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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腫瘤的預防、篩查與診療,可當疾病降臨自身,終究也要褪去醫者身份,做回被命運裹挾的普通人。
本文的主人公是一位頂尖腫瘤醫生,他用自身經歷回答了一個問題:當一個每天告訴別人“不要放棄”的醫生,自己被告知“無法治愈”時,該怎么辦?
撰文 | 燕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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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檢結果出來了,傾向于肺癌。”
2017年9月7日,美國密歇根兒童醫院腫瘤科主任杰弗里·陶(Jeffrey W. Taub)剛結束一場兒童白血病學術報告,在機場接到了主治醫生的電話。
這是癌癥第三次找上他。
作為美國韋恩州立大學醫學院兒科教授、密歇根兒童醫院腫瘤科主任,他整整做了30多年兒童腫瘤臨床醫生,從死神手里奪回無數孩子的生命。
但命運卻三次把他推到患者的位置上。17歲時罹患霍奇金淋巴瘤,37歲時查出甲狀腺乳頭狀癌,57歲時被確診晚期ALK融合肺癌,這是三種完全不搭界的獨立癌癥。
2026年3月19日,他將自己橫跨近40年的患癌經歷和感悟寫成文章,發表在了腫瘤學頂刊JAMA Oncology上。
這篇文章,既是一位腫瘤醫生的自我解剖,也是一面讓醫生同行和普通患者都值得照一照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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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陶(Jeffrey W. Taub)
3次被癌癥找上門
陶教授第一次患癌是在1977年,當時他是加拿大溫莎的一名高中生。
霍奇金淋巴瘤是青年人中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若早期發現,治愈率很高。醫生當時對他的父母說:“如果這輩子一定要患癌,那就選這種相對好治的。”
那個年代沒有輸液港、沒有好的止吐藥,陶教授靠多藥聯合化療方案和放療硬扛了下來。
他接受治療的地方,正是密歇根兒童醫院,后來他在這里工作了30多年,從住院醫師到主任。正是這段死里逃生的經歷,讓他決心做一名兒童腫瘤科醫生。
1997年,陶教授第二次患癌。37歲的他做了一個甲狀腺結節切除手術,術后的病理結果提示,這是一枚直徑2毫米的甲狀腺微小癌,幾乎不影響生命。
他曾以為劫難到此為止。沒想到20年后,癌癥第三次來襲且格外兇猛。
其實在接到那通電話之前,陶教授的身體已經在發出警報:他爬不動三層樓去診室,每年一度的環島騎行騎到一半便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夜里肩膀疼得睡不著覺。CT顯示,他的胸腔有大量惡性積液。
主治醫生看完片子,直白地說:“這是晚期,不可治愈。”
“我每天都在給家屬講希望、講堅持。但這一天,我成了那個被宣判‘無法治愈’的病人。”陶教授在文章中寫道。
值得一提的是,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在接受放療后,遠期發生甲狀腺癌、肺癌等繼發性腫瘤的風險顯著升高,這是放療的已知遠期副作用。
陶教授的三次患癌經歷,與這一醫學規律高度吻合。
“不查資料、不看報告、不自己治”
換成別人可能覺得,資深腫瘤醫生患晚期癌,肯定會自己查指南、對方案、找新藥、盯緊每一個檢查結果。
陶教授做了一個讓很多同行意外的決定:徹底放手,當一個省心的病人。
他不查肺癌文獻,不要第二診療意見,不看生存曲線,不讀藥品說明書,甚至不登錄電子病歷系統查看自己的檢查報告。
他把所有的決策權,全部交給主治醫生。
這不是放棄,而是清醒。陶教授努力當一個“不找麻煩”的患者,把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留給病人、家人和自己喜歡做的事。這能讓他睡個好覺,不會陷入焦慮,或是半夜盯著生存曲線胡思亂想。
更重要的是,他堅信一句話:不可治愈≠不可治療,關鍵是要找準治療的“靶子”。
命運給了陶教授一條生路。
分子檢測結果提示,他存在“ALK融合突變”。在非小細胞肺癌中,僅有約3%–7%的患者攜帶這一突變,比例很低,但它被業界稱為肺癌的“鉆石靶點”,因為兼具“稀有”和“有效”兩大特質。
目前,針對ALK突變的靶向藥已經迭代到第三代,具有極強的殺傷力。多數患者用藥后,腫瘤會顯著縮小或得到長期控制,讓晚期肺癌成為可長期管理的“慢性病”。
而且相比化療,靶向藥對正常細胞的傷害小得多,患者生活質量更高。陶教授只需每天早晚隨餐服藥,就能穩穩地控制住癌細胞。
“我對靶向藥很敏感。我越不盯著自己的病,就越能踏實地帶癌生活。”陶教授寫道。
一邊帶癌生活,一邊繼續救孩子
如今,陶教授確診晚期肺癌已有8年多。其間,他堅持上臨床、做管理、帶教學,繼續發論文、做課題,深耕唐氏綜合征兒童白血病研究。
這項研究是他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參與的美國兒童腫瘤協作Ⅲ期臨床試驗(AAML0431),在全球范圍內納入了204名患兒,是目前已發表的全球最大規模的唐氏綜合征合并白血病生存結局研究。
試驗結果顯示,通過專屬治療方案,患兒的總體治愈率達到93%,治療相關死亡率極低。這項研究前期結果于2017年發表在Blood雜志上。
憑借這些工作,陶教授曾獲得2018年底特律Crain’s Detroit Business醫療英雄獎(Health Care Hero)。他還擔任韋恩州立大學Ring Screw Textron兒童癌癥研究首席教授,并在紀錄片《那些在癌癥前線的人》中出鏡。
很多同事至今都不知道陶教授身患晚期肺癌。
這是他刻意低調的結果。他想用行動證明一件事:即便身患無法治愈的腫瘤,人依然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發光。
“現在,我更愿意把周末時間,花在陪老婆孩子排隊、玩迪士尼項目上。”他寫道。
前兩年,陶教授專程去英國倫敦、以色列,尋訪英國病理學家托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的足跡。正是這位醫學先驅,最早提出并命名了霍奇金淋巴瘤。陶教授還收藏了他寫于1838年的一封親筆信。
在JAMA Oncology的文章末尾,陶教授寫下這樣一句話:“對我來說,醫學從來不是一份工作,是命運,是信仰,是活下去的意義。”
他沒有講太多大道理。但他用幾十年的經歷回答了一個問題:當一個每天告訴別人“不要放棄”的醫生,自己被告知“無法治愈”時,該怎么辦?
答案或許是:少想“還能活多久”,多想“怎么過好今天”。然后,明天早上按時吃藥,穿上白大褂,繼續去救下一個孩子。
參考資料:
1. Taub JW. The Good Cancer, the Barely Cancer, and the Incurable Cancer. JAMA Oncol. Published online March 19, 2026. doi:10.1001/jamaoncol.2025.6342
2. Taub JW et al. Improved outcomes for myeloid leukemia of Down syndrome: a report from the Children’s Oncology Group AAML0431 Trial. Blood. 2017;129(25):3304-3313.
3. Jeffrey Taub, M.D. Crain’s Detroit Business 2018 Health Care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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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醫學界
校對:蔡 菜
運營:莉 莉
責編:汪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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