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會曝出驚人數據：高市早苗犯了大忌，缺席創下“十年最低”

日本首相在國會里出席預算審議的時間，明顯變短了。高市早苗在2026財年預算案審議階段的到場時長，相比前任石破茂少了大約四成。這個“少坐了多少小時”的差距看似只是排班問題，實際上會直接牽動公眾的核心判斷：政府到底愿不愿意在公開場合把爭議解釋清楚，并且把質詢壓力扛下來。

預算案推進到參議院表決前，高市在參眾兩院預算委員會累計出席大約70小時；而石破茂在2025財年預算案期間累計出席118小時。再把范圍拉到過去十年，首相平均出席大約97小時，高市這次相當于把“國會坐班時長”壓到了平均值的七成上下，也形成了近十年的低位。

立憲民主黨議員小西洋之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直接指出：首相公開接受質詢，本來就是必須去履行的憲法責任。措辭雖然強硬，但確實觸及議會制的制度核心——在議會制國家里，首相不僅要對內閣負責，還需要對國會負責。執政聯盟的操作方式也讓矛盾更突出。反對黨多次提出希望首相出席，但多次遭到拒絕。

有自民黨高級官員甚至以相對“現實主義”的方式承認：確實在盡量避免首相過于頻繁地去國會。換成更通俗的表達，就是“能少被問就少被問”。這種政治上的風險控制并不罕見，但問題在于，日本的預算審議歷來是公眾監督政府的關鍵窗口；一旦把窗口縮小，問責強度自然就會下降。

高市一方也并非沒有緣由。她在準備國會答辯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因為她堅持親自去修改官僚起草的答辯稿。預算審議期間多次熬夜，3月12日眾議院一場聽證會結束后，她甚至出現近一分鐘無法站立的狀況，外界普遍把它理解為嚴重缺覺帶來的身體反應。

這里至少包含兩層信息：其一，她對答辯內容的把控非常緊；其二，這種工作方式會把首相推到體力與精力的極限。首相的工作不可能長期靠熬夜硬扛，一旦在鏡頭前出現失誤或突發狀況，政治代價往往會被放大。

她同時對反對黨的質詢方式提出不滿，認為對方經常把議題帶偏，去提預算以外的問題；并且質詢問題提交得太晚，經常深夜才送到，甚至開會當天早上還在改內容。臨近開會才不斷改題目，會讓準備工作被動加碼。

今年3月，中間改革聯盟領導人小川淳也在預算委員會上詢問內閣成員是否觀看世界棒球經典賽，引發輿論嘲諷。類似問題在閑聊場景或許無傷大雅，但放到國會質詢里，就會被解讀成把納稅人的時間與資源拿來做段子。

但一旦用“對方不專業”來證明“自己可以不出現”，最終被削弱的往往不是某個黨派，而是問責機制本身。即便對方問得不夠好，政府也可以借助現場答辯把不嚴謹之處當場指出，并順勢把預算重點講透；相反，如果選擇不出席，公眾更容易形成“在躲”的印象。

高市更傾向于借助社交媒體去回應批評。她賬號粉絲超過280萬，確實具備很強的傳播影響力。她發帖否認“拒絕出席”的說法，解釋自己曾對自民黨參議院高層表達“有要求就會出席”，只是希望兼顧外交行程，可能被誤解；她也點名批評電視新聞對石腦油供應前景的報道存在事實性錯誤。

出席時間下降四成，不僅是統計表上的數字變化，也更像一種政治風格的外顯：更傾向運用可控渠道來講述立場。但預算案這類硬議題，原本就需要公開碰撞與反復追問；哪怕過程不夠體面，也比把討論搬到平臺上“各說各話”更符合制度健康。

預算案能快速通過是一回事，民主的賬能不能算清楚是另一回事。首相少去國會、更多在網上發聲，看似節省時間與精力，實則容易把公共溝通推向“我說你聽”的單向結構。成熟社會的底氣，往往就體現在那些并不輕松、但必須到場的問與答當中。這樣的在場感，高市以及日本政壇都需要更認真地去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