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科高管薪酬暴跌88%，郁亮年薪從千萬跌至24萬

隨著房地產行業深度調整，房企高管薪酬體系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重構。

近期上市房企2025年年報集中發布，多家已經披露高管薪酬的房企數據顯示：曾經動輒千萬年薪的“打工皇帝”幾近銷聲匿跡，而能夠穩定發放百萬級薪酬的房企已屬少數。

那些仍處于信用風險之中、利潤大幅塌陷的房企，其高管薪酬持續下探，部分知名房企高管的年薪已降至普通職場水平。

從“千萬俱樂部”到“百萬元生存線”，房企高管薪酬的收縮，不僅是業績變化的結果，更是行業風險重新定價的體現。

郁亮去年在萬科領薪24萬元

曾經是高管“高薪標桿”的萬科，其高管薪酬的下滑已接近“斷崖式”。

根據近期萬科A(000002.SZ)披露的年報，2025年，萬科實現營業收入2334億元，同比下降32%，虧損886億元，虧損額較上年同期大幅擴大。受多種因素影響，萬科的風險尚未徹底化解，經營發展依然面臨嚴峻挑戰。

相應的，萬科的高管薪酬也在繼續縮減。2025年在萬科全職工作的董事、監事以及高級管理人員共獲得稅前報酬702萬元，萬科規定，在公司全職工作的董事、監事不領取董事、監事的職務薪酬，而是僅根據其在公司的工作績效領取薪酬。

其中，萬科董事長黃力平因已在公司關聯方領取報酬，因此其在萬科“零薪”。

已經離任的前董事會主席、執行副總裁郁亮（在萬科工作至2026年1月），2025年在萬科獲得的報酬是24.2萬元；已經離任的前總裁、首席執行官祝九勝，因為2025年1月已經離任，因此獲得稅前總報酬是2.1萬元。

即便是正常履職的執行副總裁、財務負責人韓慧華，年薪也僅為104.4萬元，與行業高峰時期已不可同日而語。

當年萬科業績和利潤處于高點時，萬科的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最高達到了千萬級。比如年報披露的郁亮在2019年和2020年稅前薪酬分別達到了1251萬元和1247萬元，祝九勝那兩年的薪酬也都在1120萬元以上。

2020年，在萬科任職的7位董事、監事以及高級管理人員獲得的稅前報酬合計達到了人民幣5819萬元，到2025年，這個數據縮水了88%。

轉折出現在2021年，盡管當時萬科的凈利潤達到了381億元的峰值，但是高管的危機感已經產生。那一年萬科8名董事、監事以及高管的合計稅前報酬相比2020年下降了50%，董事會主席郁亮自愿放棄其年度全部獎金，他的年薪從千萬級驟降至154萬元。

此后，隨著萬科經營情況的惡化和凈利潤的下滑，郁亮的年薪還在不斷減少。

據萬科2023年年報，在萬科全職工作的8位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自愿放棄2023年度獎金，此外自報告披露之日起，董事會主席郁亮、總裁祝九勝、監事會主席解凍自愿領取月薪稅前1萬元。萬科2024年年報則顯示，郁亮當年度稅前報酬總額為33.6萬元。

對于萬科來說，其高管薪酬的下行似乎還沒有“見底”。

部分高管薪酬相比巔峰期腰斬

與萬科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了金地集團（600383.SH）。

去年凈虧133億元的金地，其高管薪酬也在同步縮減。根據4月3日金地披露的年度報告，期內金地實現營業收入359億元，同比下降52%，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133億元。

報告還披露，金地集團董事長徐家俊2025年的稅前薪酬為199萬元，相比上一年的228萬元減少了13%。

金地集團董事、總裁、財務負責人李榮輝的稅前年薪為193萬元，同比2024年的217萬元也有所降低。

此外，金地多名高級副總裁的稅前薪酬都是169萬元，報告期內所有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稅前薪酬總額為1961萬元，同比降低27%。

而在2019年，金地集團曾給董事及高管共計發放薪酬6771萬元，當時的董事長凌克年薪達到了979萬元，徐家俊當時作為高級副總裁、董事會秘書，其報酬也有405萬元，是現在的兩倍。

相比之下，尚能保持盈利的新城控股（601155.SH），則呈現出另一種“溫和下行”。

2025年，新城控股實現營業收入530億元，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達到6.8億元，近年來，新城控股維持了業績和利潤的穩定。

因此，新城控股的高管薪酬也基本維持穩定。根據年報披露，新城控股董事長兼總裁王曉松的年薪酬達到330萬元，相比上一年減少了34萬元。董事兼財務負責人管有冬的稅前年薪為 336.79萬元，相比上一年僅減少了一萬多元。

新城控股稱，其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的制定，是依據人力資源部門制定的績效考核體系及高級管理人員擔任的職務及其崗位職責確定基本薪酬，再根據公司經營情況，參考同行業薪酬水平并根據所負責業務的經營結果確定年度獎金。

盡管新城控股是民營房企中少數尚未公開債務違約的，在房地產下行周期中也基本做到了每年都正向盈利，不過縱向來看，其高管薪酬水平還是受到了較大沖擊。

比如王曉松在2019年的稅前年薪曾達到600萬元，更早之前王振華當董事長時也是600萬元，當時新城控股多名聯席總裁和高級副總裁的年薪也站上了“600萬檔”，而現在王曉松的薪酬幾乎腰斬，其他高管的薪水也縮水嚴重。

房地產央國企發薪“穩字當頭”

當部分混合制房企以及民營房企經歷劇烈出清時，央企與國企則展現出明顯不同的節奏——一個“穩”字貫穿始終。

中國金茂（00817.HK）則是少數實現“逆勢增長”的樣本。2025年，金茂銷售額、利潤均實現增長，高管薪酬也水漲船高，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酬金總額達1325萬元，同比增長超過20%。其中，現任主席兼CEO陶天海年薪350萬元，CFO喬曉潔為307萬元。

地方國企同樣保持克制。中華企業（600675.SH）在2025年實現扭虧為盈，但高管薪酬并未隨之上漲，反而從699萬元降至618萬元。多位高管年薪集中在80萬至140萬元區間，且部分董事因在關聯企業任職，采取“零薪”安排。

可以看到，央國企薪酬體系更多與制度、考核和任期管理掛鉤，波動幅度遠小于市場化房企。在行業劇烈震蕩中，這種“鈍感”反而成為一種穩定器。

如果將時間線拉長，中國房地產行業高管薪酬的變化，幾乎是一部濃縮的行業興衰史。

在2016年至2020年的房地產上行周期，規模擴張與高周轉模式催生了大量“高薪神話”，那時候，千萬年薪在房地產行業并不罕見，部分企業甚至以股權激勵疊加現金薪酬，塑造出年入過億“打工皇帝”。

從近幾年的薪酬數據來看，房企高管薪酬已與公司盈利能力高度聯動，公司一旦虧損即大幅降薪，在部分爆雷房企，管理層象征性領薪甚至成為常態。

而從已披露高管薪酬的房企分類來看，市場化房企薪酬近年來出現了大幅波動，央國企則維持制度性穩定，形成兩條截然不同的薪酬曲線。

對于房地產行業從業者來說，高杠桿時代的高回報已成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更低增長、更強約束以及更長周期的不確定性。那些曾站在行業巔峰的高管，從千萬年薪滑落至百萬元甚至更低，其背后不僅是個人收入的變化，更是一個時代的退場。當“高薪神話”逐漸散去，房地產行業的職業吸引力也正在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