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趣緣社群中的互動機制——基于關系事件模型的動態分析

宋慶宇

杭州師范大學

社會學系

副教授

數字趣緣社群中的互動機制

——基于關系事件模型的動態分析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6年第2期

作者 | 宋慶宇

責任編輯 |政光景

本研究通過關系事件模型探究數字社群中互動機制的生成邏輯及其與傳統互動的差異。研究發現，驅動互動的邏輯從個體的社會特征與關系依賴向內生性時序依賴轉變，技術觸發的行為慣性替代了深層的情感聯結；即時互惠與微觀路徑依賴構成核心機制，確保了異步互動情境下的對話連貫性；嵌入互惠呈顯著負向效應，揭示了線上社會互動中的非對稱依賴，挑戰了傳統互惠規范。研究表明，數字社群是技術邏輯重塑下的“脫域”產物，探究數字社群的維系機制有助于理解原子化時代的社會整合。

一、引言

隨著全球社會經濟的發展，休閑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發生了結構性轉變（Rojek et al.，2006）。在傳統工業社會，休閑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馬克思，2004）。而在現代社會，休閑已從對抗疲勞的消遣轉變為個體實踐自主性與構建身份認同的關鍵場域（Wynne，1998）。在中國，這一轉型伴隨著城市化與市場化進程而不斷深化，休閑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根據《中國休閑發展年度報告（2024）》，我國城鄉居民每日休閑時間平均為5.71~6.80小時（中國旅游研究院，2024）。這表明休閑是當代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然而，在休閑地位提升的同時，傳統聯結機制卻在弱化，個體正逐漸走向原子化。

在傳統社會支持式微的背景下，個體迫切需要尋求新的、能夠對抗孤獨與風險的替代性社會支持。于是，基于自主選擇的趣緣組織成為當代個體身份構建與情感支持的“新共同體”（高文珺，2025）。隨著數字技術深度介入社會生活，微信、微博等社交平臺不僅通過降低組織成本和破除時空障礙加速了數字社群的涌現，而且通過提供常態化的“在場”空間，將數字社群塑造為集集體決策、情感勞動與符號互動于一體的數字化場域。技術賦能驅動數字社群演變為一種典型的局部社會（Fine & Hallett，2023），其內部互動不僅是信息交換的過程，更是社會規范和微觀秩序生成的過程。因此，深入研究數字空間中的互動機制，對于理解數字時代社會團結的微觀基礎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社會學中關注微觀互動的理論為理解數字環境中的社會互動模式提供了理論起點。例如，符號互動論強調個體如何通過互動賦予客體和行動以意義，以及文化規范如何在此過程中被創造與維持（張慶熊，2024）。雖然該理論主要指涉面對面互動，但其關于情境定義與解釋的洞見，是理解數字時代社會互動與意義建構的基石。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對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現的分析，已被廣泛應用于數字現象的研究（Murthy，2012）。在數字互動中，盡管表達方式高度簡化，但個體維持自我形象的動機依然強烈。這種基于有限符號的中介化印象管理，已成為數字社群微觀互動的核心實踐邏輯。

數字技術深刻重塑了社會連接，催生出以興趣認同為核心的新型社會群體（王天夫，2025）。在制度約束相對缺乏的數字空間內，非正式組織成為觀察社會秩序形成的關鍵樣本。作為連接個體行動與宏觀結構的“微型公共領域”（tiny publics）（Fine & Hallett，2023），數字趣緣社群既是產生互動規范與集體認同的平臺，也是微觀互動沉淀為社會結構的演化場域。既有研究表明，線上互動的特征直接影響了社群規范的形成。首先，非語言信息的結構性匱乏制約了情境感知（Lieberman & Schroeder，2020；薩斯坎德，2022：33-39），促使社群通過建立文本和符號規范以作補償。其次，匿名性和去抑制化效應削弱了個體責任感，并可能誘發攻擊性行為（熊波、金澤璨，2024）。最后，數字社群的秩序源于溝通理性與平臺工具理性之間的內在張力（Spracklen，2015）。這體現為個體去中心化意圖與平臺算法架構、監控邏輯之間的結構性對抗。這種個體自主性與技術約束的動態平衡，共同驅動了數字社群規范與互動秩序的演化。

盡管過往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數字社會中的關系與規范，但大部分研究都局限于靜態分析，忽視了在線互動的動態特征。為此，本研究將以一個大學生趣緣組織微信群為研究對象，具體考察其社會互動，以進一步探究：數字趣緣社群中的互動機制與傳統線下互動是否存在差異？如果存在差異，二者的結構性和過程性區別是什么？這對理解數字時代的社會生活有何啟示？在具體分析方法上，為克服靜態社會網絡分析的局限性，本研究將采用關系事件模型捕捉線上互動的動態性（斯科特、卡林頓主編，2018：696-698；何蛟龍，2025）。通過這種分析，本研究旨在揭示數字趣緣社群如何通過行為構建自身規范，并分析其與傳統社群的本質區別（Schwarz，2021:63-73）。這些探討將為理解數字時代的社會生活提供重要的理論啟示。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社交媒體作為數字時代的一種公共空間，重構了傳統社會互動的時空邏輯與關系網絡。在數字社會中，這種重構尤為顯著地體現在圍繞共同興趣而自發形成的趣緣組織中。這些群體內部的社會互動，尤其是其專屬媒介空間中的符號建構與關系維系過程，構成了研究數字社會中非正式組織內部互動機制與規范的重要對象。社交媒體不僅是戈夫曼筆下“互動秩序”的數字化延伸（Goffman，1983），也是齊美爾（Georg Simmel）所言的“社會化形式”發生的虛擬空間（陳柙兵，2023）。

（一）社會互動理論及其數字延伸

社會互動是構建社會秩序的基石。符號互動論指出，人類行為的意義源于對共享符號的共同建構（Blumer，1966）。在趣緣組織中，共享符號不僅包括語言，還包括社群特有的表情包、行話和標簽，它們是群體成員進行交流、構建群體文化的基礎（Papacharissi，2015）。戈夫曼（2008）的擬劇理論進一步指出，個體會通過精準的自我形象管理來確保互動行為中的可預測性。

數字技術已成為影響上述互動的結構性變量。數字技術在壓縮時空的同時，引發了“情境折疊”（context collapse），使個體在同一數字場域內部面臨多重社會關系的重疊（Marwick & Boyd，2011；王天夫，2025）。在“網絡化的個人主義”背景下（Rainie & Wellman，2012），個體不再單純地嵌入地域性社會空間中，還基于興趣與需求在數字平臺上“穿梭”。這種高度自覺的身份管理，迫使個體需要預設一群嚴苛的“綜合觀眾”來調整言行，從而增加了自我呈現的復雜性（Marwick & Boyd，2011）。

數字趣緣社群是上述特征集中展現的場域，為成員提供了“嚴肅休閑”（serious leisure）的專門空間（Stebbins，2017）。社群中的成員通過遵循特定規范（如發布頻率、術語使用）來獲取身份認同與聲望。因為缺乏身體的共同在場，此類社群常被視為“稀薄的社會系統”（Fine & Hallett，2023）。不過，社群中高頻、異步的數字交流有效克服了地理限制，將個體興趣和行為轉化為持續的群體生活。在此過程中，社群規范通過對符號使用與互動節奏的把控，維系了數字化互動秩序。

（二）社會規范與互惠機制

互惠性是維系社會互動的核心，體現為個體遵循回報規范進行的資源交換（Gouldner，1960）。莫斯（Marcel Mauss）在《禮物》中提出的給予、接受和回報三重義務，構成了非正式組織內情感與物質聯結的基礎（莫斯，2017：62）。布勞（Peter Michael Blau）的社會交換理論進一步指出，在以情感和共同興趣為基礎的趣緣組織中，信息與情感等非物質資源的交換是維系關系的主要方式（布勞，2012）。

在機制邏輯上，莫爾姆（Linda D. Molm）區分了即時回報的直接互惠和植根于社會系統的間接互惠（Molm，2010）。對趣緣組織而言，間接互惠尤為關鍵。該機制通過跨時空的資源流動構建起群體內部的互助網絡，這一網絡蘊含的風險與時間延遲成為培養信任的“試金石”（齊美爾，2002），比直接交換更能增進群體的團結和信任（Lawler & Yoon 1996；Molm et al.，2007）。數字技術通過改變互動成本與范圍，重塑了互惠的實現路徑（Pelaprat & Brown，2012；Surma，2016）。平臺技術從三個維度深刻影響了互惠感知。一是可見性與可量化性。點贊、評論等痕跡使成員貢獻顯性化，有助于建立個體聲譽，抑制“搭便車”行為（Walther et al.，2011）。二是結構化激勵。積分、勛章等算法機制將非正式的廣義互惠制度化，強化了持續貢獻的動力。三是弱關系互惠。核心成員對普通用戶的回應形成了非對稱的廣義互惠，成為強化集體身份認同的關鍵。

隨著數字技術的普及，休閑活動日益經由在線平臺和社交媒體實現，催生了大量的數字趣緣社群。這些組織通常圍繞特定的休閑活動而建構，其互動和規范管理高度依賴于數字媒介。數字平臺不僅改變了趣緣組織的運作方式，更深刻地影響了組織中互惠的實現和感知。數字趣緣社群中的互動往往基于“弱連帶”或非對稱關系開展。例如內容創作者與粉絲的互動就是如此。博主或核心成員通過對普通成員評論的點贊或回應表示酬謝，由此形成一種間接的、廣義的互惠關系。這類互惠行為是數字社群維持成員忠誠、強化集體身份認同的關鍵。

盡管數字技術提供了便利，但是匿名性、弱連接等特征導致的義務感削弱是一個巨大挑戰，迫使數字社群需要依賴更強韌的內部規范與激勵來維持良性運行（Kollock，1999）。在此背景下，互動節奏成為透視數字社群規范的核心指標。即時通訊則顯著加快了互動頻率，使實時反饋成為常態，這種高頻互動節奏反映了成員間的互動期待與情感承諾。據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1。

假設1：在基于即時通訊的數字趣緣社群中，當成員A向成員B發起互動事件后，成員B回復成員A的概率將顯著提升。

（三）互惠及其驅動機制

在數字趣緣社群中，互惠的本質需通過微觀層面的事件流來理解。正如戈夫曼（2008）所強調的，諸如社群規范、聲望地位等宏觀社會秩序實際上是微觀互動累積的產物。在數字場域中，互惠不再是靜態的關系鏈路，而是具有高度時間敏感性的事件序列。在數字互動中，個體互動的順序與頻率（如集中回復與實時交替互動）蘊含著截然不同的互動意圖與關系屬性（Chowdhary et al.，2023）。這種時間維度的差異深刻影響著社群中的影響力格局和成員參與深度（Stebbins，2017）。由此可見，研究趣緣組織互動的關鍵，在于捕捉其動態過程中的結構性特征。

研究社會互動的動態過程，使得我們可以分析不同行動者的行為。正如阿伯特（Andrew Abbott）的觀察，社會結構是行動者對過去事件模式的符號化積淀，“由于在任何時刻，既定的關系結構就是存在的全部……過去的所有影響都是通過過去行動賦予那些關系的形態來發揮作用的。當然，記憶提供了對過去的符號記錄，然后對其進行重新闡釋和重塑，并將其作為當前行動的基礎。但在首要意義上，社會結構本身就是社會過程的記憶”（Abbott，2001）。在關系事件框架下，這種“記憶”與“重新解釋”過程主要通過兩種互惠機制驅動。一是嵌入性機制，側重于互動的歷史累積，即成員基于長期參與和情感投入形成了穩定的路徑依賴，將過去互動的廣度與深度轉化為當下的互動意向。二是依賴性機制，側重于互動的相對排名，即成員基于對特定興趣資源的排他性需求，通過調整當前行動次序，在注意力競爭中實現對互動對象的擇優選擇（Kitts et al.，2017）。

1.嵌入性機制

傳統結構論認為，行動嵌入在穩定的社會網絡中，通過情感與信任維系資源依賴（Granovetter，1985）。對于趣緣組織而言，這種嵌入性源于休閑活動本身的持久性與承諾性。根據斯蒂賓斯（Robert Stebbins）的嚴肅休閑理論，趣緣組織成員并非只進行消遣，而是長期努力進行技能學習，并從中獲得自我實現和社會認同（Stebbins，2017）。這種“職業生涯”般的投入強化了社群中互動的“黏性”（Kitts et al.，2017）。而在關系序列中，嵌入性機制體現為兩個維度。一是嵌入慣性，即基于過去資源流動的路徑依賴，成員傾向于繼續將資源或關注給予過去曾與其發生交換的伙伴。二是嵌入互惠，即長期互動形成的相互回報的規范，這是維系社群團結的關鍵機制。

然而，數字技術的介入重塑了線下互動的邏輯（王天夫，2025）。一方面，數字記憶強化了互動慣性。在數字平臺中，社群成員無需在同時空進行互動，例如各地的人可以通過論壇帖子或群聊等進行交流（鄭丹丹、董珂含，2023）。這種互動的異步性帶來了靈活性，允許延遲回復，體現出成員對社群的持久認同（Ellison et al.，2012）。異步通信與持久記錄為互動提供了超越人類記憶限制的組織記憶，平臺通過存儲歷史互動痕跡減少了重復互動的摩擦成本，進一步鎖定了行為路徑（Best & Krueger，2006）。

另一方面，“一對多”傳播導致了互惠失衡。數字平臺的高效率分發機制打破了傳統人際交換的投入回報平衡（鄭丹丹、董珂含，2023）。當核心成員提供的高質量內容同時惠及眾多受眾時，內容的“公共品”屬性凸顯，而個人的互惠義務隨之被稀釋（Ribeiro et al.，2025）。這使得理性的社群成員傾向于以最小付出獲取最大收益，導致傳統“有恩必報”的互動模式失衡。這種失衡并不意味著關系的解體，而是數字社群在互動異步性和信息高分發效率邏輯下形成的穩定互動狀態。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2a（嵌入慣性）：在數字趣緣社群中，兩個成員間過往互動累積頻率越高，未來發生互動的概率越高。

假設2b（嵌入互惠失衡）：在數字趣緣社群中，個體在長期互動中單方面接收的信息資源越多，其在后續互動中回應該信息發出對象的意愿越低。

2.依賴互惠機制

依賴互惠機制體現了社會交換理論和資源依賴理論的思想（Pfeffer & Salancik，2006；布勞，2012），強調行動者在資源交換中對特定對象的結構性依賴。在非正式的趣緣社群中，這種依賴不再體現為對物理資源的掌控，而轉化為對稀缺興趣資源與注意力的爭奪（Spracklen，2015；Fine & Hallett，2023）。當行動者A擁有行動者B渴望的專業技能或獨特內容時，這種資源不對稱便構成了互動的結構性前提（Ye et al.，2018）。

數字社交媒體極大地壓縮了依賴互惠的時間尺度，使其呈現以下新特征。一是注意力驅動的即時互惠。在信息過載環境下，注意力成為最稀缺的資源（王天夫，2025）。技術可供性帶來的快速反饋循環使得互惠呈現時間壓縮特征，即瞬時的行為響應替代了深層的情感聯結。這種低門檻、高頻率的互動通過降低溝通成本，構建了數字空間中的非正式的聯結關系。二是指標化驅動的選擇性互動。點贊量、聲譽值等量化指標形成了指標化社會資本，極大地提升了信息透明度（陳福平，2024）。透明的互動痕跡構成了個體的歷史背景，誘發了基于路徑依賴的對象選擇——成員更傾向于響應那些在近期互動序列中占據高位的發送者，以維持局部的結構平衡（邊燕杰，2024）。這種基于相對排名而非絕對累積的選擇邏輯，構成了數字社群互動的微觀驅動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2c（依賴慣性）：在數字趣緣社群中，成員越傾向于向特定對象發起互動，其未來繼續與該對象互動的概率越高。

假設2d（依賴互惠）：在數字趣緣社群中，成員越傾向于接收來自特定對象的互動，其未來向該對象做出互動反饋的概率越高。

（四）優先依附

“優先依附”是揭示網絡演化中“強者愈強”現象的核心機制，即在資源或連接方面已占據優勢的節點在未來更容易吸引新的連接（Barabsi & Albert，1999；DiPrete & Eirich，2006）。在社會交換理論的視域下，這一累積優勢源于個體的策略性選擇，個體傾向于與高中心性節點建立聯系，以期獲得更高的潛在回報（布勞，2012），從而在動態互動中鞏固自身的結構性優勢（Newman，2001）。

在非正式趣緣組織中，優先依附的形成機制從傳統的權力和資源依賴轉向了次文化資本與情感能量的博弈，并受數字媒介的深度形塑，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次文化資本吸引力的算法放大效應。核心成員依靠對專業興趣的深度掌握與高質量內容產出而獲取聲望。數字平臺的推薦算法與社交可見性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初始優勢，導致注意力的兩極分化與可見性的極度不平等（Salganik et al.，2006；宋慶宇等，2022）。核心成員生產的內容往往處于社群注意力冪律分布的頂端（Himelboim et al.，2013），構建出一種高可見度的結構性中心。

其次是互動儀式鏈的自我強化。根據戈夫曼與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理論（Goffman，1967；Collins，2004），數字社群中的“點贊—評論—轉發”構成了數字化的互動儀式。成員對高聲望個體的回應不僅維系了地位等級，更為發送者注入了情感能量。這種成功的互動體驗提升了高聲望成員的自我效能感，促使其以更高頻率投入后續內容生產（Berger et al.，1972），從而拉大了社群內部互動頻率的差距。

最后是圈層地位的限定性。這種優先依附呈現明顯的“水平分布等級性”（Fine & Hallett，2023）。核心成員積累的象征資本通常局限于特定的興趣子系統內部，呈現子系統化的特征。這種特征在不同的趣緣社群間構建了一系列平行且互不兼容的等級階梯，使得行動者的威望與權力僅在其特定的微觀社會情境中生效，構筑出橫向散布且邊界分明的地位格局（Fine & Hallett，2023）。

綜上，在微觀事件序列中，優先依附體現為發送者慣性與接收者吸引力的雙重累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3a：在數字趣緣社群中，成員作為發送者的頻率越高，其未來發起互動事件的概率越高。

假設3b：在數字趣緣社群中，成員作為接受者收到的關注和回應越多，其未來吸引他人發起互動的概率越高。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以2020年1月1日至7月31日為觀測窗口，選取某高校跑步愛好者微信群的全部聊天記錄作為分析對象。該跑團前身為2015年北京高校運動會組建的12人代表隊。截至2020年1月初，社群規模已擴展至64人，且在研究觀測期內保持穩定。受當時公共衛生事件影響，研究期間成員均處于未返校狀態，該社群公共活動轉移至線上，這為觀察大規模的數字化互動提供了理想的準實驗場景（宋慶宇、劉能，2023）。在數據采集前，研究者已向群內成員明確告知研究目的，并履行了知情同意程序。本研究數據共包含12017條帶有精確時間戳的原始記錄，為刻畫社會互動的動態過程提供了堅實基礎。

（二）研究方法：關系事件模型

為了揭示數字趣緣群體中互動行為的動態生成機制，本研究采用關系事件模型（Relational Event Model，簡稱REM）作為核心分析工具。REM最早由巴茨（Carter T. Butts）提出，是一種專門分析具備時間戳的關系事件序列數據的統計框架（Butts，2008），尤其適用于分析數字平臺上的瞬時互動行為。

REM將每一個社會互動事件定義為一個四元組e=（s，r，c，t），其中,s是事件的發送者，r是事件的接受者，c是事件的類別，如點贊或發送消息，t是事件發生的精確時間。REM的核心思想是通過風險函數（hazard function）λsr(t)來刻畫在t時刻，發送者s對接受者r執行特定互動行為的瞬時可能性：

λ0是基線發生率，即當所有自變量xsr(t)取零時，群體內互動事件的整體頻率。

xsr(t)是與事件（s，r）相關且隨時間變化的協變量向量，代表了某一社會機制在t時刻的量化指標。

β是參數向量，其符號和大小反映了對應機制xsr(t)對互動發生率的貢獻方向與強度。

依據研究假設，本研究將驅動互動的因素操作化為一系列xsr(t)統計量，分為內生和外生兩大類。內生統計量用于檢驗網絡結構和互動歷史的影響；外生統計量用于檢驗參與者屬性和群體特征對互動的影響。

REM采用部分似然方法進行參數估計，該方法是Cox比例風險模型在關系數據上的擴展，能夠高效處理大規模、高密度的事件序列數據。在該方法中，每個事件都是在特定時刻的潛在可能事件集合中發生的。因此，在研究時段內，成員的進入或退出會被實時納入風險集的動態調整中，從而有效消除因樣本變動而導致的估計偏差。本研究將采用序數時間模型分析互動數據，旨在深入理解數字趣緣社群互動秩序的底層邏輯。

（三）變量設定

1.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為互動序列中的“下一個事件”。具體而言，在每一個關系事件觀測時刻t，給定成員屬性特征及歷史互動序列，因變量表現為一個涵蓋了風險集R(t)內所有可能“發送者—接收者”對，即有向對的二元變量。若在時刻t，某一特定的有向對之間實際觀測到了互動行為的發生，則該變量取值為1；對于風險集中其余未實際發生互動的有向對，其取值均為0。

2.自變量

依據上文的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本研究的自變量分為以下三類。

一是行為者屬性。這類變量主要考察個體特征對互動傾向的影響，包括性別、群內角色、競賽能力資本、技術裝備資本。其中，競賽能力資本指成員是否參加過正式的高水平體育競賽，其被視為跑團內部的核心資本，直接決定了成員在組織內的技術聲望與地位等級。技術裝備資本指成員是否擁有運動手表等專業跑步裝備，其不僅是個體在社群中經濟與專業投入的代理變量，更是成員對跑步亞文化深度認同的符號表征（宋慶宇、劉能，2023）。

二是雙邊效應。此類變量屬于事件層面協變量，用于分析發送者與接受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調節互動的概率。相似性效應衡量發送者與接受者在上述身份變量上的相似程度以及二者間的關系強度。本研究采用二元匹配方法對關系強度進行操作化，即當A和B在某一屬性上相同時取值為1，否則為0。

三是序列統計（Sequence Statistics，簡稱SSS）。此類變量體現了REM的核心優勢，它通過計算過去事件序列的特定模式來測量互動行為在時間維度上的動態演化邏輯（Butts，2008）。SSS允許研究者指定特定的事件路徑，并以此推測背后的互動機制。例如，慣性模式用于衡量發送者s重復指向既往對象的傾向；互惠模式用于衡量接受者r響應發送者s過去行動的強度。

REM通過將SSS嵌入事件風險函數λ中，使得模型能夠靈敏地響應互動結構與行為動態之間的復雜耦合關系，從而在捕捉連續行為機制方面顯著優于靜態或階段化方法。REM的因變量結構允許模型在控制了參與者屬性的異質性及雙邊效應后，直接對內生性動態機制的相對強度和顯著性進行統計推斷。本研究使用的序列結構特征見表1。

四、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分析結果

本研究分析的大學生跑步微信群由64名社群活躍成員構成，其核心特征如表2所示。在成員構成方面，該社群呈現顯著的男性主導特征，男性成員占比高達73.4%。社群內部存在明確的組織分層，有14.1%的成員擔任領導角色。在專業資本方面，社群成員的專業化水平較高：60.9%的成員被認定為精英成員，具有較高的競賽能力資本，且同樣有60.9%的成員擁有專業技術裝備。該趣緣社群顯著的專業化特征反映了社群成員在“嚴肅跑者”身份構建上的共同傾向。這體現了嚴肅休閑社群成員的自我選擇機制，即只有追求嚴肅跑者身份認同的跑者，才會選擇長期留在這個社群。在社群關系強度方面，基于互動頻率定義的二元組關系中，有38.3%的關系被界定為強關系。這一分布表明，雖然該大學生跑步社群在整體上以弱關系為基礎，但其內部嵌入了近四成互動更為頻繁且穩定的強關系。

本研究選取歸一化熵（normalized entropy）來測量該跑步社群中信息發送的集中程度(Kulisiewicz et al.，2018)，從而推斷群體中的參與平等程度。它能揭示互動是集中于少數活躍成員，還是分散于全體成員。歸一化熵的取值范圍為0~1，值越大表示分布越平均。本研究選取的社群的歸一化熵值為0.766，表明社群中的互動分布較為均勻，反映了社群的高參與度和去中心化的互動模式。

（二）REM分析結果

本研究在REM中納入個體、事件以及網絡結構等變量，模型結果如表3所示。

1.即時互惠

模型結果顯示，即時互惠（PSAB-BA）具有極強的正向效應（系數為1.492，P<0.001），其風險比為4.448。這意味著，在控制了個體屬性、內生結構變量與外生協變量后，若A向B發起互動后，B隨即向A做出回應的發生率是其他潛在互動對平均發生率的4.448倍。這一結果強烈支持了假設1，即數字社群中的互動不是隨機發生的，而是存在著高度即時化的時間依賴性。

這種“秒回”行為體現了異步環境下對話連貫性的內生邏輯。盡管微信群缺乏物理在場的強制力，參與者仍通過高度結構化的“參與轉移”規律維系了互動的順位。這與倫肖（Scott Leo Renshaw）等人在無線電緊急通訊中觀察到的系統性輪次轉換邏輯具有相似性，即時回饋不僅是社交禮儀，更是降低互動不確定性的核心策略（Renshaw et al.，2023）。這證明了在數字社群的異步環境中，對話的連貫性被參與者建構為一種微觀互動規則。

從戈夫曼的互動秩序視角來看（Goffman，1967），數字趣緣社群不僅沒有消解面對面互動的輪次規范，反而通過技術實現了秩序的時間壓縮。即時互惠確保了微觀層面交互的可預測性，還確保了信息傳遞鏈條不會中斷。在此意義上，即時互惠構成了趣緣組織作為“微型公共領域”的溝通底座（Fine & Hallett，2023）。它通過對注意力資源的即時分配，確立了基于行為表現而非制度地位的結構優勢。這種慣例性的輪次維護，在強化成員群體意識的同時，也為后續地位分化提供了支點。

2.嵌入機制

嵌入機制描述了社會關系如何在反復互動中積累行為“黏性”，進而形成穩定的關系模式。在數字趣緣社群中，這一機制呈現“強慣性”與“弱回饋”并存的非對稱特征，這種機制的運作可能因異步通信、記錄持久性以及一對多傳播等數字媒介特性而發生改變。

從模型結果看，嵌入慣性（FrPSndSnd）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系數為0.378，P<0.001），其風險比為1.460。這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如果成員A在過去更傾向向成員B發起互動，那么在下一個觀測時刻，其繼續向成員B發送消息的概率比基線水平高出46%。這一顯著的路徑依賴效應強烈地支持了假設2a。數字平臺的數據持久性構建了一種超越人類記憶的“組織記憶”（Kitts et al.，2017），極大地降低了再次互動的成本，使得互動模式一旦建立便具有極強的結構黏性。之所以產生這一結果，有如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平臺記錄了所有的互動歷史，這使得成員能夠輕松回顧和識別既有的互動對象，壓縮了互動慣例的形成周期，鞏固了關系慣性；另一方面，成員間一旦建立互動模式，再次互動的“摩擦成本”極低。這種低成本的重復互動進一步增強了關系黏性。

模型結果還表明，嵌入互惠（FrRecSnd）呈現出人意料的負向效應（系數為-0.516，P<0.001），其風險比為0.597。這意味著，若成員A長期單向接收成員B的信息，其在后續互動中主動回饋成員B的發生比將顯著下降40.3%。這一“互惠失靈”現象驗證了假設2b，挑戰了傳統社會交換理論中“有恩必報”的普適性規范。這一負向效應揭示了數字趣緣社群中互惠規范的獨特性。一方面，數字媒介極大地降低了信息消費成本，導致“搭便車”行為普遍化。高質量的信息在社群中被視為數字公共物品，成員在獲取信息價值時，不再感受到傳統面對面互動中的社交回饋壓力。另一方面，這種非對稱性反映了社群內部的權威分化——高地位成員持續輸出信息以積累聲望，而普通成員則演化為純粹的信息消費者。

綜上所述，數字趣緣社群在“弱關系約束”下表現出極強的行為路徑依賴。社群通過瞬時反饋維持了對話的連貫性，而嵌入互惠的結構性失衡則促使組織內部產生了功能分化。社群的存續不再依賴于傳統的理性權威，而是依賴于“表演—消費”式的不對稱交換邏輯。這種技術中介下的互動規范，使單向依賴與習慣性互動成為數字社群互動的新常態。

3.依賴機制

依賴機制強調行動者在進行資源交換時，其交換決策的依據來自對當前需求和替代方案的可得性的理性評估。在數字社群高頻、低成本的互動環境中，該機制的運作高度依賴于快速的反饋循環，這使得注意力和即時回應成為了稀缺資源。依賴機制還強調行動者基于注意力稀缺性進行的理性評估。在低摩擦成本的數字環境中，該機制通過快速反饋循環實現對特定互動對象的選擇優化。

模型結果表明，依賴慣性（RSndSnd）具有極強的正向效應（系數為2.553，P<0.001），其風險比高達12.841。這表明，若成員B在成員A的互動歷史排名中占據首位，成員A再次向其發起互動的概率是向其他目標發起互動概率的12倍以上。這一發現有力支持了假設2c，揭示了數字互動中的行為鎖定效應。在社會結構因素約束相對較少的數字趣緣社群中，歷史互動軌跡構成了行動者響應行為的主要動力機制。這種機制使得社群秩序的維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由技術介導的行為慣性，而非每一步互動的工具理性考量。

模型結果同樣表明，依賴互惠（RRecSnd）呈現顯著的正向效應（系數為0.953，P<0.001），其風險比為2.593。具體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如果成員A在最近的互動序列中接收到來自成員B的信息，那么成員A主動反饋成員B的概率是其他隨機配對情形下的2.593倍。該結果證實了接收者的回饋傾向深受近期互動序列排名的影響，驗證了假設2d。從社會交換理論視角看（Gouldner，1960；布勞，2012），數字社群中的每一條消息都構成一次微型饋贈，其極強的即時性誘發了接收者的互惠義務。這一發現重新界定了數字秩序中的互惠本質。在即時通訊環境中，互惠并非體現為實質性的資源交換，而是體現為對他人行為的“序列承認”。這種基于事件依賴的互惠具有強烈的即時性，反映了數字社群互動秩序對即時激活機制的底層依賴。

綜上，依賴慣性與依賴互惠共同刻畫了數字趣緣社群中的微觀互動邏輯。數字趣緣社群中的互動秩序并非建立在深層的社會資本積淀上，而是由“短期行為動量”與“即時交易式互惠”雙重驅動而構建。這種基于事件依賴的結構雖具備極高的交互彈性與爆發力，但在面對外部沖擊或內部沖突時也呈現顯著的脆弱性。這為理解注意力經濟下非正式社會結構如何通過技術觸發維持內部秩序提供了經驗支撐。

4.優先依附機制

優先依附機制揭示了數字社群中資源和注意力分配的非均衡動態過程，映射了數字社群內部等級秩序的生成邏輯。本研究發現了兩種不同的優勢累積機制——發送者的行為慣性和接受者的偏好依附。

首先，模型結果說明，發送者活躍度優勢（NTDegSnd）呈現極強的擴張性（系數為12.049，P<0.001），其風險比高達170901.7。這一發現驗證了假設3a，表明高頻活躍成員在下一時刻繼續發起互動的概率遠超其他成員，形成了顯著的發送權極化。這種超額慣性是嚴肅休閑活動中身份承諾機制的體現（Stebbins，2017）。在跑者社群中，持續的信息發布不僅是社交行為，更是一種身份的建構與強化。數字平臺通過降低互動門檻，使少數核心成員能夠通過持續的“數字勞動”積累超額的行為動量，從而在互動流中形成事實上的信息發送優勢。這種自我驅動的中心化機制，構成了非正式組織在缺乏行政指令下仍能維持高頻產出的核心動力。

其次，模型結果還顯示，接收者受歡迎度優勢（NTDegRec）具有顯著正向效應（系數為1.898，P<0.001），其風險比為6.67。該結果驗證了假設3b，證實了數字社群中存在累積優勢機制造成的“馬太效應”（Barabási & Albert，1999），即成員過去的受關注度轉化為一種可量化的社交資本，吸引互動流向其集聚。這表明，在注意力稀缺的數字場域中，成員的數字聲譽具有顯著的引力效應。受歡迎度高的成員被默認為社群的意見領袖，從而會卷入更多的互動事件中。這種偏好依附機制導致了社群結構的層級分化，促成了中心—邊緣結構的自發形成。

綜上，本研究量化了數字社群中優先依附的強度，并揭示了其二重性特征。核心成員地位的鞏固主要依賴于內在的承諾強化機制，表現為極高的內容產出頻率；而次級流量分配則遵循外在的累積優勢機制，表現為穩健的被動互動集聚。這種雙重動態機制的共存，解釋了數字趣緣社群互動秩序的非均衡本質。數字趣緣社群并非平等的協作網絡，而是形成了由極少數高承諾成員驅動，由聲譽資本引導的注意力極化結構。這種結構雖然保證了社群在微觀層面的活躍度，但也預示了互動秩序對核心成員行為慣性的高度依賴。

5.內生結構與個體屬性效應

除核心驅動機制外，模型的控制變量與協變量分析進一步揭示了社群互動的內生規范及異質性特征。

（1）參與者轉移與數字禮儀

模型中顯著的參與者轉移效應（P-shifts）揭示了該社群溝通集約化與秩序優先的結構取向。第一，互動擴散（PSAB-BY）與多目標活躍（PSAB-AY）均顯著為負，表明成員傾向于回避將行為擴散至第三方，體現了注意力經濟下注重專注溝通的內生規范。第二，對話搶占（PSAB-XY）的風險比接近于零，僅為0.018，表明該社群存在高度穩定的數字禮儀，對“打斷”或“插話”行為具有極強的規制力。

（2）結構冗余與功能獨立

傳遞閉合（OTPSnd）的效應雖顯著但較為微弱，而共同發送伙伴（OSPSnd）幾乎沒有影響。這意味著，數字社群中基于“結構冗余”的內聚力并不明顯。成員之間的聯系更傾向于直奔主題，即互動是基于特定的功能需求或興趣點直接發起的，而不需要通過中介伙伴來發起。這種功能獨立的特征體現了數字社群極高的溝通效率——它不再通過層層嵌套的社會關系網來運作，而是由直接、任務導向的連接所構成。

（3）個體屬性與數字資本轉化

一是性別與表演性互動。男性在發送與接收層面均表現出更高的積極性，但在事件層面的總發生率略低。這表明男性成員傾向于在數字前臺扮演活躍度高的表演者角色（Goffman，1967），但此類互動可能因缺乏社會潤滑功能而限制了其在網絡中的深層擴散。

二是成就轉化與象征資本。競賽能力資本在各層面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線下成就成功轉化為線上象征資本，成為驅動互動中心性的核心力量，體現了虛擬互動對專業能力的高度依附性。

三是技術裝備的景觀效應。技術裝備對接收互動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但在事件層面具有正向影響。這說明專業裝備更多作為一種“數字景觀”提供了話題，雖能吸引注意力，但未必能轉化為深層的社交回饋意愿與行為。

四是領導角色的工具性。領導者在接收層面顯著為負，但在事件層面顯著為正。這表明領導者傾向于成為工具性任務的發起者與權威背書者，而非社交互惠的回應者，符合其作為“微型公共領域”組織者的功能期待。

五是關系脫鉤。值得注意的是，關系強度對互動頻率并無顯著影響。這一發現挑戰了傳統社會學中強關系促進互動的預期，證明了數字趣緣社群的事件流脫嵌于傳統社會關系，轉而由即時需求與數字資本驅動形成。

（三）模型診斷與預測效能評估

本研究采用巴茨建議的多重診斷指標對序數時間關系事件模型的擬合優度與預測能力進行了系統評估（Butts，2008）。評估結果顯示，該模型在偏差殘差（deviance residuals）、隨機猜測等效數（random guessing equivalent）以及經驗累積分布函數（empirical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等關鍵指標上均表現優異，顯著優于隨機基準模型。具體而言，該模型顯著壓縮了風險集中的預測搜索空間達百位規模，并能以極高的精度識別實際發生的互動事件——約80%的觀測事件被準確歸類在模型預測概率排名的前2%之內。此外，預測效能分析表明，該模型對接收者的預測精度顯著高于對發送者的預測精度，這進一步印證了社群內部互動秩序由受歡迎度等吸引力機制驅動的理論。綜上所述，本研究采用的模型具有高度的預測特異性與穩健性，為解釋數字趣緣社群中的微觀互動提供了堅實的方法基礎。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運用關系事件模型揭示了數字趣緣社群互動中時序依賴的深層邏輯，論證了數字技術對互惠性等經典社會互動機制的結構性重塑。這些發現深刻地反映了數字趣緣社群作為當代社會團結的一種微觀基礎的重要性。在個體原子化日益加深的宏觀背景下，靈活、低成本且目標導向明確的非正式社群成為個體構建身份認同、獲取社會支持和進行意義生產的核心場域。本研究通過對新型互動機制的精細刻畫，為理解數字社群的演化規律奠定了實證基礎，表明數字時代的社會聯結正向著更加靈活、去中心化且工具理性化的方向轉型。

（一）數字社會與互惠性

本研究重新審視了經典社會互動理論在數字環境中的適用性。研究發現，相比于傳統的社會互動，數字空間中的互動秩序同時具有延續性與重構性（Burger et al.，2009）。

一方面，數字社群中的互動在短期內遵循依賴互惠的邏輯。這一發現印證了互動的“即時清算”交易邏輯，即互動被視為一種低成本的短期交換。這一機制是維持數字社群高活躍度和互動持續性的核心動力，契合布勞（2012）關于個體對回報的理性追求與規避社會成本的判斷。另外，依賴互惠的顯著性結果進一步揭示了在注意力經濟下交換客體的性質流變。接收者對近期消息的及時反饋，實質上是對發送者成功吸引其注意力資源的符號化確證。這種對注意力占據行為的即時強化，標志著互惠的標的已從傳統社會交換中的實質資源，轉向了高度易逝且具有強時序依賴性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數字社群的長期互動秩序則展示出與傳統社會互動模式的顯著差異，即嵌入性互惠的結構性弱化。這一負向效應直接挑戰了古爾德納（Alvin W. Gouldner）所強調的“有恩必報”的普遍規范（Gouldner，1960）。盡管短期的互動仍遵循即時互惠規范，但長期來看，這種單向的“資源接收”卻固化了一種非互惠的互動模式。接收者的行為路徑嵌入在“低成本消費”的結構中，使其在長時間尺度上不再具有回饋的動機或壓力。因此，數字媒介極大地降低了信息消費的成本，使“搭便車”行為普遍化。社群成員得以長期單向獲取價值，而無需承擔傳統社會互動中伴隨的回饋義務或社會壓力。另外，長期單向的資源依賴（負互惠效應）反映了社群中存在的聲譽—內容驅動的權威結構。地位高的成員通過持續輸出信息獲得聲譽和地位回報，從而無需接收者的直接回饋，這種機制進一步固化了信息流動的非對稱性。

綜上，在數字社會中，趣緣組織等非正式組織的數字社群表現出了關系的弱約束效應，但在互動上表現出極強的行為路徑依賴。這種非正式群體表現出很強的功能分化，這種分化依賴于聲譽—內容驅動的權威生產和成員的低成本參與，二者共同維系了數字趣緣社群這一“價值共同體”。因此，雖然未來人類社會可能存在更多的自由交流，但互動機制的非對稱性表明，數字社群中的交流正被工具理性影響。這種長期互惠規范的結構性弱化，使得數字社群難以有效積累深層的社會資本。

（二）數字社會與互動秩序

戈夫曼的“互動秩序”理論在分析異步數字環境中的社群互動時，依然展現出強大解釋力（Rawls，2015）。數字社群的互動秩序并非僅僅是對物理空間秩序的簡化或替代，而是技術媒介與固有社會性需求相互作用的結果。個體通過持續的印象管理，來確保數字自我呈現的穩定性，并致力于維護一種可預測、可信賴的交互連貫性。

然而，數字平臺重塑了互動的時空形態。在缺乏非語言線索的環境中，互動規范的關鍵在于時間性的結構化。傳統的互動要求即時響應，而異步數字互動則將“即時性”具象化為一種高度結構化的即時互惠行為，并成為社群互動中的核心關系評價指標。快速回復、點贊和發送表情符號等行為，成為維持在場感和執行“面子工作”的數字化道具。這些行為不再是獨立的回應，而是時間敏感、方向明確的離散式關系事件，共同構成了即時互惠的行動回路。

總之，本研究不僅拓寬了非正式組織互動機制與規范的實證視閾，更揭示了數字社群維系的社會基礎。在高度個體化的數字背景下，趣緣組織正演變為承載社會連接和身份構建的主要場域。即時互惠這一微觀機制通過高效地生成連貫性互動、積累情感能量和建立結構優勢，證明了即使在去中心化的異步互動環境中，非正式組織也能內生出穩固的微觀秩序。這一機制是趣緣組織得以在碎片化環境中存續并發揮社會功能的關鍵。因此，這種非正式的、去中心化的互動架構，構成了錨定個體社會歸屬感的基礎。探索和分析這種微觀社會結構，為我們理解數字時代社會形態的演進提供了實證基礎。

（三）數字社會與優先依附

本研究為數字社群中的優先依附效應提供了經驗支撐。研究發現，相較于接受者，高產的內容提供者在網絡中更易獲得累積優勢。這種非對稱的強化機制，會產生少數具有很高中心性地位的信息提供者。

這種地位的分化與“數字資本”的出現密切相關。平臺提供的即時、可量化的反饋（如點贊、評論、消息數量等）使得個體的“活躍度”和“受歡迎度”轉化為高度可見、易于積累的資源。在工具理性驅動下（Spracklen，2015），個體為追求量化指標而進行表演和生產，從而加速了地位層級的建立和固化。并且，這種地位層級的固化速度遠超線下社群（Fine & Hallett，2023）。

高產出者地位的確立主要源于其內在的行為慣性和對該興趣活動的長期投入。這種強大的發送者慣性構成了一種排他性機制，這一機制將成員自然分化為核心貢獻者和邊緣參與者，構成了社群結構高度中心化的內生動力。

（四）數字趣緣社群中的互動機制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我們認為數字社群并非線下關系的簡單映射，而是實現了驅動邏輯從個體的特征依賴向內生性時序依賴的轉型。傳統線下社群強調結構嵌入性（Granovetter，1985），互惠被視為維持長期穩定關系的基石，且受行動者的社會特征與信任積累影響。然而，本研究發現的負向嵌入互惠揭示了線上互動與線下互動的本質差異，即在數字環境中，長期的信息獲取并未轉化為回饋的義務，而是呈現單向依賴。

這種“互惠失衡”現象根源于數字社會極大地降低了反饋義務的社會壓力。成員傾向于將高能力者的經驗分享視為“數字公共物品”，而非個人恩惠。這種在面對面社交中極難維持的模式，在數字空間中卻成為一種常態，甚至成為維持群體活躍度的潤滑劑。另外，不同于受物理空間強約束的線下互動，數字社群通過即時互惠機制實現了互動的“脫域”。正如巴茨所言，關系事件框架的核心在于行為對行為的觸發，而非靜態社會特征的匹配（Butts，2008）。本研究證實，線上互動已顯著脫離社會背景的約束，轉向依托技術賦能下的時序依賴。

本研究也發現了數字社群內部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模式，這反映了數字社群內部秩序與權力的微觀來源。一是核心成員的表演性貢獻模式。極顯著的發送者活躍度優勢反映了其強烈的身份認同。這是一種符合斯蒂賓斯的嚴肅休閑理論的行為模式（Stebbins，2017）。核心跑者持續發送信息并非為了獲取直接回饋，而是為了在線上空間通過數字表演建構其專業跑者的身份認同。這種模式具有極強的行為慣性和自我強化特征，其驅動力源于核心跑者的內在追求而非外在的回饋。二是接受者的工具性消費模式。這類成員表現出強烈的偏好依附和工具性消費傾向。他們獲取指導和資源，但并不承擔維護關系的成本。這種一方表演、一方消費的行為分野，使得數字社群形成了基于注意力與信息價值的穩定的分層結構。

綜上，趣緣群體等非正式組織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本研究顯示，數字趣緣社群呈現一種區別于傳統組織或地緣社群的彈性結構，這種彈性結構具有兩方面特征。一是去中心化與微觀極化的共生特征。歸一化熵反映了數字趣緣社群表面上的平等參與，而REM模型揭示了微觀機制上的慣性壟斷。這種獨特性表明，數字趣緣社群是一種進入門檻低、參與梯度高的組織，它允許大量“潛水者”存在，同時依靠極少數的核心成員維持群體的活力。二是弱關系約束下的強路徑依賴模式。本研究發現關系強度對互動頻率無顯著影響，這證明了數字趣緣社群是一種典型的弱連接組織（Granovetter，1973）。然而，這種弱關系并未導致社群瓦解，社群的穩定性不依賴于成員私下的情感深度，而依賴于共同體內的重復性互動（Fine & Hallett，2023）。一旦某種互動模式建立，技術記錄和行為慣性便會誘發鎖定效應。這種以行為慣性彌補情感缺失的機制，正是數字社群在原子化時代能夠存續的獨特邏輯。

（五）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是運用REM對數字趣緣社群中的互動機制進行動態分析的初步嘗試，雖為理解非正式組織的微觀社會過程提供了新視角，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是數據觀察邊界的局限。由于微信群的痕跡數據難以捕捉到平臺之外的社會互動，未被觀察到的關系事件可能導致測量誤差并影響結果的穩健性。其次是未觀察到的異質性風險。盡管模型控制了個體特征，但社交媒體使用強度以及深層互動偏好等關鍵變量的缺失，仍可能引發遺漏變量偏誤。再次是樣本情境的選擇性。本研究聚焦于單一高校的跑步社群，該社群基于身體實踐的互動模式未必適用于其他類型的數字社群。最后是模型方法的局限。本研究采用的REM主要關注互動的結構動力學，未能對互動文本內容進行深入挖掘，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互動意義的解釋力。未來可以嘗試將REM與自然語言處理方法結合，更全面地還原數字社群的互動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