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C著作權保護案件的裁判方向演進

本文作者：常莎、姚倩倩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已經成為司法實踐中最具爭議性和前沿性的議題之一。

一、AIGC著作權保護案件的經典裁判

案例一：(2023)京0491民初11279號

在該案中，北京互聯網法院作出了開創性的判決，首次系統闡述了AIGC構成作品的條件。該案原告通過開源軟件Stable Diffusion，經過輸入提示詞、設置參數、反復調整修改等一系列操作，最終生成了一幅名為“春風送來了溫柔”的圖片。被告未經許可使用了該圖片并去除水印，從而引發訴訟。法院在審理中指出，雖然涉案圖片是由人工智能模型生成，但這并不妨礙其成為作品。關鍵在于，原告從構思人物呈現方式、選擇提示詞、安排提示詞順序、設置相關參數，到最終從多張生成圖片中選定符合預期的成果，整個過程體現了原告的審美選擇和個性判斷。這種智力投入不是機械性的，而是具有獨創性的表達。法院特別強調，技術的發展讓工具越來越智能，人的投入越來越少，但這并不影響繼續適用著作權制度來鼓勵創作。只要人工智能生成圖片能體現出人的獨創性智力投入，就應當被認定為作品。這一判決奠定了AIGC可版權性的基石，即作品性不取決于創作工具，而取決于背后是否存在自然人的創造性智力勞動。

案例二：(2024)蘇0581民初6697號

在該案中，法院對獨創性的判斷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分層。該案原告通過Midjourney軟件創作了“伴心”概念裝置圖，并進行了著作權登記。被告未經許可生產并宣傳了“愛心氣膜”產品，其宣傳圖中使用了與原告作品高度相似的圖片。法院首先認可了原告通過不斷修改提示詞、迭代圖片、進行個性化修改而生成的《伴心》平面圖構成美術作品，因為其在場景、環境、色彩及其排列組合等方面體現了原告獨特的選擇與安排。

然而，法院同時作出了一個重要區分：原告的著作權應限定為作品登記證書所載明的平面美術作品，而非半個愛心的立體藝術裝置。理由在于，原告的創作過程和最終載體均依附于平面形式，其并未就藝術構思進行實際落地。更重要的是，涉案圖片中的半個愛心氣球僅為簡單的紅色愛心的一半，且有眾多在先案例使用了類似創意，該設計過于簡單，不具有創造性，不應單獨評價為作品。這一判決清晰地表明，司法實踐開始對AIGC的獨創性進行分層保護，平面的構圖選擇和安排可能構成作品，但其中包含的通用、簡單的元素則被排除在保護范圍之外，不能因為整體作品受保護就當然壟斷其中的公有領域元素或思想。

案例三：(2025)滬0101民初14775號

該案原告主張其撰寫的六組提示詞構成文字作品，被告通過瀏覽原告在Midjourney平臺上生成的畫作讀取了這些提示詞，并使用這些提示詞生成了近似畫作發表在小紅書和出版物中，侵犯了其著作權。

法院在判決中明確指出，涉案六組提示詞不構成文字作品。法院從兩個維度進行了深入分析。從獨創性角度看，涉案提示詞雖然包含了藝術風格、主體元素、材質細節等多種元素，但各元素間僅為簡單羅列，缺乏語法的邏輯關聯，未形成具有內在結構的語言表達。關鍵詞組呈無序組合狀態，既無結構層次的遞進，亦無場景化的敘事順序。所選用的藝術風格、材質細節等均屬該領域的常規表達，沒有體現作者獨特的審美視角或藝術判斷。從思想與表達二分的角度看，提示詞的核心功能是傳遞創作需求，屬于抽象的創作構思，即“想讓AI生成什么樣的畫作”這一想法本身，這在性質上屬于思想范疇。而具體如何用線條和色彩去描繪形態細節、風格特點，或畫作要傳達的情感氛圍等，才可能構成表達。法院進一步指出，若簡短的指令、關鍵詞組合等類型的提示詞被認定為作品，可能導致語言資源的過度私有化，限制語言的自由使用，同時也會制約AI的創新生態，使AI獲取的指令和數據急劇減少。這一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它清晰劃定了“使用工具”與“創作作品”的界限，將單純的功能性、描述性提示詞排除在著作權保護范圍之外，僅保留了那些本身具備文學獨創性的文本成為作品的可能性。

二、AIGC著作權保護案件裁判邏輯

在權利歸屬和侵權判定方面，司法實踐嚴格遵循現行著作權法的既有框架，堅持人作為權利主體的原則，并適用傳統的侵權比對規則。在權利主體問題上，三份判決態度高度一致。人工智能模型本身無法成為我國著作權法上的作者，因為其不具備法律主體資格。作者只能是進行智力投入的自然人或法人。在案例一中，法院詳細論述了人工智能模型設計者不是作者，因為其智力投入體現在模型設計上，而非具體圖片上，最終選定圖片的原告才是作者。在案例三中，法院也要求原告必須證明其與涉案賬號的對應關系及創作意圖，回歸了傳統的著作權歸屬證明規則。

在侵權認定上，案例一與案例二均采用了傳統的“接觸+實質性相似”規則。法院通過比對圖片的整體觀感、元素構成，認定被告使用的圖片與原告作品在可供對比的部分高度一致，僅存在裁剪、添加文字等細微區別，整體構成實質性相似，從而判定侵權成立。

在署名權問題上，案例一中法院認定被告去除原告在小紅書平臺水印的行為侵害了署名權，這為AIGC領域的作者身份表明提供了司法指引。

三、未來AIGC著作權保護的裁判方向

綜合上述三起判例的演進脈絡，可以清晰預見未來AIGC著作權保護的裁判方向。

第一，司法將堅持以人為本的有限保護原則。只有體現了人類創造性智力投入的AIGC內容才受保護，且保護范圍嚴格限定在具體的表達層面，不延及思想、創意和公有領域元素。

第二，思想與表達二分法將在AIGC領域得到強化應用。構思和表達將被嚴格區分，單純的關鍵詞組合、通用風格描述將被歸入思想范疇不予保護，以防止對語言和創意的壟斷，維護公共領域的自由。

第三，案件審理將更加精細化、類型化。法院會區分平面作品與立體復制、AI生成圖片與提示詞文本、高獨創性表達與公有領域元素，并分別適用不同的裁判規則。

結語

總之，國內司法實踐中在AIGC著作權保護領域正試圖構建一個既能激勵創作又能防止壟斷的平衡體系。一方面，通過保護體現人類獨創性投入的AIGC作品來回應技術發展，鼓勵更多的人利用最新工具進行創作；另一方面，嚴格守住思想與表達的邊界，防止著作權制度成為阻礙技術創新和文化傳播的藩籬。未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相關裁判規則還將繼續豐富和完善，但以人的獨創性投入為核心的基本判斷標準預計將保持穩定。

常莎，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師協會文旅傳媒與體育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朝陽區律師協會文化與傳媒業務研究會委員。常律師的主要執業領域為：知識產權、娛樂法、民商事訴訟仲裁。在民商法領域擁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實踐經驗，精通企業知識產權戰略管理規則，能熟練處理版權保護、商標保護、知識產權侵權調查及訴訟、反不當競爭等相關領域的專業法律實務。常律師的主要客戶為影視產業上市公司、大型互聯網平臺、頭部藝人、知名直播電商企業等，為其提供常年顧問，影視文化項目合作、開發及產品投融資，知識產權管理、保護及反不正當競爭，藝人經紀及維權等法律服務。

姚倩倩，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實習生，山西財經大學法學碩士（研三在讀），同時經營自媒體平臺，專注分享法學相關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