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我如何研習中國古代史

從1978年負笈南開到現在，轉眼已經26年了。26年來，我一直在研習中國古代史。我是如何走上學史道路，又是怎樣選擇和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呢?這應該從我“文革”前后的經歷談起。

一、劫后學史，苦讀博覽

我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四歲時，母親因病逝世，家里經濟條件差，不可能進幼兒園，在家門口的小人書攤上瀏覽連環畫，成了我童年時期少有的愛好。父親僅讀過三年書，但特別注意對子女的教育，喜歡給我們兄弟姐妹講歷史故事，有時也帶我去看古裝戲。從這兩個渠道，我受到了最初的歷史啟蒙教育。

小學畢業，我效仿哥哥，報考了太原市最好的第五中學。由于作文偏離命題，成績不太理想，語文、算術二門僅得了180分，勉強被錄取。這對我是個很大的刺激。于是，我發憤苦讀了一年，到初二年級，居然在班里名列前茅，有幾次甚至考了全年級第一。初三、高一階段，我的學習依然很好。當時，校園里盛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風氣，我同樣希望高中畢業后報考理工科大學。

一場“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上大學的夢想。山西地處“三線”,“老三屆”中學生幸免上山下鄉。從1969年開始，我進工廠當了十年工人。或許是受“讀書無用”極左思潮的影響，我一度把以前的教科書統統處理掉，中斷了文化課學習。特別是與工廠推薦上大學的機會擦肩而過，更讓我幾乎絕了繼續上學深造的愿望，真想當一輩子普通工人了。

1977年恢復高考，我沒有去應試。當時以為自己荒廢多年，沒有希望。錄取揭曉，過去成績不如我或班次較低的，都考上了。1978年，二姐從長治市寫信責備我：為何不參加考試?為何缺乏應有的勇氣和志氣?這樣，我才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匆匆開始復習準備。

因為距考期不足三個月，準備理工科來不及，只好報考文科。沒想到，成績還不錯，五門總分390分。其中，歷史考得最好，94分。

究竟報什么專業、什么學校?我跑去請教太原五中教我們歷史課的潘緝熙老師，她建議我揚長避短，報考歷史專業。還說以鄭天挺先生主教席的南開大學歷史系最好，應該報考南開。我接受潘緝熙老師的意見，在志愿欄上填寫了南開歷史系。結果，如愿以償，幸運地被南開歷史系錄取。當時，我已經29歲。現在看來，潘緝熙老師的指點，適合我的實際情況，對我的成長和學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后，我曾經專門去看望已經調回北師大歷史系任教的潘緝熙老師，感謝她對我的教誨和點撥。

入學以后，我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由于荒廢了整整十年，自己的文化基礎知識和記憶力有所退化，學習起來遠不及中學時期得心應手。所以，我開始了自中學以來的第二次苦讀，一心想把耽誤的學業趕快補回來。用“惜時如金”來形容我和身旁部分同學的勤奮，是再恰當不過了。每天早晨新開湖畔，都有我和同窗念外語的身影。晚上最后離開主樓教室的，也是我們那一群人。課間或在食堂買飯排隊時，也有不少同學手握書本，念念有詞。同學們的生活頗為清貧艱苦，半數人僅靠每月十多元的助學金維持。我和幾個少數帶工資的算是比較寬裕，但也有養家糊口之累。這些絲毫沒有影響同學們的正常學習，反而激發了大家的熱情和斗志。每次考試成績較好的，多半是年齡偏大的同學。

本科四年，收益最大的，當屬歷史系任課老師們的教導。

歷史系是個師資力量雄厚的老系。非常幸運的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歷史系一批造詣頗深的老教授依然健在。1978年以后，他們陸續被解放，重新登上講臺，給我們授課。鄭天挺先生講“史學研究”,吳廷璆先生講“中西交通史”,楊志玖先生講“元史”,王玉哲先生講“先秦史”,楊翼驤先生講“史學史”,楊生茂先生講“美國史”,黎國彬先生講“專業外語”,來新夏先生講“目錄學”,魏宏運先生講“中國現代史”……所有這些，如同春天的雨露滋潤了我們的心田，開啟了我們智慧的門扉，使我們學會了如何讀書治史、如何做人，有些甚至是終身受益。由于年齡等方面的原因，這批老教授在我們78屆之后就多半不再給本科生上課了。日后，同學們都戲稱：我們是這些老先生的“關門弟子”。

在中年教師里，王連升先生可謂我們的“啟蒙師”。王先生最先給我們講“中國古代史”,講課生動活潑，思路開闊，頗受同學們的歡迎。他給我們講了不少史學研究的方法和動態，還幫助我們建立學術社團“史學研究會”,指導我們撰寫小論文，開展學術討論，鼓勵我們勤于思考，敢為人先，盡快成為史學人才。記得“史學研究會”和經濟系的“經濟初學社”,幾乎是同時創立的。還曾經在《南開周報》上開辟了“史學研究”專欄。“史學研究會”成立之際，鄭天挺、楊志玖、王玉哲、劉澤華等教授都到會祝賀，鄭天挺先生還為我們的“史學研究”專欄揮毫題詞。我也曾是“史學研究會”的負責人之一。這個研究會對包括我在內的一群積極分子后來走上史學工作者的道路，產生過不可低估的影響。

其間，我沒有滿足于死啃課本和追求高分，而是花了大量的時間瀏覽較多的史學名著和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書籍。當時，圖書館成了我每天必去的第二課堂。而且，往往是前兩節課結束，就匆匆趕往圖書館看書，一直看到響鈴關門。諸如《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舊唐書》、《資本論》第三卷等，都是在大學階段閱讀的。較廣泛地讀書，用去很多時間和精力，當時也沒有立刻見到多少實際成效，但它從理論方法到史料知識，在各方面奠定了廣博而深厚的基礎，為我日后從事比較專精的研究作了必要的準備。

20年后，我當了一屆校圖書館館長，盡力做了諸如“優質服務”、“數字化”、“開放閱覽”等有益的事情，受到師生們的好評。這既是出于學子必須博覽群書的個人理念和切身體會，又是對圖書館第二課堂的一點回報。

二、學名師風范，匯諸家優長

1982年開始，我師從楊志玖先生攻讀元史方向的碩士研究生。

這中間還有一段小插曲。原先楊志玖先生所招收的研究生方向有兩個：隋唐史和元史。三年級時，我聽過楊先生的課，對先生的學問甚為仰慕，本來是想報考隋唐史方向。不巧，那年楊先生決定停止招收隋唐史方向，只招收元史方向。我曾經有幾分疑惑，也想過考外校的隋唐史碩士。后來，聽南炳文老師說，楊先生是史學名家，他更擅長元史。于是，我覺得隨先生學治元史，或許是另一種較好的選擇。經過一段認真準備，居然以歷史系總分第一的成績被錄取，日語達到92分。當然，我付出的努力也非常大。有半年多時間，基本是埋頭苦讀的。我清楚地記得，考試前夕，正值學生宿舍調整，我忙于復習準備，拖到最后才“搬家”。同宿舍的房玉川、張殿臣、葉向明諸同學伸出了援助之手，幫我迅速搬完了殘留的行李。這件事至今讓我心存感激，難以忘懷。

楊志玖先生指導我學習元史，第一步是精讀《元史》。先生強調閱讀原始資料的重要性，認為：做學問不能做轉手商販，要開工廠，親自發掘原料，制成商品，供人使用。所謂“如入寶山不空歸”。按照先生的教導，我認真讀《元史》,發現不懂的問題，或者查閱工具書解決，或者記錄下來，及時向先生請教，藉此逐個“攻克”《元史》中人名、地名、部族名之類的疑難和障礙。我還參照《元史·本紀》編寫了大事記。這兩項“笨功夫”耗費了將近半年時間，當時也覺得比較枯燥，成效不太顯著,但是，它畢竟讓我較快地熟悉了元史，打下了較好的專業基礎。有了這樣的基礎，后來讀《元典章》和元人文集等其他史書，就比較順利了。

其次，楊志玖先生要求我們盡可能多地學習掌握外語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由于我讀碩士研究生時已過了“而立之年”,學習起語言文字困難較大，總是記不住。先生曾經鼓勵我們：“學習語言文字，比學歷史容易，無非是大量記憶，背課文，功夫下到，肯定會見成效。”先生以身教帶言教，雖然年屆70,還利用授課休息時間，向十七八歲的維族女同學請教突厥語詞匯。他親自隨青年教師進修德學，又和我們師兄弟一起聽蒙語老師的講課。先生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深深感動了我，激發了我克服困難的勇氣和毅力。攻讀碩士期間，我堅持學習了一年蒙古語。博士畢業后，又到北京隨社科院民族所黃顥先生學習了一段時間藏語。后者曾得到楊志玖先生和系主任劉澤華先生的全力支持。回首這段學習語言的經歷，酸甜苦辣，感觸良多。從學習效果看，自己學得并不太好，只能算粗知而已。然而，在日后研究元代“投下”和成吉思汗生年等問題時，所學的蒙古語和藏語都派上了用場，成了解決疑難的得力工具。所以，我要特別感謝楊志玖先生、劉澤華先生和黃顥先生。

楊志玖先生給我的第三個教益，是學會寫高質量的史學論文。我學習撰寫小論文，是從大學一年級下學期開始的。當時，膽子很大，空泛議論較多。不久，學會了從閱讀史料入手寫文章，第一篇這類的文章是《略論唐太宗的政治思想》。自己認為下了較大的功夫，頗有自信。拿去請楊先生看，得到的答復卻是：此類文章已經不少，勿需在這方面花費精力。先生的話，對我刺激很深，當時尚不完全理解，有些掃興。不久，楊先生在《文史哲》上發表《我怎樣學元史》,談到在北大讀研究生時姚從吾等先生“心得”和“論點”至關重要的指教。此時我才基本想通，遵命而行，試著從事具有新意和比較實在的寫作。真正規范的研究性論文，實際是我的碩士畢業論文。選擇論文題目時，我考慮到做元史研究，不能回避蒙古主體或主流，而在蒙古千戶、怯薛、分封三大支柱性制度中，尚有問題可研究的首先是分封。由于分封制度龐大而復雜，碩士論文不可能完全涉及，受周良霄先生的啟發，我決定以分封制度的特殊形態“宗王出鎮”為題，撰寫碩士論文。論文作得很艱苦，苦思冥想了好久，最終在楊先生的指導下，從鎮戍區屬性、權力構成、任用原則等三方面予以剖析，揭示了元代宗王出鎮的封藩不治藩、重在統軍鎮戍，且與官僚制相補充的特殊本質。該文在繼承周良霄先生特殊分封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探明其鎮戍區歸朝廷所有、由行省等官僚機構具體治理、部分出鎮宗王不世襲等特殊性之所在。因此，也算是著眼新角度，提出了新觀點。該文受到國內元史前輩的贊揚，我也初次摸索到了開展創新性研究和撰寫高質量的史學論文的門徑。

因為楊志玖先生考證文章做得最好，我也留心學著寫若干考證文章。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讀博士期間寫的《元代投下考述》和《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發微》兩篇。第一篇重在進行投下對音、本義和引申義的考釋，基本屬于傳統的微觀考據。第二篇則是透過《元史》、《太宗本紀》和《食貨志三》相關記載的差異，鉤沉索隱，探究世祖至元初年路州建置的變動，又屬于對象較大的考證或考論結合。在寫作過程中，先后讓楊先生看了兩三遍，先生多次指點，我又反復修改，后來成了博士論文的精華，受到國內外專家的贊譽。在楊先生精心指導下，我也初步學會了作考據文章。而后，又寫過《成吉思汗生年問題補正》、《修端“辯遼宋金正統”的撰寫年代及正統觀考述》等篇，可以算作進一步的學習與嘗試。

在得到業師楊先生精心指教的同時，我還注意向其他前輩學者學習，博取諸家優長。

數十年來，國內元史學界有一批非常優秀的前輩學人，而且始終保持著嚴肅開展學術批評的好風氣。從攻讀碩士開始，我幾乎養成一個習慣：經常虛心向這些優秀前輩請教，也把他們當作做學問的老師。無論是碩士論文還是博士論文中的難點問題，我都抓住一切機會向他們咨詢求教。諸如蔡美彪、陳高華、陳得芝、亦鄰真、周良霄、周清澍、邱樹森、楊訥、賈敬顏諸先生，都曾經給予我許多有益的教誨和指點。他們在做學問上對我的幫助，也是非常大的。

我還十分注意運用南開大學學術交流的便利，隨時向國內外文史哲名家學習。本科和讀研究生期間，每逢國內外名學者來南開講演，我大都會去聽聽。有時和專業讀書學習發生矛盾，我也以“磨刀不誤砍柴功”自勉，堅持去聽。記得20世紀80年代末的一個嚴冬，北京舉辦中國文化書院導師講座，季羨林、杜維明、湯一介等十余位國內外文史哲名家濟濟一堂。我和幾名南開青年教師冒著嚴寒，趕去聽講。當時我僅穿了一件薄棉襖，凍得夠嗆。但是，的確學到許多東西，對開闊學術視野大有裨益。另外，我對唐長孺先生和經君健先生的學術論文非常佩服，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有意無意地以二位先生為楷模，學到不少東西。

回想自己的學史歷程，我有兩大幸事：一是能在名師楊志玖先生門下學習，業師楊先生耳提面命，教會我讀史書，寫規范論文，鼓勵我學習蒙古語和藏語，還學會了考證；二是我在業師楊先生以外，又找了一些老師，及時得到了他們的幫助和指教。就我的成長來說，前者是至關重要的，沒有業師楊先生20年的指導，我不可能成長為史學工作者；后者也是不可缺少的，沒有這些師外諸師的幫助，我不可能進步這么快。我由衷地懷念和感謝業師楊志玖先生，同時也感謝我的師外諸師。

三、注重集團性研究與專通結合

20多年的研習古史歷程，我體會到，名師指導和真傳的確是成才的良好基礎。但得名師真傳主要是接受和繼承老師的治學精髓，即基本方法和路數，并不需要亦步亦趨，跟在后面一味模仿。因為老師有老師的特長，我們則存在“文革”十年浩劫、荒廢學業的弱點。例如，考據是楊志玖先生的擅長，在這方面即使我們拼命追趕，恐怕也是難望其項背。到頭來，我們肯定會遠遠落在老師后面，碌碌無能，玷污師門。我的選擇是：在學習繼承老師實證考據方法和路數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社會實踐經驗較豐富、綜合認識能力稍強等情況，走宏觀論述和實證考據相結合的路子。這樣，或許能夠有所作為，至少是不給老師丟臉。實踐證明，這條選擇比較適合我的實際情況，也算比較成功。

基于這條選擇，我注意吸收楊志玖先生以馬可波羅、回回人、探馬赤軍三課題開展一流研究的經驗，長期實施了集團性和特色研究的戰略。

前述我的碩士論文題目為“元代宗王出鎮”。然而，我先選定的是蒙元分封制度這一較大的領域，只是因為題目太大，不適合碩士論文要求，才暫且先行研究了其中的一部分“宗王出鎮”。到1986年在職攻讀博士，我就很快以整體的蒙元分封制度展開研究，從而完成了第一項集團性和特色研究。由于自碩士開始的學術積累，從資料收集到立意構思，都經過較長時間的準備和深思熟慮，所以論文進展比較順利，1988年底我就通過答辯。該文稍作修改，以專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出版，受到《歷史研究》韓志遠書評和日本著名學者杉山正明的贊譽。白壽彝《中國通史》言拙著“對草原兀魯思分封和中原食邑分封、投下私屬人口、宗王出鎮等問題作了全面的詳盡論析，有不少獨到見解”。

圍繞這篇博士學位論文，我付出的勞動和艱辛很多很多。我曾經走遍北京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北大圖書館、清華圖書館、民族學院圖書館等，像大海撈針般地搜集資料。誠然，也留有小小的遺憾。當時，我愛人和孩子剛剛調入南開，一家三口曾經暫住過主樓旁的小平房辦公室，后又擠在11平方米的宿舍內。為了早點改善住宿條件，我兩年半就寫完了博士論文。雖然速度和效率還算可以，但論文某些部分比較粗糙。后來想重新修改，可惜思路已經中斷。如果不是趕著兩年半畢業，學位論文肯定會寫得更完美些。

90年代，我著手行省制和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研究，這也是我開展的第二項集團性和特色研究。

其實，行省制、中央與地方關系，與分封制度是難以分割的。80年代我探討蒙元諸王、功臣分封及宗王總兵出鎮時，就接觸了不少有關行省的資料，覺得行省問題的內容和價值不亞于分封制度。于是，萌生了繼續研究行省制度，以成《分封制度》姊妹篇的念頭。完成博士論文不久，已開始閱讀和搜集有關史料。然而，90年代前五六年，因撰寫《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系研究》、《社會階層制度志》,花費了大量的精力，行省制度研究不得不暫時擱置。好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系研究》二書與行省制度聯系比較密切，對我從官僚政治、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視角理解行省制度，頗多啟迪。1996年初，我感到不能再拖下去，于是集中精力研究行省制度。先后花了四年時間，直到1999年12月才寫完近50萬字的《行省制度研究》。該書出版后，被《中國史研究》張帆書評譽為：“史料翔實，持論謹慎”,“內容厚重細密”,“體現作者十余年學術積累的心得”,“將元朝行省的研究推進到了新的高度”,“為近年來相關領域的力作”。《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系研究》一書，也引起較好的反響，不少大學歷史系列之為博士和碩士研究生的重要參考書。

這兩本書和與此相關的十余篇論文，構成了圍繞行省制和中央地方關系的第二項集團性和特色研究。

經過這樣的集團性和特色研究，圍繞著有所聯系的兩個中心，不僅科研成果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我對蒙元史的認識與把握也有了相應的進步。無論是科研本身，或者外界認可，這樣都比頻繁變動研究領域好些。

在主要研究蒙元王朝斷代史的同時，我還注意適當進行貫通性研究，力求做到斷代專業研究與縱向貫通研究相結合。最初，并沒有這方面的自覺性，諸如《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系研究》、《社會階層制度志》三本書的寫作，大都是參加劉澤華教授的科研項目或完成個人主持的科研課題所驅使。當時，還是青年教師的我，從事單純的元史研究，很難拿到項目資助，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此前后，配合上述科研，也給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過“古代官僚政治”、“古代政治制度史”、“史學概論”和“中國古代史通論”等課程。現在看來，適當進行貫通性研究和教學，雖然占去了一定的精力和時間，但對蒙元王朝斷代史研究不僅沒有妨害，還能起到相得益彰和互相促進的作用。主要的受益是眼界和視野寬闊了，容易做到從中國古代史的長河中看元史，也容易立足元史去思考和理解中國古代史。目前，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一樣，都在走專門化的路子，每個人研究的領域和范圍都比較窄。這是學科繁榮發展的必然途徑，應該肯定。但是，像歷史這樣的學科，其本身的貫通性顯而易見。完全從事窄而又專的課題研究，未必是好事。以專為主，專通結合，或許是一種較好的路子。即使從事比較專的課題研究，思維也不能狹隘，不能受微觀的限制。20多年來，自己進步較快，元史方面的研究不斷向縱深發展，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誠然，斷代專業研究與縱向貫通研究之間，也應該保持一定的內在聯系，至少不能在研究類別性質上跨度太大，距離太遠。例如，我從事的“元代分封制度”和“行省制度”等斷代專業研究，與“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地方關系”等縱向貫通研究，大體屬于相近或類似的領域，這應該是相得益彰和互相促進的一個前提。

可以看出，無論元史抑或中國古代史，政治制度都是我的主要研究方面和領域。與前人的研究比較，我研究政治制度有兩點體會和理念：一是重視制度和權力的運作，二是注意對其特定的文化社會背景剖析。前者是學習和借鑒政治學理論方法的結果；后者起初是蒙元政治制度與草原游牧文化社會密不可分的聯系給我帶來的強烈感受，而后又在對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大一統”秩序的認識中得到升華。可以說，我的若干代表性專著和論文，都貫穿了這兩條理念和原則。我在政治制度研究的方法論上略有前進或超越前人的地方，即在于此。

回顧26年研習古代史的經歷，有曲折，有進步，有遺憾，有歡樂。所作的成績，不足掛齒，只能說是自己曾經努力了。南開和社會對我格外關愛，給予我許多職務、職稱和頭銜，如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元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蒙古史學會副理事長、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學科評審組專家等。2000年10月開始，我又擔任南開歷史學院第一任院長，行政和業務兩副擔子挑在肩上，的確感到力不從心。最近，我剛剛出版了《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的專著,《忽必烈傳》也已經交付出版社。下一步，我將繼續從事“元代華北地區”和“元代西部北部諸行省”等課題的探討，力爭把已有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以報答業師楊志玖先生和母校對我的栽培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