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lce & Gabbana 財務崩盤，從“筷子風波”就埋下了伏筆

（文/霍東陽 編輯/張廣凱）

在意大利時尚產業的敘事中，Dolce & Gabbana （下稱“D&G”）一度是最具“創始人意志”的品牌之一。

由Domenico Dolce與Stefano Gabbana共同創立的D&G長期保持著高度集中的控制結構：沒有上市、沒有外部資本深度介入，幾乎所有重大決策都由兩位創始人拍板。

不過，近日，外媒報道稱，因深陷債務危機，Stefano Gabbana已于去年底辭去集團主席職位，接任者為Domenico Dolce的弟弟、集團首席執行官Alfonso Dolce。品牌聲明強調創意層面的關系不變，但經營權已完成交接。

這一安排意味著Dolce家族全面接管了品牌的管理權，而持有40%股權的Gabbana雖然保留了創意總監頭銜，卻在企業經營層面被邊緣化。

這一人事變動被品牌官方輕描淡寫地稱為“組織和治理自然演進過程的一部分”，但背后卻是這家擁有41年歷史的時尚帝國正面臨的4.5億歐元債務重壓。

據行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奢侈品行業大衰退，全行業盈利暴跌，D&G已經觸發了債務違約條款。據外媒報道，Gabbana正在考慮出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份，以幫助品牌應對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

這對曾誓言“死也不賣公司”的米蘭雙子星，終究在冷冰冰的資產負債表前低下了高傲的頭顱。

這一系列變動不僅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更折射出在奢侈品行業整體低迷、地緣政治動蕩的背景下，那些堅持家族獨立運營的意大利品牌所面臨的生存困境。

與LVMH、開云等奢侈品巨頭不同，D&G始終堅持獨立運營。

過去二十年間，外界多次傳出其可能出售股權或尋求上市的消息，但均被創始人否認。對他們而言，品牌不僅是商業資產，更是審美表達與文化立場的延伸。

這種路徑在行業上行周期中曾被證明是可行的。

憑借鮮明的西西里風格、宗教意象與高度辨識度的設計語言，D&G在成衣、高級定制與配飾領域維持了穩定的溢價能力，并將產品線擴張至美容、酒店、餐飲、巧克力、家居等領域。

但問題在于，當行業從“需求擴張”轉向“結構分化”，獨立品牌的抗風險能力開始被重新審視。

過去幾年，全球奢侈品消費出現明顯分層。

一方面，頭部品牌在超高凈值人群中持續收割；另一方面，中間梯隊品牌面臨增長停滯甚至收縮。D&G恰恰處在這一“夾層”：品牌力仍在，但尚未形成規模化護城河。

2025財年，D&G收入雖然同比增長4%至19億歐元（按固定匯率計算實際下滑0.2%），但核心營業利潤從2024財年的8090萬歐元暴跌至3070萬歐元，實際營業虧損從1440萬歐元加劇至8240萬歐元，凈虧損更是從1360萬歐元擴大至1.168億歐元，凈現金流出高達4.53億歐元。

這種“增收不增利”甚至“越賣越虧”的局面，直接導致了品牌現金流緊張，不得不尋求債務重組。

去年，D&G完成了一筆3億歐元的貸款再融資，并將期限延長至2030年2月，同時從貸款方獲得了額外1.5億歐元的資金。有媒體報道稱，去年簽訂的融資協議主要用于發展美容業務。

該業務板塊此前由日本資生堂運營，但由于疫情前，該品牌在中國遭遇“辱華”風波，業務全線低迷（2018年11月，D&G為上海大秀制作的宣傳視頻《起筷吃飯》因涉嫌種族歧視和文化挪用引發軒然大波，隨后創始人之一Stefano Gabbana在社交媒體上的不當言論更是將事件推向高潮），資生堂便將美容業務交還給D&G。

之后D&G的美容業務一直由公司自己運營，這意味著品牌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自建渠道、團隊和供應鏈。

加之近期地緣政治局勢動蕩，尤其是中東市場的需求滑坡，讓這家高度依賴特定市場的品牌壓力倍增。

在此背景下，財務杠桿的風險被迅速放大。一旦收入端波動、庫存周轉放緩，債務壓力便會直接傳導至現金流層面。對于一家沒有集團背書、也缺乏資本市場融資渠道的公司而言，這幾乎是“單點失效”。

過去十年，行業經歷了顯著的集中化進程。資本、渠道與供應鏈資源不斷向頭部集團聚攏，中小品牌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在這一過程中，“是否擁抱資本”不再是價值選擇，而是生存問題。

去年，在Prada新一代繼承人Lorenzo Bertelli的推動下，Prada集團收購了Versace。隨著Giorgio Armani的離世，其家族也在考慮通過股權出售來改變Armani集團的運營方式。

對于那些仍然堅持獨立路徑的品牌而言，問題不在于是否優秀，而在于是否具備足夠的規模與資源，去對抗周期波動與結構轉型。

2026年的這個春天，D&G站在了十字路口。一邊是41年的品牌傳承和獨特的意大利美學，另一邊是殘酷的商業現實和沉重的債務壓力。

無論最終走向何方，這個案例都將成為奢侈品行業研究的重要樣本，提醒著所有品牌：在變化的市場中，沒有任何傳奇能夠永遠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