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而知新，涼州（武威）文人必讀文章：蔡元培《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一名敳，字仲申，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紹興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原籍浙江諸暨，中國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翻譯家，中國近代民族學研究的先驅。

蔡元培二十五歲被點翰林院庶吉士，成為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北伐時期，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員會，籌設中華民國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導教育及學術體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貫徹對學術研究的主張。

蔡元培把中國文化教育“從封建專制時代擺渡到民主自由時代”；提倡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及人生觀、世界觀、美學教育；倡導自由思想、民權與女權，致力革除“讀書為官”之舊俗，開科學性研究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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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10日，初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于北京召開臨時教育會議，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主持會議。此次會議意在就民國教育之定位與改革，征求全國教育家意見，以謀現代中國教育事業之發展。在會議的開幕式上，蔡元培作此演講，從民國教育與專制時代教育之不同的辨析出發，提出對新教育特質和教育改革方向的主張。1912年7月20的《民立報》載：“蔡總長演說洋洋數千言，頗為精辟，其辨別民國教育所以與專制時代不同之點，大抵謂專制時代由上特定一種教育主義，而以利祿誘人民以就之，民國教育當視各種人民而施以各種相當之教育主義，當以人民一方面為重。”

然而，蔡元培在發表此演講的當日，即與宋教仁、王寵惠、王正廷，一同向總統袁世凱提出辭職，7月14日獲免教育總長一職。

在此演講中，蔡元培對于民國教育之要旨，特別強調兩點。其一，摒除“利己主義”，尤以掌權者或當政者之“利己主義”為甚；其二，以樹立國人“道德心”為教育家“百世不遷之主義”，以去除國人“自大”與“自棄”之舊弊為教育系統改革之考量。這兩大要點，共同指向了蔡元培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上的根本出發點——作為新國家之公民的“人”的挺立。基于此，他強調民國的教育方針，“應從教育者本體上著想”，而非從當政者之需出發。盡管，考慮到蔡氏于此演講后即向袁世凱請辭，在此教育主張的背后，或亦藏有對袁世凱政府專制“馭民”之憂。如其開篇所言：“此次議決事件”，“即使間有不能實行者，然為本會已經議決之案，將來亦必有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蔡氏對民國公民的養成，強調了公民之“責任”“義務”——公民種種“能力”之養成，意在使其能克盡種種“責任”。于是，蔡氏在教育中“為公”的傾向得以突顯。并且，這種“公”是通向“天下為公”的世界主義的，是超越一國政府之“私利”的，甚至主張公民對國家之責任應以“對世界之責任無沖突”為范圍。這一點，直通其“教育獨立議”（蔡元培主張，教育事業應超然于政黨政權），后來的錢穆等人亦持此論。

正基于此，蔡元培在其著名的“五育并舉”主張中，以公民道德為中心——世界觀與美育意在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和實利主義則以道德為根本。亦即，在蔡氏眼中，徹底超越“利己主義”而導向“天下為公”之世界主義的道德心，方為新國民的立身之本，也是國族振興、國家再造的長遠倚仗。這與他于同年2月發表的《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中所述其倡世界觀教育與美育之緣由——使公民道德超軼于政治，頗有一脈相承、前后呼應之意。由此，他對于民國公民的設想或定位亦隨之顯現——獨立自主之道德主體，而非“權利—義務”之對立關系中的權利主體。

與此同時，蔡元培從破除中國人隨保守心而來的“自大”與“自棄”出發，主張廢止經科與讀經，將經科分入文科之文、史、哲三門。這也意味著以學問和知識教育的立場，對以經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之重審與轉化，更直接導向了中國現代學術體系與教育體制之建構。事實上，盡管蔡元培在發表此演講后即辭任教育總長，但其中的教育理念和主張要求，卻在他執掌北大時期得以施行——支持新文化，倡導學術研究，踐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且實行教授治校。

以上為本文的大致背景與相關內容延展。

本文選自張圣華編《蔡元培教育名篇》，科學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委任狀

《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

文｜蔡元培

今日之臨時教育會議，即中華民國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會議。此次會議，關系甚為重大，因有此次會議，而將來之正式中央教育會議，即以此次會議為托始。且中國政體既然更新，即社會上一般思想，亦隨之改革；此次教育會議，即是全國教育改革的起點。此次議決事件，如果能件件實行，固為重要關系；即使間有不能實行者，然為本會已經議決之案，將來亦必有影響。諸君有遠來者，即或在近處者，亦是撥冗而來，均以此次會議關系重大之故。

民國教育與君主時代之教育，其不同之點何在？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不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用一個人主義或用一部分人主義，利用一種方法，驅使受教育者遷就他之主義。民國教育方針，應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有如何能力，方能盡如何責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從前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齊）有言：昔之教育，使兒童受教于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兒童。何謂成人受教于兒童？謂成人不敢自存成見，立于兒童之地位而體驗之，以定教育之方法。民國之教育亦然。君主時代之教育，不外利己主義。君主或少數人結合之政府，以其利己主義為目的物，乃揣摩國民之利己心，以一種方法投合之，引以遷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義。如前清時代承科舉余習，獎勵出身，為驅誘學生之計；而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從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駕馭。現在此種主義，己不合用，須立于國民之地位，而體驗其在世界、在社會有何等責任，應受何種教育。

社會逃不出世界，個人逃不出社會。世界尚未大同，社會與世界之利害未能完全一致。國家為社會之最大者，對于國家之責任與對于世界之責任，未必無互相沖突之時，猶之對于家庭之責任與對于國家之責任，不能無沖突也。國家、家庭兩種責任，不得兼顧，常犧牲家庭以就國家；則對于國家之責任，自以與對世界之責任無沖突者為范圍，可以例而知之。至于人之恒言，輒曰權利、義務。而鄙人所言責任，似偏于義務一方面，則以鄙人對于權利、義務之觀念，并非相對的。蓋人類上有究竟之義務，所以克盡義務者，是謂權利；或受外界之阻力，而使不克盡其義務，是謂權利之喪失。是權利由義務而生，并非對待關系。而人類所最需要者，即在克盡其種種責任之能力，蓋無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務，即在為受教育者養成此種能力，使能盡完全責任，亦無可疑也。

當民國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盡此任務，不外乎五種主義，即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是也。五者以公民道德為中堅，蓋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必以道德為根本。我國人本以善營業聞于世界。僑寓海外，忍非常之困苦，以致富者常有之，是其一例。所以不免為貧國者，因人民無道德心，不能結合為大事業，以與外國相抗；又不求自立而務僥幸。故欲提倡實利主義，必先養其道德。至于軍國民主義之不可以離道德，則更易見。我國從前有勇于公戰、怯于私斗之語。現在軍隊時生事端，何嘗非尚武之人由無道德心以裁制之故耳。教育者，非為已往，非為現在，而專為將來。從前言人才教育者，尚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說，可見教育家必有百世不遷之主義，如公民道德是。其他因時勢之需要，而亦不能不采用，如實利主義及軍國民主義是也。吾人會議之時，不可不注意。

又有一層，我中國人向有一弊，即是自大；及其反動，則為自棄。自大者，保守心太重，以為我中國有四千年之文化，為外國所不及，外國之法制皆不足取；及屢經戰敗，則轉而為崇拜外人，事事以外國為標準，有欲行之事，則曰是某某國所有也。遇不敢行之事，則曰某某等國尚未行者，我國又何能行？此等幾為議事者之口頭禪，是由自大而變為自棄也。普通教育廢止讀經，大學校廢經科，而以經科分入文科之哲學、史學、文學三門，是破除自大舊習之一端。

至現在我等教育規程，取法日本者甚多。此并非我等茍且，我等知日本學制本取法歐洲各國。惟歐洲各國學制，多從歷史上漸演而成，不甚求其整齊劃一，而又含有西洋人特別之習慣；日本則變法時所創設，取西洋各國之制而折中之，取法于彼，尤為相宜。然日本國體與我不同，不可不兼采歐美相宜之法。即使日本及歐美各國尚未實行，而教育家正在鼓吹者，我等亦可采而行之。我等須從原理上觀察，可行則行，不必有先我而為之者。例如十三個月之年歷，十二音符之新樂譜，在歐美各國為習慣所限，明知其善而尚未施行，我國亦不妨先取而行之。學制之中，間亦有類此者。

此刻教育部預備之議案，大約有四十余種之多。第一類，是學校系統；第二類，是各學校令及規程；第三類，教育行政之關系；第四類，學校中詳細規則；第五類，大概含有社會教育性質。

其中有一大問題，是國語統一辦法。現在有人提議：初等小學宜教國語，不宜教國文。既要教國語，非先統一國語不可；然而，中國語言各處不同，若限定以一地方之語言為標準，則必招各地方之反對，故必有至公平之辦法。國語既一，乃可定音標。從前中央教育會且提出此案，因關系重要，尚未解決。

此外，又有種種問題，不能單從教育界解決者。如前清學部主張中學以上由中央政府直轄；中學以下，歸地方政府管轄。日昨有幾位談及，謂廢府以后，中學校應歸省立或縣立。此等須俟地方官制頒布后，始能規定。現在只能假定一劃分之方法，即如中等以上教育，取給于國家稅，或以國家產業作基本金；中等以下，取給于地方稅，或用地方產業作基本金。亦只能為假定之方法。

諸君此次來京，想亦有許多議案提出。其間與本部及他議員提出之問題略同者，可以合并討論。此次臨時教育會議，時期甚短，而議案至多。若討論過于繁瑣，恐耽誤時間，不能盡議。蓋諸君多半擔任教育事務者，即使延會，恐亦不能過于延長。所以，希望諸君于議案之排列，將重要者提前開議。又每案之中，先摘出重要諸點，詳細討論；其他無關宏旨者，不妨姑略之。鄙人今日所欲言者止此。

據《教育雜志》第4卷第6號，

1912年9月出版。

▲ 1912年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內閣成立，內閣成員合影。

• 前排右起：內閣總理唐紹儀、代外交總長胡惟德、海軍總長劉冠雄、工商次長王正延、教育總長蔡元培；

• 后排右起：國務院秘書長魏宸組、司法總長王寵惠、陸軍總長段祺瑞、交通總長施肇基、農林總長宋教仁。

▲ 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攝景（1918年6月）。

• 前排左起：康寶忠、崔適、陳映璜、馬敘倫、蔡元培、陳獨秀、梁漱溟、陳漢章；

• 中排左四為馮友蘭，左七為胡鳴盛；后排左二為黃文弼、左五為孫本文。

▲ 1924年4月，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學出席在德國哥尼斯堡舉行康德二百周年紀念會并致辭。

（以上圖片均源自網絡）

編者｜任曉棟

【注釋】

● 沛斯泰洛齊：即約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瑞士教育家、教育改革家，要素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被尊為西方“教圣”、歐洲“平民教育之父”。

本文消息來源：中國高等藝術教育研究院

本文原標題：《【溫故】蔡元培：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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