解權力預留了一條向社會事實敞開的路徑，不僅僅局限于從主權國家意義上理解“國家公共權力”，還應從社會關系及其社會屬性意義上理解“社會公共權力”。數字權力是以作為空間生產權的網絡權力、要素控制權的數據權力、技術決策權的算法權力、信息聚合權的平臺權力為基本形態的新型社會公共權力。這種權力屬性與數字社會的特征一樣，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和過程性。隨著工業文明向數字文明轉軌以及數字社會的成型，數字權力將在數字法治框架下獲得全新的規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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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6年第2期

【專題研討：數字權力的法治約束】

1.數字權力的法理構造

周尚君

2.論數字政府平臺主體間的權益平衡

李澤

3.人工智能倫理治理的公眾參與模式及其制度革新

張玉潔

【數字法治】

4.虛擬資產可稅性及其稅法規制體系建構

許多奇

5.大語言模型與個人信息目的限制原則的沖突與調適

宗紹昊

6.跨部門司法數據共享的制度構建

牛丹彤

7.構建數據“適當聯系”管轄權的邏輯機理與實踐展開

安子健

【法學論壇】

8.行政復議引入高校行政糾紛的理論邏輯與實踐進路

王青斌

9.金融消費者保護的司法困境與制度重構

何穎

10.保護規范理論的問題與修正

王世杰

11.法治與物治：法家“物化身體”觀及其當代鏡鑒

方瀟

【域外法苑】

12.環境基本權利跨時際保護的中國憲法定位

——以德國氣候保護案為切入點

龍超

【評案論法】

13.實現擔保物權程序“實質性爭議”的識別困境與標準重構

宮雪

《華東政法大學學報》是由上海市教委主管、華東政法大學主辦，以法學為主、其他社會科學為輔的學術性刊物，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逢單月20日出版。本刊的主要欄目有：《法學論壇》、《域外法苑》、《評案論法》、《熱點筆談》、《學思論說》、《社科探索》等。本刊自創刊以來，受到了廣大作者和讀者的歡迎和好評，刊物的學術品位和學術質量得到提升，學術影響力不斷擴大，在期刊影響因子和各大社科類文獻資料中心收錄、轉摘的比較排位中位居前列。數年來，本刊在作者與讀者的呵護下、在編輯部全體成員的心血與汗水的澆灌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本刊將繼續秉承“弘揚學術、服務讀者”的主旨，以出色的業績回報社會，回報讀者，為中國學術傾注一分熱情，竭盡一片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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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毛琛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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